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鹤楼
古代文人多有题诗的习惯，但凡游览胜景、缅怀古迹，均要题诗以志之，表达感怀伤情之思，抒发凭古吊今之情。但是，诗人们的才思与情绪并非总能一意畅快地得到抒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又是什么原因致使“能诗者不敢措手”呢？
武昌黄鹤与虹桥芍药
唐代诗人崔颢曾游武昌，登黄鹤楼，但见胜景无边，一时百感交集，愁情郁结，感慨万端，于是题诗而去。诗曰：
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后来，大诗人李白行经武昌，也登上黄鹤楼观景。此时的李白胸中肯定也汹涌着古今多少情事，肯定也有一抒胸臆的冲动。然而，我们的诗仙坦言自己当时却成为历史的“失语者”。原来，他看到了崔颢的题诗，只觉自己眼前恢弘动容的物景与心中在兹念兹的情思，已为前人传神地抒写殆尽。明智理性而又虚怀若谷的李白，断断不会去做那狗尾续貂的蠢事。于是，有关当年武昌黄鹤楼题诗的具体情境，我们今天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及李白来，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云。”(辛文房《唐才子传》)
此事日益流传而成为文坛佳话。后世文人尽管难有李白的诗才，却多能识相地学得李白的处置方式。
据清人袁枚《随园诗话》记载，有位卢某人约集名士雅客二十余人一同观赏虹桥芍药，并希望各位发挥诗才，吟咏时景。然而，这一次文人盛会却被一位名为金司农的布衣拔得头筹。金抢先赋诗二首，曰：
看花都是白头人，爱惜风光爱惜身。
到此百杯须满饮，果然四月有余春。
枝头红影初离雨，扇底狂香欲拂尘。
知道使君诗第一，明珠清玉比精神。
众人明显感觉此诗立意之高，几乎道尽眼前的花景与人事，而且已对主人曲尽恭维之辞，若再续作，难免东施效颦之虞。于是，“一座为之搁笔”。
真难为了这帮文人。在诗的国度里，连李白都有不得已而失语的时候，更遑论他人。特别是，在公众场合题诗或作诗，好坏一目了然，如果没有自知之明，恐怕会遗人笑柄。东晋殷浩可为诗人们的前车之鉴：
“沈东阳《野史》曰：晋桓温少与殷浩友善。殷尝作诗示温，温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当出汝诗示人。’”(惠洪《冷斋夜话》)
想来殷浩肯定只是善清谈，而诗作估计不堪入目，因此以诗示人，才会成为对方要胁自己的把柄。这也就难怪诗人们见到好诗，纷纷不敢措手了！
汨罗江畔与真娘墓前
三闾大夫屈原以其诗才与爱国情怀，死后一直得到国人的尊崇。他怀沙自沉之处的汨罗江在岳州境内，当地人为其建了一座祠堂。文人们到此瞻仰、凭吊，都想题诗抒发自己对于屈原的认同与理解。唐末时，有位洪州府的衙前军将，曾题写一首七绝，道是：
苍藤古木几经春，旧祀祠堂小水滨。
行客谩陈三酹酒，大夫元是独醒人。
与前面所说布衣难倒众名士如出一辙，此处则是军将难倒了过往文人。诗对屈原一生理念的把握可谓得其神髓。“独醒人”既道出了屈原生前的孤寂落寞，也点明了其死后千百年来人们的自作多情。记载此事的宋人刘斧最后写道：“自后，能诗者不敢措手。”(刘斧《青琐集》)
虽说军将对行客滥行酒、滥题诗有所讥讽，但终究出以婉言，而下面要说的另一个题诗故事，主人公的讥讽则要辛辣、直接得多。
唐人范摅《云溪友议》有载，苏州女郎真娘被当时的人比作苏小小，她死后葬于虎丘山，行客文士在她的墓地上题诗无数。有一位举子谭铢对世人“重色”之风甚为反感，故题诗警示道：
虎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
何事世人唯重色，真娘墓上独留诗！
虎丘山下的坟冢数不胜数，而每一座坟墓亦都有一段可悲可叹的故事，为什么世人就独独在美丽的真娘的墓上题诗呢？这不是“重色”，又是什么呢？谭铢的诗戳破了中国文人怜香惜玉的“重色”情结，让他们在温情吟哦的面具下掩藏的一脸色相无处可遁，而中国文人又是最爱面子的，因此，“后人无复题者”。
同样在《云溪友议》中，范摅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邓仙客死葬麻姑山，人谓尸解。游人题诗多矣。有一少年绝不言姓名，但云天峤游人。诗曰：
鹤老芝田鸡在笼，上清那与世尘同！
既言白日升天去，何事人间有殡宫？
邓名稍减。”
大意是说，邓姓道士客死他乡，后葬于麻姑山，人们都说他是羽化登仙了，于是过往游人题诗者络绎不绝。但有一位自称从天峤来的少年游客，却题诗反诘道：“既然说邓道士得道成仙了，那人间为什么还有他的坟墓呢？”
少年一语中的，就如层层拨开迷雾，让人们见到了被遮蔽的真相。原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邓仙的声名，却是虚构出来的。而过往的题诗者不辨真伪，人云亦云，实是不知所云。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汨罗江畔那些景慕屈原的题诗者也好，还是真娘墓前那些怜香重色的题诗者也罢，都在道出真相的诗作面前搁笔了。他们不敢措手的原因，倒不一定承认诗才不如人，而是真相一经挑明，他们就永远失去了诗人的自作多情与人云亦云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