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人何止千万。他们中有的当时就被处以极刑；有的冤死狱中；更多的是被判重刑后，在监狱里煎熬。
前些年，中国废除了“反革命”罪，许多死去及侥幸存活的“反革命”罪犯得到了当局的“平反”，包括一些著名的“反革命”分子，诸如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
然而，中国至今也还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没有得到平反。对于他们的冤案，当局不但没认错，甚至连一句体恤家属的话语也未曾表示过。这里，我公布一份反革命分子死刑判决书，让善良的读者们看一看“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庄彦斌的所谓的“罪行”吧!
从这份荒诞的判决书上，我们可以看到，我哥哥庄彦斌的所谓“反革命罪行”一共有两条：一是曾因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被拘押教育两年，释放后继续与人民为敌；二是自1972年10月以来，隐藏在家中地道内，收听敌台，并进行反革命宣传，书写反革命匿名信件，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阴谋策划叛国投敌。
当局就是依据这两条“罪行”，将我年仅32岁的哥哥处以极刑的。善良的人们能够想象么？如此草菅人命，却至今不给予“平反”。在毛时代，像我哥哥这样的冤案并非个别。
一
我的哥哥庄彦斌比我大9岁，他小时候十分顽皮，常常有被他打哭的孩子找到家里。凡是这种情况，母亲绝不护短，不但陪笑脸向人家道歉，也非常严厉地管教哥哥。哥哥也怪，谁也管束不了的野小子，在母亲面前却异常驯顺。母亲训斥他时，他站得规规矩矩，尽管过后他就把母亲的告诫都抛到脑袋后面去了。
我母亲轻易不动手打孩子，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过两次，母亲气急了，打了哥哥。一次是在我5岁那年，哥哥和他的几个伙伴在半圆河里游泳。为练习抢救落水者，他们几个十四五岁的混小子，扯着我的胳膊、腿，像抛包袱一样，从岸上把我抛到深水里。我在水里呛得直翻白眼，他们再像条泥鳅一样钻到水里去救我。这样的游戏已经重复过多少次了，终于有一次被母亲发现了。母亲大声惊呼，把哇哇大哭的我抱在怀里，哥哥和他的那一伙抢救队员却连衣服也顾不及穿就都跑掉了。
当天夜晚，我已睡在梦里，被一阵大声的说话惊醒。我睁开眼，只见爸爸手里拿着一根皮带，哥哥则只穿着一件裤头，笔直地站在地上。母亲大声说：“彦斌，你快认错，认错了我就不叫爸爸打你！”可执拗的哥哥就是一声不吭，爸爸激怒了，一扬手，皮带抽在了哥哥赤裸的身上。我不敢看了，用被子赶紧把脸蒙上。可是在被子里我也没有听到哥哥的哭声。
还有一次，哥哥乘爸爸和妈妈都不在家，溜进妈妈的房间，把大衣柜的抽屉拉掉，把6岁的我从抽屉孔塞进去，把妈妈珍爱的一个小红匣子掏出来。我不敢不听哥哥的，他对我可凶了，虽然有人欺负我时他会不顾一切地为我撑腰，但要是我不听他的，他会毫不客气地打我屁股。
我把妈妈的小红匣子给哥哥掏出来了，里边除了一枚金黄色的勋章之外，还有一个红皮日记本和几封信，及一张发黄了的照片。不巧妈妈赶回来，看见哥哥在翻动她最心爱的物件，这次妈妈可是真激怒了。她厉色地吼着：“谁让你乱翻大人的东西！”一扬手就打哥哥一巴掌，把哥哥的脸都打肿了。我看见哥哥的眼里噙着两颗硕大的泪珠，我则吓得哇哇地哭叫起来。这以后，哥哥似乎是懂事了，再也不翻妈妈的东西。
哥哥很有体育天赋，各项运动都很擅长，他的速滑纪录在我的家乡据说至今也没人打破。他尤其是篮球打得特别好，15岁那年，被选进黑龙江省少年篮球队，离开了家乡。后来又进了黑龙江省青年篮球队，成了省队的主力前锋。再后，为了能和当时在佳木斯评剧团当演员的女友团聚，他舍弃了在黑龙江师范大学的学业，到佳木斯市队打球，工作也随之迁到佳木斯医学院，当了一名体育教师。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本来就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哥哥随潮流而起，他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撑起了造反的旗帜。那时候，他真叫春风得意，被佳木斯市的36万工人推举为红色工人造反团的司令。1967年4月份，他作为佳木斯市的工人代表去北京参加五一劳动节观礼，途经家乡的时候，我曾和哥哥见过一面。那时我已经长大了，不再对他敬畏了。我对哥哥说：“你别太得意了，你在佳木斯市造反有理，可你看看咱们这个家都已经被造反派打倒在地了。”
我的父母虽然都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工作的干部，但剥削阶级的出身在那个时代是与生俱来的罪过。我在学校虽然品学兼优，但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能被打入另册。
