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停战以后，朝鲜面临的经济恢复和建设的严峻局面丝毫不亚于战争本身。
由于战争期间中朝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冲突，朝鲜对中国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信任和感激。因此，在战后经济重建要向中国伸手求援时，朝鲜人多少有些尴尬。
然而，让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深知中国在战争期间得罪了朝鲜，为了恢复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在朝鲜重建时期的最初几年，中国做出的援助承诺，在金额合计上竟然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朝鲜经济重建的三年计划取得了重大成功，1955年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约等于战前五年工业总投资的三倍，当年国营和合作社工业的总产值超过战前1949年水平的56%。
在此情况下，金日成提出了“主体思想”，树立个人权威，严厉指责莫斯科派的许嘉谊(许哥而)、朴昌玉、朴永彬和延安派的朴一禹。“从苏联回来的人主张学苏联的方法，从中国回来的人则主张学中国的方法。这种争吵是毫无意义的。”他说，“我们正在进行朝鲜的革命，而不是别的国家的革命。朝鲜革命，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工作的主体，必须使一切思想工作服从朝鲜革命的利益。”
金日成由此开始的一系列清除异己的行动，导致中朝关系急剧恶化。
金日成清除异己
朝鲜劳动党是在战前不久才由4个主要派别联合组成的，以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虽然人数不多，但占据了主导地位；延安派成员则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在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莫斯科派(来自苏联的朝鲜族人)和南方派(或国内派)虽势力较小，但也有个别领袖人物在党内很有影响。
还在战争期间，那些对金日成的地位和威信构成威胁的各派领导干部就开始遭到清洗。矛头首先指向掌握着军事实权的延安派干部。1950年12月，武亭因平壤失守被罢免，不久朴一禹、方虎山也相继被贬和被捕。
随后轮到莫斯科派干部。1951年11月，莫斯科派中最突出的人物许哥而因与金日成意见不合，被开除党籍，虽在苏联的干预下保留了副首相的职务，但最终还是被迫于1953年初自杀。
1953年8月，以李承烨为首的一大批南方派干部受到法庭审判，罪名是美国间谍、破坏南方革命力量和企图颠覆共和国。此案的矛头实际上是针对早在半年前就被捕的南方派首脑人物朴宪永的，两年后，最高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朴宪永死刑。
经过一连串的内部争斗，朝鲜党内各派终于都归附金日成麾下，朝鲜停战后不久形成的新领导班子，不仅增加了游击队派的金一，还有延安派的金奉、金昌满，莫斯科派的朴昌玉、朴永彬，甚至南方派的朴正爱。然而，分歧和矛盾只是在高压下暂时消失，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苏联外交部观察到，朝鲜停战后，中朝关系有“不正常现象”。如“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在平壤的战争展览馆，12个战绩展厅中只留给中国志愿军战士一个，而在其余的所有展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无关；“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国待过的领导工作者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等。
而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驻朝大使后，直到1955年1月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苏方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同志对朝鲜人的行为很不满(尽管没有公开表达过)，但他们对朝鲜人表现得很克制。”
这一切，显然都与金日成开展党内斗争，清除朝鲜劳动党内的亲中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关系。
“莫斯科派”首先遭排挤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风潮的影响下，金日成清除党内反对力量，首先指向莫斯科派。
1956年4月23-28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主要目的是进行人事调整，进一步消除反对派的势力和影响。会议既没有消除前一段广大干部对人事处理的不满情绪，也没有研究人民普遍关心的经济困难和生活问题，对朝鲜劳动党内严重存在的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现象，如全国各地都建立了他的纪念碑，到处可以看到他的肖像，电影、歌曲、著作都在歌颂他的英明等，更是只字不提。
金日成的长篇报告，除了赞扬朝鲜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成就外，就是反复批判朴宪
永等南方派领导人以及其他“分裂党的宗派主义活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以保证对金日成的忠诚和支持。在71名中央委员中，新选43人，上届保留下来的只有28人，在45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新选43人，保留的只有2人。
这次会议的人事调整主要是针对莫斯科派的，在代表大会之前一次审议候选人的中央会议上，金日成提出，有一些从苏联回来的干部已经接受了朝鲜国籍，又不愿放弃苏联国籍，为什么还要选他们当中央委员？对此，崔庸健愤怒地说道，既然他们脚踏两只船，就应该把他们踢出去。结果，这些人全部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
