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络论坛看人论“忍”，论得挺好，加以整理，连带着我自己在“忍”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以《为善而忍苦者，才有真幸福》为题，发表出来。
一、胯下之辱和孺子可教是两种级别的忍。
宝剑，不但有硬度，还有韧性，这个“韧”和人性中的“忍”是内涵是相通的。宝剑的韧性有品质区别，人心灵中的“忍”性，也有层次不同的内涵。《史记•淮阴侯列传》所载，佩剑韩信不与顽劣年轻人赌命，从其胯下爬过，留下“胯下之辱”的典故。与此不同，《史记•留侯世家》还留下“孺子可教”的另一则典故，记载了张良承受黄石公老人刁难后得《太公兵法》的历史故事。这两种忍性不同。
韩信受“胯下之辱”这种忍，在当时被嘲笑为懦弱无能，可后来却因此得到了被刘邦登坛拜将，成为汉王手下大将军的机遇。由此可知，这种忍是人的一种大丈夫的刚强品质的韧性：能屈能伸，人生目标舍小求大，遭遇阻挠先退一步，于是挑衅少年得以活命，韩信则没有像《水浒》里的杨志那样成为牢中囚犯。这种忍属于儒家“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有志之士的有求之忍，最终死在吕后手上。
张良“孺子可教”这种忍，却是放下自我的无求之忍，因而成为得道之士。张良，战国末期的韩国少年公子，为报秦灭韩国之仇，以重金访求刺客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未遂，逃亡途中于下邳圯上，遇老人黄石公掉鞋于河堤下，命令他去捡上来，张良忍下的想打他的气，捡鞋给老人，又被再让给穿上，张良再照办之后，黄石公笑着说“孺子可教”，让他五天后来此相见，张良答应。约好的那天，张良来的时候，黄石公先在那里，责怪他来晚了，让后五日鸡叫的时候来，张良守约再去，黄石公又早来了，责怪他来晚了，再约后五天的半夜，张良提前去了，黄石公高兴地说：“这就对了”，于是授兵书给他，让他读，此后可凭此书指导君王建功立业。张良很相信，经常读，此后在秦末乱世和楚汉战争之间，成为以道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谋士，辅助刘邦开创汉朝的功劳不在韩信之下，稳定太子刘盈的地位之后，经常称病不出，自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潜心学道，不问政事。刘邦去逝后，吕后强令张良食邑到离世。
容不下韩信做王侯的吕后，却强要张良做侯，因为张良“无我无求”，看世间名利如浮云不动心。忍是一种心智功夫，韩信为大谋而忍，忍功不如张良丧命。
二、中华忍功慈俭后与直方大培育善良的理性。
中华文化由黄老道家修炼时代到孔孟儒家修养时代，基础就是“忍”，没有忍就没有“慈俭后”的无为不争的自然之道，也不可能有“直方大”的仁义道德。
《老子》（《道德经》）第67章讲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家修炼圣人无为道之总的方法，我概括为“慈俭后”。《周易》（易经）坤卦二爻爻词：“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儒家修养“厚德载物”君子品格之总的方法。从传说中轩辕黄帝到清朝最后的宣统皇帝，中国人的忍，都是道家和儒家在展示。
传说中黄帝、颛须、尧、舜、禹都是修道的帝君，如果像共工那样将战斗进行到底，在四千年前中国就有今日美国的辉煌。当时的埃及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都比拼军力，走马灯似的你灭我来我灭你，最后到波斯兴起时一个也不存在了。如果夏朝以前的炎黄子孙像埃及人那样征战和贪恋人间幸福，也可能早就被周边野蛮却有战斗力的东夷、南蛮、北狄、西戎给灭了，却因为帝君修忍功，征战适可而止，不掠地不灭族不搞种族奴隶制，使帝君时代一直延续到商朝。
周朝取代商朝，以王代帝，以宗法礼制封建型的等级伦理治国，可谓第一个新中国。两百多年后中国转入东周列国•半封建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礼崩乐坏，篡权、淫乱，不断开战出现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并带出百家争鸣：道家隐修显身，留下《道德经》和《黄帝内经》，分化出儒家、兵家，再分出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经过诸侯兼并、卿大夫专权、士大夫专权，在战国时代七个王国中，秦国最先实现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建立秦朝统治15年。统一基业被汉朝继承，从东汉到西汉形成汉族国家，本土道家、儒家和印度传来的佛教为儒家主导的“直方大”仁义道德，以君主制仁政理论模式，以皇朝为国家，传承到清朝。
中国历史从东周开始，呈现道家搭台、儒家演戏的特征。“慈俭后”的张良之类的忍，在辅佐君王、丞相的谋士、军师中出现，人虽不多，却唱的都是不平常的歌，从张良到诸葛亮、徐茂公、刘伯温等，都能在冲突之际以冷静的态度面对，先审视自己的过错，分析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是理性、善良和不怕吃苦。
