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之后的八月份从北京到加拿大来的。那么到了加拿大就投身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你投入到海外民主运动之后，基本上来说就被剥夺了回中国去探亲访友这样的权利。所以说从八九年一直到九六年七年多的时间当中，我都没有回过国。在这当中还包括我父亲于一九九二年的时候他去世我也没有能够回去。
那么实际上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我也不怎么觉得想家，因为一出来就特别忙，特别是投入到海外民运的这个运动当中之后呢，可以说是非常忙碌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占了时间、精力，也没有顾得上想家。后来一直到我爸爸去世的时候，就突然感觉到特别想家。尤其是在我爸爸去世之后我不能够回去跟他做最后的道别，等于说在心理上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么到九六年秋天的时候，一个是觉得出来这么多年了，一直很想回去看看；而且那个时候我妈妈还在国内还没有出来，我也很想回去探望我母亲；另外也看到当时在海外比较活跃的一些民运人士也有人回去过了，所以我就想我自己也可以试一下。
在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申办签证的时候也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很顺利的办了下来，当然后来知道他在给我批签证的同时已经开始在国内做了准备。那么我拿到签证之后就订了九月十六号的机票，那天而且是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中秋节。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很重视中秋节的，中秋节是跟家人团聚的这么一个节日，所以我特别选了这一天想回去跟母亲团聚。
飞机到了北京机场的时候我当时就被扣押了。当时我还觉得有点意外，一个是我想他们可能会允许我入境，可能会跟踪我，会找我。但是他们当时那个架势确实是挺让我觉得意外的，一个是在我一下飞机的时候就有持枪的武警在飞机前边，因为那个飞机是停在停机坪上了，然后在进边防的时候就被他们给抓了。
抓了之后就开始了一个有点像车轮大战这种方式的这种审讯，一直是审讯了将近二十四个小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他们暴跳如雷，有的时候又和颜悦色。一开始的时候是一屋子人，包括他们从边防的柜台把我带进一个房间去的时候，十几个人围着我。进了那个房间之后，屋子里站了一圈人。后来他们把我从那个房间带走，到首都机场宾馆去继续问话，在那个房间里一直是五个人陪同我。整个这个过程是相当相当折磨人。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表达了几个意思。一个就是说我说我是一个成年人，我不希望我所做的事情影响到我的家里人，因为一个是当时是我哥哥在陪我，从美国到多伦多陪我回去，另外我也知道我母亲在机场那边等着我。当时他们还说我们现在不搞株连九族那套了，我还跟他们开玩笑，我说那看起来共产党还是有点进步的，当时屋子里边的人都暴笑。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个株连九族这一套不但没有不搞，而且还似乎还更加的变本加厉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提出过希望跟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联系，因为我是持加拿大护照回去的。那他们就说政策方面我们来掌握。
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主要就是问我在海外都做了些什么，拿他们的话叫做说“反政府”的行为。我跟他们讲我说在加拿大反政府是合法的，他们就说我们说的当然是指你反对中国政府，我说我所做的一切从长远来说都是对中国有好处的。所以就一直这么来来去去的讲。
当中他们曾经逼我签署悔过书，让我说我到了加拿大之后对于所从事的人权、民运这些行动是非常后悔的，我所做的事情是因为受了西方反华势力的影响和胁迫，保证以后再也不做任何跟这些有关的事情了。当时我跟他们明确的讲，我说一个人的信念和价值观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我说我如果现在答应你们我也是在骗你们；而且如果我真的签了这篇东西的话，那我自己我是不能接受的，我不知道以后如何去面对我自己，我会因此而看不起我自己，所以说我真的不可能签这个东西。而且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专制政权是不可能天长地久的，总有垮台的一天的，你们也根本不应该这么死心塌地的跟它去效命。
他当中还曾经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揪着六四这件事情不放？因为当时我在海外是在主持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包括搜集资料啊，查找证人啊，包括给受难者家属捐助啊等等。那他就问你为什么揪住六四这件事情不放？我说共产党确实是开枪杀人了，确实是动用了坦克，确实是有这么多的受害者，你们不管我们管。而且事实上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社会对于这样的受难者也都是应该给予最基本的同情的。
当时那个人还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对越反击战的烈士我们也只赔了四百（好像是四百这么一个数字，因为现在过了很多年我不一定记的很清楚了）。当时我还跟他讲，我说那这么说起来你们知道是你们自己错了对不对？然后他就赶紧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反正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我在海外这些年做的这些跟民运、人权有关的这些做法来谈的。