在代表大会后召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金日成又针对莫斯科派干部经常光顾苏联使馆的情况，特别强调了保守机密和加强纪律的问题，并规定从即刻开始，与外国人的一切联系必须通过外交部和外贸部进行。
这一时期，金日成党内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莫斯科派，因此对延安派显得十分宽容。
也是在这次常委会议上，金日成突然主动提出了朴一禹的问题，表示：朴一禹理应予以释放，但目前暂不执行。
对于延安派干部李相朝的问题，金日成也没有追究。李在战争初期曾作为金日成的代表住在北京，这次是从驻苏大使任上特意回国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会议期间，他曾两次给主席团写便条，建议讨论劳动党内部存在的个人崇拜问题。李提的建议非但没人理睬，还被金昌满叫去责骂了一顿。崔庸健、朴金等人甚至主张撤销其大使的职务。后来金奉出面找金日成，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李相朝才算躲过这一关。
李相朝回到莫斯科，立即于5月30日约见了苏联副外长费德林，详细报告了朝鲜党内的不正常状况，强调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实际上笼罩着整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缺乏集体领导，所有事情都由金日成个人决定。
李相朝说，对金日成的吹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朝鲜人民革命博物馆变成了金日成个人事业的历史博物馆”，甚至传说“金日成在儿童时代就已经开始领导朝鲜人民进行反抗日本的解放斗争了”。李相朝还指出了金日成在经济工作和使用干部方面及战争期间的种种错误，并多次强调，苏共中央必须尽快在思想和政策方面帮助朝鲜劳动党，特别是帮助金日成克服他那些危险的错误。
“延安派”被出卖
朝鲜劳动党三大以后，金日成为寻求新一轮外援而出访苏联和东欧各国。6月1日金日成离开平壤后，朝鲜党内对金日成不满的干部，包括金奉、崔昌益、朴昌玉、朴义、徐辉、尹公钦、金承化等人，开始四处活动，希望在8月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揭露和批评金日成的错误。
副首相崔昌益(莫斯科派)于6月8日秘密地单独约见了苏联大使伊万诺夫。崔全面报告了朝鲜最近的情况，特别是在干部使用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党内领导干部的任用，既没有照顾到来自国内、中国和苏联等各个方面的干部，更不是任人唯贤，提拔的都是那些没有文化、没有经验却专门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人，这也是造成严重个人崇拜现象的原因之一。崔昌益同样强烈要求苏共中央帮助改变这种状况。他说，对于苏联的建议，金日成一般都会认真对待的。
徐辉、尹公钦等延安派干部则私下串联，组织倒金力量，甚至取得了崔庸健和金奉的支持。当时对金日成政策的不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平壤市几万名工人受到波兹南工人的影响，也要组织游行。劳动党平壤市委5个常委中，有4人表示同情工人，为首的是副委员长洪淳宽。
对于金日成排除异己的做法，北京和莫斯科本来是表示过不同意见的。8月2日，苏共中央又通过使馆向劳动党传达了进一步的看法，希望金日成在检讨朝鲜党的一些错误做法时应表现得主动一些。
8月初金日成回国，崔庸健立即出卖了延安派干部，向金日成全面报告了国内的危急情况。金日成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方面，金日成、南日、朴正爱等人频繁与苏联使馆接触，一再表示完全接受莫斯科的批评，同时指责反对派人物已经形成了“反党集团”，他们的宗派和分裂活动将破坏党的威信和地位，造成危险局面。另一方面，金日成等人又找一些有不满情绪的干部谈话，采取威胁、利诱等手段分化瓦解反对派队伍。如说服金奉放弃了撤换干部的主张，迫使朴义采取了中立立场，派遣金承化去莫斯科学习等。此外，还使用警察手段监视反对派干部，对他们的司机、保姆进行审问，并急召出访的内务相方学世回国布置防范措施等。
经过一番努力，金日成取得了主动权。在8月21-23日召开的常委会议上，虽有一些不同意见发表，但最后的结论是：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犯错误的主要是许哥而和朴昌玉等人，对此“中央常务委员会将采取措施来予以清除”；根据目前调查的材料，没有理由对党的领导干部进行撤换。
8月28日，常委会议通过了金日成将在中央全会上做的报告草案。在报告结尾处，金日成提出党内“存在着派别和宗派活动残余”，号召全党加强警惕并与之斗争。
八月危机：“延安派”出逃中国
8月30-31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金日成按照预定程序首先做了常委会一致通过的报告，随后的两个发言均是表示同意的赞美之词。第三个发言的是延安派干部、贸易相尹公钦，他以“愤怒的揭发式语调”批评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尹的发言被多次打断，并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崔庸健甚至站起来大骂，会场一度陷入混乱。崔昌益起身想发言，为尹公钦辩护，但没有得到讲话机会。
面对如此局面，休会的时候，内阁副首相尹公钦、职业总同盟(总工会)主席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建材局长李弼奎等人商议后，感觉形势不对，便悄悄离开会场，潜往中国。
在以后的会议中，除崔昌益、朴昌玉表示赞同尹公钦的意见，几乎所有的发言都指责这种“反革命和反党”言论，并对上述几人的“错误”或“罪行”展开了猛烈抨击，崔昌益被说成是反党集团的首领和思想家。
第二天的会议作出决议：由于“从事反党活动”，开除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金刚四人的党籍，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同时解除崔昌益中央常委的职务，解除朴昌玉内阁副首相和中央委员的职务，上述问题均移交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审查。不久，朴昌玉被迫到东海岸一个小型锯木厂去当厂长，而崔昌益则被任命去负责一个养猪场的工作。
