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病复发，每隔一日即半夜疼痛醒来，是穿心锥骨的那种，剧烈的绞痛，时长一般达5到6小时，靠塞肛门止疼药才能勉强止住。
这个病半年前前突然得的，没有征兆，湖北中医院老中医熊敦善教授诊断为“背关节下部肋骨神经痛”，我蒙中医院针灸科冯斌教授精心治疗，疼痛减轻，大有好转的迹象，但很难医治断根。
人靠内在的信念和支撑活着。上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消费主义浪潮”，将人的一切“价值”物化和商品化，将人的非自由表达和生存状态——代之以全民自娱自乐的狂欢，追逐金钱的占有和身体的欲望成为主流文化潜心培育的标杆，对此，我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
“消费主义文化”被怀疑为是政体精心催生的“第二意识形态”，至今仍成为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的大敌。不仅仅如此，一方面是国民书写、表达及其他方面 诸多的自由被剥夺，另一方面，极度扩大化的贫富差距使“让一部分国民先富起来”的政策成其为了让极少数官僚、买办、奸商“先富了起来”，成为了特权阶层人 肉众生的盛宴。“娱乐至死”的谎言成就了已然破灭的平民幻觉，金钱粪土上堆积的海市蜃楼不过是现实中的又一“乌托邦”。
而我目前，最大的敌人便是这病痛，是我自己。至于我的小说、诗歌难以出版，甚至在网络上也时常遭到“修改”、删除——这倒在其次的。自由地书写和表 达，是我最大的意愿，于这个逻辑混乱的国度，当然难以成为现实。但是，既然我抱定了“为时光写作”的决心，这些，又何必要过多地去苦闷——庸人自扰呢！
人到中年，回眸自己的这半生，亦或者是就要完结的一生，甚是惭愧，也甚是追悔。因了上世纪的一场“民主运动”，你们知道的，就是他们早就已经定性的 那一场“动乱”，我的一位中学要好且才华横溢的大学同学一夜之间消失于人间，很可能丢了性命，她不是因绝望而如诗人海子一样地去卧轨，而是被他杀、被谋 杀！我的“下场”是：因了非自由表达的抑郁状态，看不到个人以及国家的前途，逐渐地淡出了青年时的理想和“文学”；我做了近20年只知道为柴米油盐去奔波 的“俗人”。
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就这么蹉跎了，丢掉了。我想着赶回来一些，我想着抓取到一些青葱岁月被埋葬的梦想。靠了一些积蓄的支持，我每日玩命地阅读、写 作。如此地耗损肌体，或许，被病魔和死神盯上，只是早晚的事。我想工作，病魔抓住了我，不让我如愿；或许有某些人某机器巴望着我早死呢，快死，免得留下更 多如匈牙利作家“卡夫卡”似的恶毒的诅咒。
自由地表达和写作，“无压迫地写作“，是每一位良知作家发自心底的夙愿，也是真实艺术和思想自古即遭遇到寒流的主因。文字狱自古有之，在这片土地 上，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当权者）甚至毫无人性地屠戮艺术家仅存的生存空间。高行健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他的作品并不为国内读者所知，即使得奖，也不能 在他的母语国家得到一定的认可和作品传播，这是哑语状态下一个民族绝对的悲哀……我不是在诅咒社会，更多的时候，而是自己对自己的诅咒。倘然只有“诅咒” 才能让我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倘然只有如波德莱尔“恶之花”的绽放才能让我深爱这个民族、留恋这片土地；倘然我的生命还在微笑，还能够微笑。
人若大病，或患不治之症，多想留下一些话，心里话。我重新写作时间不长，对个人荣辱早就淡然处之，说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也好，说关心自己孩子的未 来也罢，即便是某些“大话”、“套话”，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我不是“民主斗士”，也并不喜欢某些朋友给我安的这么顶帽子。而我在文学创作之余，一直 坚持写些“杂文”，一直在在关注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不能再这么由大小领导会上会下的讲话及维稳指示维持下去了。体制制造了腐败：领导会上冠冕堂皇， 会下欺上瞒下、贪污腐化，制造着一个又一个火药桶，堆积起来，将整个民族置于了更加巨大的火药桶上，危险啊！
我惮惧的是：民族的流血，血流成河的场面。此非危言耸听，“几人欢笑万人愁”的场景，在中国已非个别地区个别的城市或乡镇，近10亿人口被掠夺的事 实残酷地存在着，荒诞地恶讽着特色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民众的不满及冤屈无处伸张已成为政府看到、知道亦承认的事实，政治革新改良的契机一再地被错过。倘 然一个民族处于引而待发的危险境地，何谈个人的无虞和幸福？
中国一日不民主，一日难以获得世界的普遍尊重；一日不融入普世价值主导的国际社会，一日存在长治久安的顾虑。唯此道路，别无选择。
还有，功名利禄不过浮华尘土，我要与病魔斗争，坚强地活下去，或许能笑看到某些顽固不化、把持朝政者的下场。笑看到：我苦难的中国人人得享民主、自由的那一天，不再演绎暴力和对平民的屠戮，以及：古怪的历史循环。
倘然能够为我热爱的民族贡献一份微薄之力，不是我未出版的“文学作品”，或许却是这些常识性的语言。肺腑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