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围:李先生,最近,北大的孔庆东教授在一家视频网站作客时,发出“记者是中国的一大公害,要以法律武器打击汉奸记者”,“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某报系等媒体,因为南方某报系天天在诬蔑我们革命先烈,诬蔑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等言论。如此口吻,简直是官方发言人嘛,哪像是北大教授所发出来的言论?知识分子“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哪里去了?
李悔之:孔庆东先生不但是“世界上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的铁杆纷丝,还是北朝鲜“人类的太阳”、“二十一世纪的太阳”的铁杆粉丝!当今中国,忸忸怩怩赞扬金家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人不少,但敢于在公开场合理直气壮地赞扬 “金太阳”的文人,恐怕只有孔庆东先生一人了。您用“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来要求孔庆东先生,也实在太难为他了!呵呵……
龙兴围:这孔庆东现在是什么脸面也不顾了,一个北大教授,讲话的口吻,与“文革”时的红卫兵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嘛!没错,现实中国,确实有很多记者成为“公害” ——投权力所好,投强势集团所好,甘愿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吹鼓手……但孔庆东却不指责这些人,竟指责“南方某报系”中敢于为民鼓与乎,敢于为弱势群体请命的记者为“汉奸记者”,这是什么德性啊?可悲的是,他还有脸骂他人是“汉奸”!
李悔之:我早已说过:真正的“汉奸”,恰恰是那些家国不分,党国不分,天天骂他人是“汉奸”的人!恰恰是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在“不明真相”群众中挑拨离间、危言耸听,在公共场所颠倒是非、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无良文人!
龙兴围:李先生,我看到孔庆东“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某报系等媒体,因为南方某报系天天在诬蔑我们革命先烈,诬蔑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 这席话,真正想吐,信口开河。不,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像是一位教授说的话吗?孔庆东说出这一番话,不但是他的耻辱,更是北大的耻辱!蔡元培、胡适在天堂上如若有知,不知有何感想?
李悔之:孔庆东先生上述言论,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你孔庆东先生对“南方某报系”有意见,可以批评,可以“起诉”嘛。为何竟高喊要“全国人民”跟你一起“起诉”?这分明是“公民意识盲”嘛!
这里,我不禁想对孔庆东先生说一句:孔先生,当今十三亿“全国人民”,再也不像毛泽东时代的八亿“全国人民”了!——有太多人已经学会了用自己的脑袋思考,再也不会饿着肚子也高喊要“解放全人类”了!今天,极力赞美北朝鲜金氏王朝的中国人,绝对是毛泽东时代“好人”和“坏人”的比例——不会超过百分之五!
所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党民”意识极强的孔先生还习惯动不动打出“全国人民”的旗号,实在暴露出公民意识、法制意识的极度匮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而作为北大教授的孔庆东先生竟公然要“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某报系等媒体”,这实在令人难于置信。我真不知作为孔庆东老师的钱理群先生、作为孔庆东学生的余Jie先生听到这样的言论有何感想?
龙兴围:孔庆东更混的言论是:“南方报系天天在诬蔑我们革命先烈,诬蔑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可怜的孔圣裔,你不会连“诬蔑”一词的本义都忘了吧?果真如此——“天天在诬蔑我们革命先烈,诬蔑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中宣部的同志也坐视不管,岂不是严重失职?最可笑的是“诬蔑全体中国人民”,这那像是一位神智健全者说的话!有人说孔庆东是“北大醉侠”,我看倒像是一个喝得太劣质二锅头的街头疯子!
李悔之:呵呵,孔庆东先生现在是有点赤膊上阵,不顾一切的架势。
龙兴围:奇怪的是,这两天怎么没听到李先生您对此发表评论?去年您评论孔庆东言论的三篇文章就写得很好啊。您应当对此发表评论嘛。
李悔之:对孔庆东先生这类文人,实在不屑予之评论。因为纵然稍用独立思考能力的老百姓,都会对他的言论作出正确的评判,就更甭说知识分子了。
龙兴围:孔庆东敢于赤膊上阵,这实在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作为一位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纵然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也不能如此明目张胆,不能如此肆无忌惮嘛。没错,历史上太多这样的文人:为了过上“食有鱼,行有车”的体面生活,主动与朝廷在思想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成为“主旋律”合唱队的队员。当今中国,更不乏此类人。但像孔庆东这样招摇、嚣张的人,却历来罕见!我更注意到:孔庆东这人与张宏良不同——张宏良虽然是一位铁杆顽固派,但却不像孔庆东那样骨子里有圆滑、投机的一面:他不像张宏良那样极端、奋不顾身充当“红色坦克手”。比如张宏良骂“军机处”的“大领导”,就有豁出去的势头。而孔庆东则知道:纵然骂“军机处”,也只能点到为止!因而他不像张宏良那样,成为“主旋律”也不敢接纳、靠近的人。而是成为“主旋律”的香饽饽,抢手人物 ——又是央视等官媒的红人,又是各种场合的嘉宾……对此,不知李先生有何看法?