会后，“整个国家陷入大规模的搜捕和强力镇压之中”，很多党内重大问题遭到歪曲，呈现在全体党员群众面前的情形似乎是“一小撮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满的人策划了宫庭政变式的严重密谋事件”。9月1日，金日成到苏联使馆，崔庸健到中国使馆，分别通报了全会情况和所做决议。
9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外交部通报，有4名朝鲜公民在安东地区越过朝鲜边境并被中国边防军截获，请求中国政府将上述人等遣返回国。乔晓光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当场答复：这些人并非普通越境者，强制性将其遣返是不可能的。乔将这一情况向伊万诺夫作了通报，并询问苏联的看法。显然，中国政府此前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立场，而莫斯科此时的态度就更加谨慎了。
9月5日，朝鲜驻苏大使李相朝求见费德林并提交了他给赫鲁晓夫的信。李指责金日成对提意见的同志实行镇压，请求苏共中央干预此事。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朝鲜问题。会议决定，委托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经过“周全的考虑”后接见李相朝，并答复中国大使，苏共中央将委托正在出席中共八大的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交换意见。
在9月10日与李相朝会谈时，波诺马廖夫答复：苏共对朝鲜发生的事情表示忧虑，苏共代表团将与同样在中国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及中共商谈此事，但不会干预朝鲜劳动党的内部事务。对于李相朝请求苏共公开表态批评朝鲜劳动党的建议，波诺马廖夫拒绝讨论。
苏联态度的转变，促使金日成对在此前受到打压的莫斯科派干部采取了怀柔政策，将斗争的主要矛头转而指向延安派。
9月14日下午，朴正爱召集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干部开会，出席者约100人(占全部莫斯科派干部的2/3)。会议的目的就是宣布中央将改变对来自苏联的朝鲜族干部的态度，并为他们平反。
从金日成等人向苏联报告的情况看，与八月“反党”事件有牵连的，主要是延安派干部，不仅被看成是“分裂”和“宗派”活动主谋的崔昌益和徐辉，就连反对派中的最高层干部、党内元老(“老头子”)金奉，都是陆续从中国回来的。据说，金日成曾讲过这样的话：参与政变阴谋的人都属于延安派。因此，金日成才会改变对莫斯科派的态度，目的是集中力量对付来自北京的压力。
化解危机，中苏代表团入朝
9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与苏共代表团商谈处理朝鲜问题。米高扬建议中苏两党共同派人去平壤，了解情况。中共则对朝鲜许多同志无辜被捕、开除、撤职的做法极为不满，并直接指出，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
与米高扬“了解情况”的建议不同，中共提出，中苏两党派人去平壤的目的，就是“劝他们团结”，“收回成命”，恢复反对派的党籍和职务。“我们要对金日成说，我们不是打倒你，而是要帮助你，但是你必须改正错误。”毛泽东说，“我们也要劝那些被整的人采取和解态度，劝双方和解。”具体方法是召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中苏代表都参加；会议要作出决议，而且要公开发表。
毛泽东还对米高扬说，金日成对我们有情绪，不听中国的，这次主要靠你们了。米高扬没有明确表示意见，只说去谈谈看。毛泽东认为，这次去就要解决问题，但米高扬推说国内还有事情，不能过多停留。
接着，中共领导人又与朝鲜代表团会谈。毛泽东一开始就指出，朝鲜在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很严重”，并通知他们，中苏两党决定派代表团次日早上去平壤，要崔庸健也一同回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而不是要破坏你们”。
毛还说，对于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过去就有意见，例如朝鲜战争，开始就提醒过金日成不应该打，后来又警告他敌人可能从后方登陆。彭德怀和李克农甚至质问：朝鲜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还是你们发动的？
会谈中，中共领导人对朝鲜劳动党的批评非常严厉，指责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敌我不分，犯了“路线错误”，“党内充满恐怖情绪”。并说，我们可以叫跑到中国来的同志回去，但回去后一定要恢复他们的党籍和职务，把问题拿到党的会议上冷静地加以解决。显然，中共的态度比苏共更加强硬和明确。
米高扬和彭德怀等人到达平壤后，首先找金日成单独谈话，经过两次深谈，金日成原则上接受了中苏两党的意见。9月22日召开的劳动党中央全会作出决议，承认八月会议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者的党籍。
米高扬回到中国后表示任务已经完成，但中共认为：“问题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中苏代表团离开平壤以后，金日成不仅没有执行与米高扬、彭德怀达成的协议—在媒体公布九月全会决议(只在党内传达并在报纸上发了一个简短消息)，反而继续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迫害，以至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此外，关于释放朴一禹的协议迟迟没有结果，答应恢复尹公钦等人家属粮食供应的诺言也一直没有履行。尽管中国一再表示对于是否执行这些协议的结果非常关心，但朝鲜方面一直虚与委蛇，拖延不办，将中朝关系拖入冰点。
来源:《朝鲜清洗“延安派”揭秘——1956年“八月危机”与中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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