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政府权力大到拥有全国所有土地,其权力已经不可限制
尽管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改革伊始中国试图回避的问题,即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转型,已经越来越尖锐,没有回避的余地。宪政是中国绕不开的问题。
2月21日,在财新经济学家圆桌对话——“转型之鉴”上,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成钢提出,过去中国试图在不触动现有体制的条件下,以通融方法逐步改变中国经济,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是,现在这种做法已经走到尽头。”
许成钢进一步解释,无处不在的政府权力使得许多基本问题无法通过通融的办法解决。“在没有基本的体制转型情况下,政府力量不会自行削弱。”许成钢说。
从历史经验来看,宪政的前提是土地私有化。许成钢认为,英国和美国之所以爆发产业革命,一个基本的体制条件是,有相对平等的土地私有制和法律对土地私有制的严格保护。
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类似的经验。例如,韩国、日本和台湾,上世纪中叶均经历了快速稳定增长,其基本的特征是二战之后推行土地改革。土地给予农民,法律予以严格保护,从而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经历了长期、平稳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中国经济改革也起源于土地改革。“土地承包制是静悄悄的没有说出来的私有化,是一个不完全的私有化。”许成钢表示,这种私有化对农民土地产权没有法律上完整的保护,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没有土地所有权。所以,“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当有人发现土地有价值的时候,就有各种理由,并在法律帮助下,剥夺农民土地。”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从工业化为主,变为以城市化为主的发展阶段。许成钢认为,这个时期,土地问题成为中心问题,“中国无可回避”。他指出,当一个政府权力大到拥有全国所有土地的时候,这个政府权力已经达到不可限的程度,“宪政就做不到了。”
现行中国的法律规定,农用土地转为非农用,必须先国有化,这就给了各级政府土地垄断权。
许成钢分析称,中国大量社会经济问题都起源于国家对土地的垄断权,包括剥夺农民权力导致社会经济严重的不平等、包括政府垄断严重扭曲了土地供给,扭曲了房地产市场、导致高房价,还包括强制拆迁和以土地为核心的腐败。“这些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 许成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