三、君臣不忍是明朝汉族亡国的根本原因。
刘伯温是张良之忍的绝唱。从明朝起韩信的功利之忍越来越多，却走向变异，忍的背后不再有“直方大”的君子品格，而是伪君子的阴毒：“今天忍你，十年后整你”，韩信之忍太监化。后人谴责朱元璋残忍，却宽容了巨子不忍的强势。
有网友指出，明朝大臣经常以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指教皇帝，却不知道孟子以客卿做帝王师的时代已过了1000年。战国儒生“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用我的建议，我就留下做臣；不用，我就尊圣贤诵经，带我的弟子去。春秋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制约诸侯兼并土地、贪恋女色的私欲。尽管诸侯急功近利没采纳，但都知道说得对，只是目前打仗暂时用不着，都敬孔子为大贤，鲁国哀公尊称孔子如父亲。但宋元以后情况不同了，官员富难过三代，出生贫寒者靠科举得到官职，很强势，犹如今天应聘得到职位的公司员工，拿老板（皇帝）的薪水却说“我比你重要”，必然令老板（皇帝）窝火：拿我的俸禄还教训我？过分了吧！明朝皇帝当时就是这种心态。
明朝大臣以“民贵君轻”劝诫，站在国家的制高点上，让皇帝做的很压抑，有的学木匠去了，有的早朝时学商贩做小买卖去了，有的游江南玩去了。“民贵君轻”是对有忍性和能力的圣君提的要求。秦汉以后听得进并能身体力行的，只有唐太宗李世民。而明朝于谦、袁崇焕等大臣，清廉却气势强过皇帝，皇帝没有唐太宗的忍性和能力却有杀他们的权力，于是虽然有功于社稷，却被诬陷处死，袁崇焕甚至被老百姓咬死。李自城接管明朝皇帝权力，大将刘宗敏忍不住对名妓陈圆圆美色的贪欲，强抢而去。吴三桂则冲冠一怒为红颜，投降清朝引清兵入关。明朝汉族从君臣到民众都失德与天下，“己所不欲，强加于人”，背离儒家“直方大”恕道很远。所以清兵只用18万铁骑就横扫天下，强迫汉人男留长辫子、女裹小脚，这可谓上天借满族的征服，教训丢失了为善而忍而吃苦的美德的汉族。
明朝汉族儒生的重大变异是以讲道理强劝皇帝讲道德，却不再有“邦无道，卷而怀之”的隐退洒脱。满族的征服强迫汉人学忍，明朝巨奸强臣在清朝基本绝迹，才有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等能忍的经国大材。清朝有一个大家族，老少100人左右，五世同堂。清朝皇帝问其家长治家的奥秘，他说：就一个“忍”字。
这却是我40多年里不理解也不接受的，认为：忍气吞声地活，不如不活。我曾经倡导“不管伦理，先幸福着”，却不懂得幸福生活是“忍”中产生的，是清心寡欲的结果。幸福指数高，是忍痛割爱成就别人的结果。向往幸福的人是100%，能清心寡欲地受苦的人凤毛麟角。所以，幸福成了成年人的童话。现实社会中想当好官的人很多，却通常因为忍不住对名利情色的欲求，半途转入贪官团队。许多人在当老板以前说：“以后有钱了，要对员工好”，但当了老板以后，就跟以前他的老板一样了，甚至对员工更苛刻。有人说的好：好老板是“忍”出来的。急功近利马上求员工回报者，当不了好老板。道德水准的高低与明辨是非的能力成正比。能真诚舍己为人的人心地善良，能够吃亏。吃亏换来的是洞察人事的智慧：哪些人能信任，哪些人不能；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理性增进。
结语：善良而受苦的忍者，理性智慧，才有真幸福。
中华千古帝师孔子说：发乎情，至于礼。儒家礼教传统是理性的桥梁。家人之礼使情感本能在家庭中培育仁爱、孝心、忠贞等，逐渐转成清心寡欲的道德理性人。当今中国中年人不讲仁爱、孝心、忠贞等，情感很容易泛滥，办公室和社交场所的异性交往很容易成为念想，忍到难受时，心一横不管那么多，就越轨了。
为善而忍而受苦的道德传统，使中华民族以朝代为国家，在上古时代，在上天注视下一齐迈步的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爱琴海的四大文明消失后，还能继续延续两千多年。问题在于到明清时代礼教僵化，皇帝、族长、老师看到洋枪、军舰打进中国，目睹租界和教堂修建，不知道是宪政文明时代来临，普遍抵制。辛亥革命以共和制度推进西方传来的民权宪政，以求公平。儿女、女人求公平，抛弃孝道、妇道投奔延安，理性弃善良而趋于邪恶，只求“枪杆子出政权”和“笔杆子搞统战”，结果中共内战胜利，以人民名义占有国家，战天斗地整人。
共产党讲斗争哲学，最蔑视为善而忍而受苦礼教传统，公然宣扬社会敌对主义，以党性反人性、反道德，持续残害善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所在的时代的最文明的制度最先进，其实每个时代实行的都只是与当时人的道德水准相适应的制度，如此而已。人的幸福指数，皆因失忍为恶，而降低再降低。为善而忍受苦难者大智若愚，在忍让中，本能升华为理性，人格健全，才有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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