但是到了第二天的下午他们就把我送回到了北京首都机场。当时我也是觉得很遗憾，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真的一定要这么做吗？那他们说这是上级指示我们没办法，因为你态度不好。我说我自己做了什么我自己也真的不介意，我自己做的都是公开的、合法的，而且我也是觉得很自豪、很有底气的去讲。但是我不可能去涉及别人的问题。
那么他们把我送回到机场之后呢，就让一个持枪的武警念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大体就是说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我就是在听这个声明的时候特别难受。因为我从到了北京机场，然后被他们关押、审讯这么长时间当中，我真的是一滴眼泪都没掉，而且我也基本上做好了心理准备，虽然有的时候他们暴跳如雷来恐吓我，我也一直是心平气和的在面对。只有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我觉得把我当成一个中国公民审了二十四个小时，那现在又把我当成什么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送出去。我就想如果我真的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的话，我真的不需要用这么多时间、精力、心血、金钱来去操心中国的事情了。所以就在那一刻特别难受。
后来武警就端着枪把我从旋梯押上了飞机，我也没有经过什么海关呀、边防呀，这些关口都没有经过。押进机舱之后我原本想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因为她们都不知道我怎么样了嘛。持枪的武警不许我走出机舱。后来还是那个航班的机长他让飞机上的一个服务员到前面出口的地方替我打了个电话。那个时候家里电话刚好通了，因为后来我听我先生说我从一抵达北京我家里的电话就被他们给拔断了。
那么我这样的经历其实在海外的民运圈也不算什么，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有相似的经历，也有很多人是经历了跟自己亲人的生离死别。特别是有一些民运的朋友出国很多年了，像有的人十几年、二十几年，当父母生病、故去的时候都不能回到身边去尽孝，也不能够跟父母做最后的道别。我真的是知道很多这样的人间悲剧。
我是想实际上利用人的亲情、友情、乡土情，思念亲人的这种人类最基本的这样一种伦理情感来胁迫人，对人进行这种要挟，然后迫使人去放弃自己的信念，迫使人低头，迫使人向一种权利不得不做出让步，这可以说是最最邪恶的一种做法。虽然说在当今世界上不自由的非民主国家还有，但是象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政权，它打破所有人类的伦理底线，它是不遵守任何它所签署的这些人权公约，它也去践踏它自己所建立的法律系统，而且不尊重任何人类的基本尊严和基本人权这样的一个政权，可以说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最大、最邪恶的这样一个政权。
实际上中国的很多老百姓从来没有做为一个正常的公民生活过，那么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基本权利，也不知道哪些权利实际上是上天所赋予我们的。比如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他都有权利申请护照。可是中国在人过去的许多年间都是没有权利申请护照。那个时候只有说政府部门派什么人出去公干的时候，才会临时给你办一个叫做公派护照，而且这种公派护照个人也不能拿在手上。那么很多年间是极少数的人有权利拥有私人护照。
到了八十年代之后才开始慢慢的在这些方面有了一些松动，特别是中国开始了所谓的改革开放以后，它必须要在一定的程度上要面对这个国际社会，在一些具体的形式上他做了一些调整。但是即便是这样，其实老百姓也根本没有能力掌握属于自己的这份权利。比如说当我当年出国的时候我还记得你要申请护照，你要有各种各样的证明啊，你要有你的各种各样的手续、文件。拿到护照之后你去办签证，办签证之后还要回到公安局去再办理一个出境卡，就是说要证明你这个人在政治上没有问题，在做一个第二遍的审核。在这点上对很多人都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心理压力。这个做法本身其实在极大的程度上已经是扭曲了中国人的人性。
很多中国人是为了说能够有朝一日摆脱这样的一种暴力政权的一个控制，他就宁肯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放弃自己的一些基本权利。比如说放弃自己这种言行、行为自由、说话、舆论、发表见解，自己的这种坚持理念，做一个基本正常公正人的很多很多这样的权利。那么甚至有的人长年下来心理相当扭曲。因为我出国之后我接触到一些还在国内的朋友，就经常发现这种情况。他们经常跟我说哎呀你在海外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能这样说话，我们不能这样做事，我们不能怎么怎么样。那么甚至有的人想尽了各种办法不能出来，他们最后是非常怨怒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有的时候觉得真的是很可怜，甚至包括我自己的一些亲属，我也是深深的感觉到这种可悲。
那么另外的一重就是说当许多人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力和权利出了国门之后呢，在海外同样要被限制。就是在海外你不能畅所欲言，你不能够自由行动，你不能够去批评中共这个政权，你不能够参与一些中共这个政权不喜欢的一些社会活动。一旦被人举报了，一旦被领事馆注意到了，一旦被中国政府发现了，它就有可能限制你回国去探亲、访友的这个权利。