李悔之:这就是孔庆东先生的“高明”之处:极注意言论的尺度,知道要赞美谁,知道要骂谁;知道要迎合谁,知道要打击谁。
龙兴围:历史真有惊人的相似:清末北洋之初,北大有一位叫辜鸿铭的著名教授,他思想极为顽固,极力反对西方民主思潮,有“清朝最后一根辫子”之称。今天,北大又出了一位孔庆东。虽然,同样作为一位北大教授,与获得13个博士学位、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9种语言的辜鸿铭相比,孔庆东的才华实在不值一提,但他这些年所表现出来的“辫子思维”,却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时空相差近一百年,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竟发生了如此惊人的现象,对此,李先生不知有何看法?
李悔之:辜鸿铭与孔庆东表面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细加分析,却有着质的不同: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的辜鸿铭先生长期生活在西方,然而,一百年前的西方,大多数国家尚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有些甚至处于封建体制之下。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世性,西方宪政民主体制的优越性,还远远没有体现和发挥出来。作为长期生活在西方的辜鸿铭先生那时成为反西方文化、反宪政民主体制的顽固守旧派,并不奇怪。——因为西方民主体制的种种优越性,恰恰是经过这一百年的不断实践、纠正、改进才充分显现出来的。而正因为宪政民主体制在西方的巨大成功,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世性,才放射出炫目的光芒。
而我们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的是:自从马克思主义学说诞生以来,尤其是列宁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纵然在西方太多国家,太多人对“共产主义”也长期怀着期望、向往的态度。直到斯大林统治后期,随着真相不断暴露,人们才逐渐觉醒、觉悟过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彻底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谬误,更认清了列宁党国社会主义体制的本质。如果辜鸿铭先生今天犹健在,我想,有理由相信他的世界观、价值观会发生巨大的转变。
而孔庆东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现在令人难以置信的言行,骨子里并不是信仰问题,而是受极端实用主义价值观主导!——我绝不相信:作为钱理群先生的学生、余 Jie的老师,又是没有解决“饿肚子问题”的毛泽东时代的过来人(孔庆东有语:邓小平时代,解决了中国人饿肚子问题),孔庆东先生绝不会对极权主义的危害性毫无所知。如果说斯大林、东欧的悲剧和最终崩溃,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灾难,还可以找到“路线错误”等等可怜藉口的话,北朝鲜金氏父子和古巴卡氏兄弟的所作所为,已经没有任何藉口可寻了。然而,在朝鲜大使馆喝威士忌之时的孔庆东,却对“主体思想”大加赞美……此举虽遭到国人的嘲讽,但孔先生这些年与朝鲜同志的“友谊”却有增无减……所有这些,再也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孔庆东先生的所作所为,与信仰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他的“孔方兄”在作怪!认识到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孔庆东的所作所为,在当今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具有十分典型的代表性。只是孔庆东做得太“出类拔萃”而已。
龙兴围:孙中山先生有句名言: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作为钱理群教授的门徒,孔庆东应当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然而,这些年他却成了反民主,反普世价值的急先锋,他这样做,也太不明智了,甚至太愚蠢了吧?——他不怕日后遭报应吗?
李悔之:刚才说过,孔庆东的选择,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这里所指的“知识分子”,是中国特色的、约定俗成的“知识分子”。非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中极具代表性。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由于社会转型太艰难,使他们对民主前景失去信心。实用主义理性过于发达的文化背景,使他们选择了迎合和同流合污。不但孔庆东如此,纵然曾经受人赞誉的摩罗,近年也选择了思想“转型”!而摩罗的思想“转型”,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件灾难性事件。
孔庆东这些人绝非“愚蠢”,而是“精明”得很——在“特色体制”时代,他们的言行使自己在体制内风生水起,如鱼得水。而到了民主体制之下,他们同样可以唤风唤雨——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严格保护,而绝不会像现在的“异议”人士一样生活在恐惧之中。也就是说,到了那时,他同样可以宣扬共产主义理念(只要不宣扬暴力革命),比现在不知自由多少倍地痛批政府、抨击论敌。也就是说:他任何时候都不吃亏——任何时候都是公众人物,任何时候都是媒体的香饽饽!任何时候都“不差钱”!……这就是实用主义理性过于发达国度的悲哀。
——这,就是孔庆东敢于“赤膊上阵”挑战民主,挑战普世价值的奥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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