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共党为患的惨烈
世称黄巢造反，曾“杀人八百万，流血三千里”，考之正史，此说并无所据。惟黄巢残忍嗜杀，则是千眞万确的事实。杨复光陈破贼事状，说巢贼“物无不害，恶靡不为”，已可见其为祸之烈于一斑。
闯献荼毒生灵，距今不过三百馀年，仍为家喻户晓之事。至今成都少城公园尚存有张献忠所书之“七杀碑”，其文为：“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以杀人为报天养人之法，是何理性？眞是匪夷所思。
共党以流寇方式起家，对于历代流寇，尤其是黄巢闯献，素极奉不崇敬，大有奉为“先贤”、“先烈”之意。其实他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他们这三十年来在中国所造的孽，虽起黄巢闯献于地下，当亦有自愧弗如之感。
大陆沦陷之初，港澳及各地华侨，对于共党表示好感及寄以希望的，可谓大有人在。然而仅只一两年的时间，人心为之大变，希望破灭了，完全变成绝望，好感消失了，完全变成咒诅。至今无论海内外的中国人，除去已失人性的共党中，形成“新阶级”的人物外，对于共党不存“时日曷丧，与汝偕亡”之想的，可说不可能有这样的人。
共党仅仅在一两年之间，使华侨对它的观感形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故安在？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他们太残酷，使人人觉得在共党统治之下，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所以才毅然决然的摒弃了对他们的幻想。
共党之嗜杀，不但数量上跨越黄巢闯献，其手段之惨毒，也有非黄巢闯献所能想望者。他们创造发明了许多酷刑，使受害者虽欲求死而不可得。三十年来关于这类事故的报导，俯拾即是，我们不但不忍卒听，而且也不忍备言。
单就杀人之多这一点来说，共党所造成的纪录，称得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江西剿共结束后，中外新闻记者到劫后共区从事实地调查者，颇不乏人，他们都很注意沦为共区之前和收复以后各地区人口的变迁，兹就手边所有资料，摘录数条如后：
一、黎川之新罗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后只存千人。
二、宁都县城原有居民约二万人，劫后只有八千人，约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害。
以上两条均见上海德文日报主笔Mr.SimonEberhard所作<贛省收復縣區視察記>。
共党由嗜杀而造成饥饿，由饥饿而促成死亡，也就等于慢性的屠杀。其被裹胁以去者，名之曰“工农红军”，其实是供给共酋人海战术充当砲灰之用的原料，也还是一种变性的屠杀。所以共党之残忍嗜杀，实在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何以一为共党，便如此嗜杀，而毫无恻隐之心？原因就是恻隐之心，是人性的一部份，故唯“人”才有侧隐之心。人人皆知共党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是不承认有所谓“心”的。他们认为“心”也就是“物”，人不过是血肉制成的工具罢了。所以把人用在经济生产上，就是血肉的机器，把人用在战争作业上，就是血肉的武器，而把人用在巩固残暴的统治上，就成了杀之以镇猴子的鸡了。总而言之共产党统治政策的一个最大环节，就是屠杀，这是他们一了百了的得意杰作。其所以敢于如此与古今中外一致拥护的“人道”观念为敌，没有别的凭恃，就因为他们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再则他们认为屠杀是造成恐怖政策的必要手段，而恐怖政策又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换言之恐怖政策的成功，就是共产统治的成功，所以共产党徒不愿意放弃屠杀，正如他们不愿意放弃统治和政权一样。
列宁曾说过：“我们不曾在原则上拒绝过恐怖主义，我们也不能这样。恐怖乃是一种军事行动，可以加以有利的应用。在某些时刻，它甚至于是必要的。”
这话说的太技巧了。岂止某些时刻，恐怖主义是必要的。自始至终，恐怖主义和共产统治就没有分过家。没有恐怖主义，共产统治既不能出现，也不能持久。
邱吉尔的回忆录上，记载他有一次问史太林：
“俄国在清党期间（一九二○到一九三○）有多少人被杀死或被永远驱逐？”
“一千万人！”史达林很坦白的回答：“这是很可怕的，……但这是必要的。”
以此类推，则大陆沦陷的初期，说被共党屠杀的人民，有三千万……之众，不但不是虚报，而且可能还有不实不尽之处。
三千万人的大屠杀，眞是旷绝古今的一次大屠杀了。
黄巢闯献嗜杀，并不讳言嗜杀，张献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扬其嗜杀。唯共党则不然，共党杀人，明明是师承列宁、史达林的恐怖主义，以遂行其血腥的独裁统治，却往往饰词造说以相掩饰，并多假托人民公意以行之，这种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残酷，而且卑鄙。以视黄巢闯献虽凶残而尚能表里如一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属下下。
所以吴稚晖先生批评共党，说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完”，最为要言不烦。比起黄巢辈的“物无不害，恶靡不为”来，可说是匪化的一种“大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