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学毕业生找工作越来越难。但各级党政官员却有安排子女就业的特权，有的官员甚至能为正在读大学的子女拿到“事业编制”，让他们直接进入党政机关。就此，本台记者石山邀请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和旅美中国学者程晓农讨论中国官场的太子党现象，及其享有的特权等问题。
记者：“中国现在网络上流传一个话叫做‘萝卜招聘’。这萝卜招聘谈的是有一些官员为自己的子女设身定做一个职位，从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说法里面引伸出来的。萝卜招聘当然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官方的媒体也发了很多文章批判。先问一下程晓农先生，你觉得所谓的萝卜招聘为什么会产生？又为什么会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
程先生：“所谓萝卜招聘其实是假招聘。也就是说并不是真正公开的所谓招和聘，实际是内部安插。但它只不过是用了一个招聘的虚假形式。如果它只是个别的、偶然的，它应该讲还不是一种社会现象。但现在的中国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现象。在中国被称为官二代的就是父母安排的就业（已经很普遍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其实就是整个社会的出路越来越窄。普通的民众已经没有正常的管道进入社会上上升通道的这种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对此相当不满。当然中国政府之所以批评这种现象呢，也是为了考虑不要激起太大的民怨。”
记者：“谢教授你觉得所谓的萝卜招聘，它对企业也好、对政府部门也好、对所谓的事业单位来讲，它有什么危害吗？有什么不良的后果吗？”
谢教授：“这是有的。如果企业很小，比如家庭企业你不招聘也没关系。你招聘你自己的丈夫、妻子、孩子去做什么都没关系。一旦这个企业有一定的规模比如说超过15个人，你面向社会的时候，你就必须有一个公平制度。当然，涉及到政府招聘必须完全公开，开放的。你中国出现萝卜招聘问题出在你上有政策，假如说上面真有政策的话和下面的对策又有一个翻版。一个监督的机制、一个举报的机制还不够完善。我们注意到确实有这个舆论好像在报纸的公开抨击这件事情。”
记者：“新华社的新华视点专门谈这个问题，他就采访了一些专家，这些专家认为在中国不缺乏监督的制度，也不缺乏相关的规定。它缺乏的是执行。”
谢教授：“这才是事实。因为任何一个外界人看来中国也有法律，也有宪法。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没有人去真正执行法律。这里还有一个整个社会的心态和整个观念的问题。所谓萝卜招聘一般人看来就是一个避嫌的问题。避嫌的制度没有普遍接受。而这种特权和权力的关系实际上反而现在是值得夸耀的东西。我们现在萝卜招聘是公务员。我们不知道以前比如工农兵大学生、入伍、提干都是这样。所以说整个社会对这东西实际上没有一种羞耻感。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他们可以肆无忌惮？为什么法律有了不需要执行？就是中国所有的报刊没有敢于揭露或隐瞒敢于提到的问题。”
记者：“对。在中国大学生里也流传这么一句话是在社会上找工作不是比学习成绩，是比老爸，比家庭关系。程先生您觉得既然在中国社会这个问题已经相当普遍，相当严重了，官方也三令五申在讲这个事情，那为什么还会越演越烈呢？”
程先生：“我想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处在中国的制度上。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本身就是依靠特权，讲究特权的。所以所谓的萝卜招聘其实是上行下效。那些中国的专家假装好像不知道这种事情，所以在装模作样的谈中国的制度。其实反过来可以问一下，难道只在基层才有萝卜招聘吗？中国的高干子弟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形式进入各种位置（所谓太子党）。我们举一个在８０年代的例子。陈云的儿子陈元在任西城区区长的时候就是这样安排的，就是靠父母的权势，政绩并不好。后来把他调到了人民银行任副行长。结果在人民银行内部连选党代会代表都被落选了。但即便是这样，他仍然能够被调到开发银行担任行长。这种情况在中国就像谢教授讲的一样官场上是被完全认可的，认为是正常的。我们再来看最近的例子，毛泽东的孙子连智能水准都达不到平均水平的人，也没有在军队服役过一天，居然就被任命为上将了。这很典型的也是萝卜招聘。从基层官员的角度来讲，它为什么理直气壮的这么做？我看到湖南省有一个财政局长写了个报告为党工作多年，所以我的儿子就应该被安排在财政局担任一个职务，并没有任何区别。上层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我们基层就不可以这样做？在他的权势范围内安排子女，他也觉得天经地义。如果中国真要纠正这种现象，那么必须是要从高层做起。但很可惜，中国的高层是完全排斥这一点的。甚至现在新一代的领导人本身也是通过这种形式产生的。”
记者：“谢教授您觉得呢？”
谢教授：“我非常赞成，赞赏程先生的分析。我觉得更关键的问题或对这个社会更加有害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媒体它大有揭示地在评判。但是我们发现没有结果，到此为止好像还是一面在评论，一面还在进行。”
以上是本台记者石山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教授谢田和旅美中国学者程晓农讨论中国党政官员的特权，及太子党阶层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