今年是前苏联和中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20周年。1991年8月19日，苏联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发动政变，软禁了改革派总统戈尔巴乔夫。虽然这次3日政变以失败告终，但苏维埃联盟的中央统治已经无法控制在平息政变的过程中强大起来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势力。
1991年12月25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并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体。苏联的解体对共产党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到今天。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徐友渔就此话题接受BBC中文网记者嵇伟的采访：
问：同样是社会主义大国，同样是多民族国家，更重要的是，同样是一党专政，在意识形态上压制公众自由，并垄断权力和经济利益，所以类似前苏联的巨变或解体，是否会在中国发生？
徐友渔：这要看“类似前苏联的巨变”是什么意思。我想，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这种政权的形式由一党垄断变成一个执政的基础是基于民意的政权，而且是通过舆论和讨论、通过投票来表现，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人类的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会走这条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变化中国也会发生。但具体的步骤则不一定相似。
问：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自上而下的革命》的作者大卫·科茨曾说，他在苏共还存在的时候问过一个苏共高级干部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那位苏共高官回答：“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科茨教授认为，这一回答明确无误地揭示了苏联解体的思想基础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员的人数和入党人数前所未有的高，但许多人是为了获得更多实际利益而入党的。这是不是也是中国政治巨变的思想基础呢？
徐友渔：我认为，和前苏联的情况一样，中国也有很多人的真实思想和他的政治身份是两回事。中国现在有七千多万党员，人数巨大，但他们信不信共产主义，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点和前苏联是一样的。不过我觉得这是不是巨变的思想基础则很难说，因为即使他不相信共产主义，但如果这个政权能维护他的既得利益，那他还是会维护这个政权的。
我觉得真实的信仰使得一个共产主义的政体发生变化是可能的，但它不一定会变到我们希望的理想状态。还是有一些很不好的政体，但它可以维护特殊群体的既得利益的话，这样来看思想基础就不是那么确切了。
问：前苏联解体后至今，虽然前苏东集团中的一些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发展都很成功，但另外一些国家却仍然在民主的称号下实行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利益垄断，比如俄罗斯就受到这样的批评。所以一些人认为前苏联巨变并不是中国发展的好模式，您对此怎么看？
徐友渔：这要分几个层次说。第一个层次，现在中国有些人要吓唬中国民意，希望中国不要发生健康的变化。他们把苏联（俄罗斯）的情况说得非常糟糕。但据我的研究和了解，俄罗斯的情况并不像有些人说得那么糟。它的民主宪政框架已经开始建立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它的今天应该是中国的明天。它在巨变后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其中有许多非常好的东西，这是中国未来一定需要实现的。所以我认为，不能把苏联作为一个中国不能学习的反面例子。
第二个层次是，苏联在变化中付出的代价很大，我们当然应该汲取它的教训，使中国的变化更加平稳，更加理性，更加有步骤，而不要太剧烈，尤其是不要让老百姓的生活受到剧烈变化和巨大冲击。如果我们对苏联的一些问题有充分的认识，比如它现在的现状，它现在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框架等，它仍然足以作为中国变化的楷模。
问：由于全球经济衰退，尤其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许多人认为中国才是救世主，美国也好，欧元区也好，似乎都得靠中国来解救。所以不光中国人，一些西方人都提出，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也能成为一个很成功的模式。对于这个理论您怎么看？
徐友渔：我丝毫不这么看。我当然也不会认为西方一切都好，中国什么都不好，这种观点明显是不成立的。但要说中国的模式可以成为下一步世界发展的模式，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很多西方人有一种自我怀疑、自我批评精神特别强的特点，他们一碰到问题，就会把自己的阴暗面说得很大。
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也经历过一个经济衰退和不景气的阶段，那时也有许多中国人，比如著名学者梁启超，就一反自己从前提倡的全面学习西方的观点，认为现在到了西方要靠中国人来挽救的时候了。但后来证明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