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不仅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而且在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链条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上承孔子思想之统绪，下启宋明理学之端倪，直接从人之内在心性出发，发掘他所理解的道德主体的价值和实现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张扬着自己的主体意识。
“仁”学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孟子继承了这一民本思想，并发展为仁政学说，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其仁政学说的核心。在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里，民比国家重要，更比君王重要，而君王则是三者中分量最轻的。孟子在他的仁政学说中再三强调：王道政治就是“贵民”政治，一切轻民、贱民、害民的行为，都属不义。所以，当齐宣王认为汤放桀、武王伐纣都是臣弑君的不德行为时，孟子反驳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还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可以看出在孟子的“民本”思想中，民之高贵，并不仅仅在于他们是统治者的群众基础或社会依托，还在于“以民为本”，乃是因为民有所本。民之尊贵、民之尊严、民之不可侵辱，乃是天理。如果君王违背了民意，那就违背了天意。更重要的是，这个天意，又是通过“民视”、“民听”来显现的。正如《尚书·泰誓》所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正是依据这样的资格和能力，天意与民意、天心与民心浑然一体，“人皆可为尧舜”了。
当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反复论证：社会上不同地位的人，是神用不同的金属造成的时候（统治者是用金造的，辅助统治者的人是用银造的，农人和手工业者是用铜和铁造的），孟子却一再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我与圣人同类，人人都有成为圣人的潜能。“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孟子·公孙丑上》）“舜，人也；我，亦人也”。“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不唯民与圣人同类，民与君主也同类。可以看出：孟子同孔子一样推崇尧舜。但孟子较孔子具有更强的独立人格意识。在孔子那里，圣人主要表现为一种范导目标，它很难为一般人所达到，孔子本人从来不敢以圣人自许：“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孟子则认为尧舜与一般人并无不同，他们是人不是神，人们通过学习、努力，是完全可以赶上他们的。很明显，在张扬个性主体意识方面孟子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孔子。孟子进一步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责任感，自觉承担起社会由乱到治的历史重任。这种气魄，这种志向，是理想人格的必然要求，也是孟子张扬主体意识的充分体现。
因为有了这种气魄与胆识，孟子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而且影响深远的理想人格理论——“大丈夫”理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正是有了这一浩然之气，孟子面对君王卿相，才能不卑不亢，保持自己人格的尊严与独立。孟子虽然四处游说诸侯，以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却从不以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人格独立为代价。他曾向弟子明确提出自己的游说原则，“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以高贵自尊的人格为基础，孟子在君臣关系上的论述，超越了孔子一再强调的“君君，臣臣”，“君使臣，臣事君”（《论语·八佾》）的君臣主仆关系，把君臣放到了对等的地位，强调君臣在人格上的平等独立。孟子如是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下》）为此他提出“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同上）的主张。认为对君主不能阿谀奉承，要敢于犯颜直谏，这才是真正的君子。“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对于那些以权势、地位相胁迫的发问、召见，孟子更是不屑应答，彰显了个性的尊严。他曾明确提出对有损士人尊严的五种提问坚决不予答复，即所谓“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孟子·尽心上》）。一次，齐王欲见孟子，由于礼敬未周，孟子便托病不见，坚持非礼之召不往，表现了他傲岸的个性，也将其主体意识宣泄到了极致。
正是以这种高度的自尊与自信为基础，孟子在君民关系上不仅提出了震聋发聩的“民贵君轻”思想，把民本思想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开启了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的先河。而且还把国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与发言权，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认为，贤者参政的推荐选拔权，不能只听命于国君，也不能只听命于权臣、大夫，一定要听取国人的意见。“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主张选贤要听取国人的意见，罢官和杀人也要听取国人的意见，“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下》）这种以国人意愿为旨归的思想，顺应了时代潮流，反映了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尽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不可能实现，然而却把春秋以来逐渐勃兴的民本思想推向了高潮，彰显了孟子的主体意识。
凭借着豪迈的大丈夫气概，孟子在战国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旋涡里，傲然屹立，不媚于世。他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处世态度。如天下有道，政治清明，仁政得以实现，有德者应积极入世，将内圣之道转为外王之治，依靠自己的官位来建功立业，从而为天下人谋福利。天下无道，政治黑暗，德性主体难以转化为政治主体，内圣通往外王之路被堵塞，士大夫则应不为“污世”所习染，不仅要独善其身，且能以自己的美行懿德来影响世人，即“修身见于世”。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对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孟子强烈的独立人格意识，在个性张扬的道路上较孔子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