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运动也并非全无是处。有的人入了党升了官，有的人报了仇雪了恨。“火线入党”——入党升官，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云南省富民县公安局长王仕、检察长杨明、法院院长沈俊和县委副书记李义，因在1956年不同意县委书记把所谓的“破坏互助合作”的“漏划富农”、“反革命分子”李凤英逮捕法办的决定，时隔一年，县委书记就以“反对党的领导”、“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包庇反革命”等罪名，将他们统统戴上了右派帽子。老党员冯雪峰在三十年代与周扬有过争论，这次周部长给冯老革命送了一顶右派帽子，终于报了一箭之仇！
文聿在他的书中提出的几个问题：为什麽灾难连着灾难，周而复始？为什麽自残了英灵雄气，自息了挺进新世纪的壮曲？为什麽自残自害，批判、告密、劝降、迫害、处分……几乎成了生存的空气？花开似血，无数英烈追求的思想、信仰与创造的自由何在？人的尊严和人的崇高何在？他没回答，我读完了也没找到答案
反了右派，“左”就更可爱了。随之而来的是：拔白旗，交心——反保守，反右倾——大跃进——以阶级斗争为纲——给党员提意见就是反党，提了缺点就是对现实不满——最后迎来了文革。
毛泽东曾一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将国民党、蒋介石赶到那座孤岛上去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中国独立和中华民族解放的任务；第二件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完成了反修防修、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
最近，我重温了文革这段历史。师东兵的《文革史——告诉你一个真实的1966——1976》，按中共中央有关决议精神选录了当年报刊上的一些珍贵的资料。文聿的《中国“左”祸》也用了不少的篇幅记下了文革中一些令人不忍卒读的惨烈事件。
伴随反右倾、大跃进而出现的虚报浮夸风越刮越猛。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毛泽东不得不承认：有很多假话是上面逼出来的。毛泽东爱研究历史，而且善于古为今用。1959年，他看了颂扬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精神的湘剧《生死牌》后，在一次会上说：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并希望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海瑞是明朝人，而吴晗又是明史专家。他想再赶一回浪潮，写出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的故事》等文章，后来又应约写出了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出于对政治运动不可测的恐惧心理，在写海瑞时还为自己挖了条防空壕：在文末加上几段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话。没想到，皇历年年变。1964年，毛泽东听康生和江青说，《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何况那“骂皇帝”也会令某些人联想到“影射”一词。毛泽东历来都强调文化要为政治服务，从1950年起，就先后组织批《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新人口论》、《刘志丹》，他怎麽会容忍《海瑞罢官》这支“大毒草”自由泛滥呢？——文革中，不但将《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怒潮》《抓壮丁》《红日》《兵临城下》《林家铺子》《苦斗》《三家巷》等定为修正主义影片，对作者、编导、演员给以批判，连古典小说《水浒》也被拿来联系当时的政治加以大批特批——于是，江青就到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经毛泽东看了三遍，交江青送到上海发表。1965年11月5日，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旨意，纷纷发表不同意见。
龚育之写的《“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提到，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吴晗问题的要害在“罢官”——为这场斗争定了性：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1966年2月，中宣部对批判《海瑞罢官》所涉及的一些政策问题形成了一个材料，以彭真为首、陆定一为副，包括康生、周扬、吴冷西的五人小组（这个五人小组成立于1964年，其任务是指导全国的文化大批判、清除修正主义流毒）讨论后拟成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向中央常委汇报，中央常委通过了，又派人将《汇报提纲》送到武汉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也同意了。毛泽东还向彭真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二月提纲》于2月12日由中共中央批发全党贯彻执行。但是，毛泽东在3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和3月28日到30日的几次谈话中，又批评他自己曾经同意过的《二月提纲》，批评中宣部是“阎王殿”，提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师东兵的《文革史》中记下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5月19日，“五一六通知”发下来了，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题的社论，将《通知》内容向全国宣传。文革的序幕演完了，正幕揭开了！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据李雪峰在《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中透露，5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刘少奇主持下，听取了邓小平介绍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后，一字未改，一致通过的。“通知”批判了“二月提纲”，说它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撤销了“五人小组”，设立了以陈伯达、江青为首的“文革小组”。“通知”强调：“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被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善于运筹帷幄的刘、邓哪会想到，他们宣布设立的“文革小组”后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那些年，最高当局的文件、命令，都是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三家并列公布和下发），成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得力工具，成了残害他们的刽子手，也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工具，他们主持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竟是为自己备办的一根绞索。5月18日，会议继续，仍是刘少奇主持。林彪发表“五一八讲话”，先点了陆定一的名，邓小平就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会议。随后，林彪又点了罗瑞卿和杨尚昆的名。5月23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通过了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跟随毛泽东多年的刘、邓又何曾想到，他们把彭、罗、陆、杨掀倒了，紧步其后尘的竟是刘、邓、陶。
文革运动最精彩之处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造神，二是恐怖。
1965年，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他认为还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也就是对他本人的崇拜。林彪投其所好，找到了一条攀登权力高峰的“捷径”——在各种场合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竭尽所能奉承迎合毛泽东，率先在军队出版发行《毛主席语录》，还题词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毛泽东十分欣赏，把这本“语录”拿给安徽省委的领导说：这个本子不错。这本书共有23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5000字，还没有这个本子多。马恩列斯文章太长，还是短些好。于是决定大量出版发行，人手一册。林彪一有机会都要显示其“高举”“紧跟”的虔诚。据李雪峰回忆，每当毛一讲完话，林就马上说两句：第一句是毛主席发表了非常重要的指示，第二句是我完全拥护。有一次谈到中苏关系时，毛说苏要负90%的责任。林在一旁说：99%。文革初期，毛说不宜搞急刹车。林赶快接上：如果急刹车可能摔下来。他带头高呼“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是“在高指示”，“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他们手中的《人民日报》也一再鼓吹“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林彪的许多“言之必极”的神化毛泽东的讲话，使中国人民十七年来逐渐形成的对毛泽东的崇拜，变成了根深蒂固的迷信。坐在神坛上的毛泽东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最亲密的战友”刘少奇踢翻了，把林彪指定为接班人；林彪垮了，王洪文又被指定为接班人；再后来，又认为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这好似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中皇帝废立太子一样简单。
历史上的皇帝，只有文武大臣上朝时才山呼万岁，而那些年全国人民都得向毛泽东早请示晚汇报，都得连呼三个“万寿无疆！”——与古代不同的是，接着还要再呼三个“永远健康！”——他随便说句话，其效力高于党章，盖过宪法，可以把国家主席打进地狱，也可以把一个二杆子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圣旨”一下，天涯海角都要传达不过夜，都要集会欢呼。无论是高官，或是老百姓，都得对他“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家家供毛泽东像（旧时供的“家神”，“君”前还有虚拟的“天、地”，“君”后又有“亲”和“师”，如今，不讲天地良心，还要和父母、老师划清界限，当然都不能上“家神”了），人人捧《毛泽东语录》；个个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农民种“忠”字粮，养“忠”字猪；工人织“忠”字布，炼“忠”字钢。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了皇帝，建立了民国。当时有人在欢迎孙中山的小旗上称他“万岁”，遭到了他的痛斥。1945年庆祝抗日胜利大会，有人提出在大会上呼“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也遭到蒋介石反对。而在“人民共和国”里却到处都是“万岁”声，真算得上史无前例。有时历史真会开玩笑，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彭真被毛主席打倒了，第一个提出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刘少奇也被毛泽东打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