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有官员也要在民意调查里委屈地把自己归入“弱势群体”了。且看温州铁路事故之后,网上那一片谩骂,不是说他们“猪狗不如”,就是称他们“没有人性”;凡是想像得到的粗言秽语,几乎统统出炉了。然而,我却要替那些挨骂的公务员讲几句话。准确地讲,不是要替他们说好话,而是要想理解那“没有人性”的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
尽管今日信任缺失的程度大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我对人性始终保有一丁点的信心。我信的是什么呢?我信一个贪财若渴、好色如狼的大贪官在干了一整天的坏事之后,晚上回到家里看见熟睡的孩子时,双眼也会闪现一抹温柔的神色。我不相信他会教导孩子“做人不用真本事,最要紧是走后门”,虽然他一路高升靠的全是巴结行贿;我不相信他会告诉孩子“道德是骗人的,只要有权就有钱,女人爱怎么搞就怎么搞”,纵使他这半生以权谋私,淫人妻女。我相信即使邪恶如他,也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正直善良,长大以后不偷不抢。再退一万步,就算他把他自己深信的那套处世之道尽数传授给下一代,我依然相信他是无奈甚至痛苦的。他应该和我们任何人一样,具备最根本的是非观念和共通人性。
问题来了,假如想像中最坏的官员都还保有最起码的脆弱良知,为什么最普通的官员都还会给人看到他“政绩第一,人命第二”的决策表现?为什么广州一个地方官员会在慰问舍己救人的消防员家属时,说“恭喜你们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呢?如果这位官员家中有人不幸殉职,他能接受得了别人对他的恭喜吗?
从“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一直到“反正我是信了”,这一连串的“雷人”官话最能说明我想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关键不在于说这些话的官员真是白痴,就如同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官并非真的灭绝了人性一样。真正的要害是一个智力正常、也和你我一样天天活在社会之中的官员,不知怎么的就在某些场合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说了常人说不出的话,干了常人干不下的事。
套用近日一篇好文章的题目,这些人“脱节”了。脱节,但他们又不是真的活在第二个星球之上,而是在某些特定的时机和领域里面出离了这个正常的世界。就以说话“雷人”的官员为例。尽管这是一个信息相对公开、公众的要求也相对提高了的年代,但是这些人在他们成为官员的整个养成过程之中,皆没有一种活在大众目光之下的准备。他们或许会在公开场合说话,但那往往是一台编导演俱全的戏剧,没有任何意外的即兴。他们习惯了行礼如仪的掌声,以及从来听话从不表达不同意见的听众。换句话说,他从来不必顾及听者的感受,也从来不必担心听者的反对。久而久之,在这种情况底下,任何一个本来拥有同理心、同情心的正常人,也有可能变得傲慢自大,甚至傻到不知自己究竟说了什么话的地步。然后,你忽然把他丢到一个镜头四布、人人注目且人人都要发表闻后感的环境之下⋯⋯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脱节了。
推而广之,我们便能理解“政绩第一,人命第二”的问题,也不在于某些官员真的不理他人死活,而是人命并没有被纳入到“政绩”之中。百姓的身家性命平安无事算不上政绩,至少它不是短期内看得到的政绩;由于无法短期验收,所以它就很难构成官员升迁的有力凭据了。相反的,以世界上最高的效率盖最高的楼、造最快的车,却是短期内能看得到的政绩,也因此才是一个官员被上级注目的本钱。有些任内出过重大事故、死去多少无辜平民的官员,居然可以在去职后很短的时间内重返官场,甚且出掌相当于原职的工作。由此可知,不只保全人命不是他升官的因素,就连损失人命也不是他降级的理由。这不是某个人不理人命,而是人命根本不在这个系统里头。在一个大家都想要安稳度日的时代里头,你却用一套很有本钱冒险开快车的系统去主导大家的生活,这能不脱节吗?
很多人都在问:“中国,你能不能慢一点?”以目前的情况看来,答案就是很简单的:“不能”。理由很清楚,在这多数人都想慢一点的社会里,我还没见过有哪一个官员是因为他够慢而腾达的。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来源:香港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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