那么当然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保存这样一份权利是吧？当我们的亲友生病的时候我们去探视，当我们想家的时候我们回去看望，当有生意机会的时候我们回去考查，或者当孩子要学习中文的时候让孩子回去能够有这样学中文的机会。这当中可以有许许多多的理由都会成为我们希望能够保留这样一份权利的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人就渐渐失去了公正，渐渐放弃了自己的原则，渐渐打破了底线，渐渐在海外就成为不得不去拥护这个邪恶政权的这样一个人。或者是成为一个沉默的，一个不能够发出任何声息的，一个个性不独立的隐形的公民。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些人打破这样一个魔咒，敢于说话，敢于表达意见，敢于自由的行为，那么很多人就受到这样的惩罚，不许回国。那么这样的一些人间悲剧真的是令中国人在生活中一节课、一节课在受这样的教训、洗脑。那么很多人渐渐的就觉得我何必呢？我何必要说话呢？又不缺我一个人，我何必要去跟它对着干呢？我何必非要去做一个正直、勇敢的人呢？这样那样的，这样下来之后就一点一点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正常人的一些基本的，还不仅仅是一些权利，而是放弃了做为一个正常人的一些基本属性。
所以我是说其实共产党的做法，不但在中国的境内是缔造了一个庞大的、无形的，一个没有任何灵魂，没有任何行为能力的，没有任何独立意志的人群。那么在海外，在国际社会他们也是制造了一个庞大的、没有公民权利的，没有国籍的一个难民群体。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在所居住国申请所居住国国籍的话呢，他仍然还是一个中国公民。但是这些人由于他们的一些言谈行为触怒了中共，那么就有可能被禁止延期护照、吊销他们的国籍等等，这些做法都是严重违反世界人权规定的。
那么这些人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甚至不如犯罪的人，不如在监狱里边的罪犯，因为在监狱里的罪犯还有刑期是吧？那么有的人他失去了人身自由之后他还有一定的公民权，那么有的人被剥夺了公民权利之后他也有一个期限。可是在海外的群体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才能够被归还这些权利，才能够重新拥有这些权利，他们可以说没有任何权利。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其实所有的一切，所有的这些人间悲剧，这些违反人类伦理，这些挑战人类基本尊严的这些做法都是因为这样一个政权，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政权。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一系列的人间悲剧，这些不能够保有自己的人性尊严，不能够去享有自己的基本人权，不能够去行使自己公民权的这些原因其实都因为这个邪恶的政权。因为现在这个政权它根本就无视任何法律，无视任何伦理，无视任何包括它自己签署的许许多多的人权公约。
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最大的悲剧还是说许多人在内心逐渐的形成了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可以说已经渗透到了许多人的血液当中。他已经习惯性的思维，不管遇到什么事，先想我这样想的时候会不会惹怒这个政权？我这么说的时候会不会惹的共产党对我进行报复？我这么做的时候会不会引起他们对我的惩罚？我这样做的时候……。很多人形成了这么一种思维惯式，在这样的一种思维惯式的趋使下，人渐渐确实是成为一个不能独立思想，不能独立行为，没有人性尊严，没有基本的道德规范，也不能够固守一个基本社会伦理的这样的一群生物。
我常常讲这真的是一个当今世界的一个大悲剧，因为它已经甚至不只是个人的悲剧，也甚至不只是中国的悲剧，它已经成为今天我们所处的国际大环境中人类所面对的一个深重的悲剧。因为你想想看，中国有十三亿到十五亿的人口，那么在整个国际的总人口当中呢，实际上中国人占了五分之一或者是六分之一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当这么多的人以一种极不正常的心态和行为方式在生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对整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带来的直接的影响是什么。而且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包括我们自己的亲人、子女等等所直接带来的影响，就是在让这种恐惧再不断的延展，在不断的生根发芽，而且甚至开始影响下一代。
那么现在很多中国年青一代人也从父母那学了这一套东西，来不来就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做，这个事情不能那么想，那个事情中共可能会不高兴。我经常在一些年青人，甚至二十多岁的人当中听到这种言论。真的是让人觉得一种深深的悲哀。
就是说如果中国人现在还不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不能够尽快的去破除笼罩在自己身上的这样一种恐惧的魔咒，那么中国人是根本没有可能获得自由，没有可能获得尊严和基本人权的。而且在这种环境下，在这种行为模式下，在这种处境下生活的话，其实我们甚至可以说都根本不是一种人的，不能够做为一种人在生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最主要的是一定要靠自己，很多东西要想透。就是说破除恐惧魔咒的群体不断的加大的时候，其实就是这种恐惧的魔咒在不断的失去效力的时候。那么破除了恐惧的这个群体不断的加大，不断的加大，实际上也就从根本上去削弱了中共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这种暴力控制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所以说我想中国人不管从一个民族的前途，一个国家的一种前途，还是从自己家庭的长远的未来，还有包括甚至自己最切身的利益，包括自己子女健康成长的这样一个环境，从任何一个角度出发，也应该从自己现在开始，尽自己所能去破除中共政权笼罩在我们身上的这种恐怖的魔咒。
好，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这些，谢谢各位朋友，下次再见。
来源: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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