文革中，我连参加红卫兵的权利也被剥夺，学校里的各个造反团队，都不接纳我。我天生要强，斗胆自己挑头成立了一个名字叫“一身是胆”造反团的组织，可不到一个月，便被红五类子弟给砸了。我的思想情绪极端低落，所以对哥哥说：“我们是革命对象，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动力，你还是适可而止，好自为之吧。”
哥哥当时也真诚地听取了我的奉劝，答应从北京回来，就及早抽身，不再瞎折腾了。可是，他从北京回来不久，便被牵到“6•30反革命凶杀案”中。该案是文革期间佳木斯市发生的一次两派武斗致死人命事件，死者叫宋胜范，是电机厂的工人，还有另外一名死者是军人。案件牵涉到我哥哥，他随即被军管会收押入狱，被关押的还有另外两名凶手，一个叫陈铁生，是佳木斯市第15中学的学生，另一个叫魏征明，也是电机厂的工人。这两人都惨死在牢狱中了，我的哥哥却侥幸熬到出狱，他在看守所整整关押了3年（他的死刑判决书中写：曾被拘押教育两年。实际不是两年，而是3年），1970年6月份获释。这3年里，他受到过多次酷刑拷打，有时把他的头用麻袋罩住，然后再打。这是他出狱后向我讲述的。
二
3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只见母亲的一头秀发，一寸寸发白，最后生成了满头霜雪。我也长大了，再与哥哥见面，我已经是长着一抹小黑胡子的大小伙子了。哥哥的变化更大，他已由狂热的巅峰跌落，再也不相信曾经信誓旦旦的真理了。哥哥获释之后，被监督改造，单位里的当权者都是原来的对立面，哥哥当然不甘受这份委屈。在监狱中，他与各类社会渣滓日夜厮守，良知日益麻木，残酷的现实迫使他堕落了。为了躲避监督劳改，他逃离了单位，想偷渡去香港，但被人告密而未遂。在押解回佳市的途中，在决意和他一起偷渡的女友的帮助下跳车逃跑，被一伙刑事犯罪分子搭救。从此哥哥与这伙搭救他的人为伍，在辽宁省从事投机倒把活动。两年之后，他的罪行暴露，为逃避追捕，秘密潜回到家乡藏匿。
哥哥从辽宁潜回家时，带回来一部红旗803牌短波收音机。他躲藏在家的那一段日子，每天都用这部收音机收听广播。香港有一家电台播送一个叫“听众信箱”节目，叫他听着了迷。那是台湾国民党在香港设置的，专门面向大陆作反共宣传，并鼓动大陆人给他们写信。受这家电台的蛊惑，哥哥按照播放的地址，写了一封匿名信。这封信的收信地址和收信人的名字，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是：香港九龙新浦港彩虹道2楼2号，石艳芬收。因为这封信就是我在黑龙江省南叉邮局为哥哥投寄的。这封信闯了天大的祸，一场灭顶之灾正向我家袭来。
1973年6月9日，全国挂号的“73•2•11”反革命挂勾信案件侦破，我和哥哥、父亲相继被捕入狱。一年半之后，我哥哥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父亲被判8年有期徒刑，而我本人则被当成了一个被宽大的典型，免予刑事处分释放了。但这是个精心编织的骗局，我的自由仅仅有3个月，1975年2月1日，我就又被抓回去，又重新查究出我新的反革命罪行，以至于最后判处我无期徒刑。
1974年10月31日是我哥哥被执行死刑的日子。那天全伊春地区召开广播公判大会，并组织伊春地区所有单位收听公判会的消息。我是在那次公判会上当场释放的。但我的哥哥却没有和我与父亲一样被押上审判台，因为他在临刑的前夜，用一个凉鞋卡子磨成的刀片割断了自己的静脉，企图自杀。详细情形是一个名叫黑小子的刑事犯后来向我讲述的，他是在死囚牢房里监护我哥哥的两名囚犯之一。他说：“你哥哥在接到终审判决后，曾平静地对我俩说：你俩放心，我是不会走上共产党的刑场的。我俩当时没理解他的意思。临刑前夜，他让我俩给他铺好行李，说要好好地睡一觉。我们当时绝对想不到他能自杀。他身上藏匿着一个用凉鞋卡子磨成的刀片，半夜时分，我们发现他的身体抽搐，赶紧掀开被子，当时他已经把脖子上的静脉割开了，血流不止。我们赶紧报告看守，经过紧急抢救，人虽然还没咽气，但已奄奄一息。”开宣判大会时，我哥哥已不能站立了，所以没能站在台上。但当局有办法，他们把我哥哥绑在一扇门板上，立在刑车上，在宣判他时，刑车从会场的主席台前驶过，然后直接驶往刑场。后来我们家属去看守所索要哥哥的行李时，起初狱方不想给，怕家人发现行李上的血迹。我们觉得蹊跷，执意要领回行李，狱方没办法，向上级请示，才给了行李。两个褥子上均有脸盆大的血痕，可见当时流了很多血。
哥哥留下一封遗书，原文是：“父母恩重，节衣缩食，积铢累寸，育儿三十年，原期诗书成就后，精忠报国，阖家欢颜。何期年方弱冠，浩劫席卷，受人蛊惑，起来造反。虽披肝沥胆，全抛私念；虔诚笃信此心丹！谁岂料，只落得容颜憔悴，皮开肉绽，身陷囹圄有3年。更可恨，那奸佞鬼魅，逼我进退难，异念差，上梁山，铸成千古大错。恨海难填，酿成终生憾悔，可谓定数使然。虽死无遗憾！只堪惜，二老霜鬓，稚儿童年，居家牵累，父兄同入监。丝丝缕缕连心肉，撕裂肝肠全抛闪！苍天兮！怒问不闻语？心似碎，谁见怜？奈何桥头愤何悔？黄泉路上恨岂单！把笔一曲成绝唱，犹似膝下拜慈颜！儿去也，二老休牵念！”
这封遗书是写在一个装药的纸袋上的。是在我和妹妹去探视父亲时，父亲乘狱警不注意，悄悄地塞到妹妹手里的。遗书上的书写日期是74年7月17日，也就是我哥哥临刑的100多天前。这封遗书是怎么辗转到了我父亲的手里，详情就不得而知了。
三
我在被释放的当天，就向伊春法院谭一琴审判员提出要为我哥哥收尸。可谭一琴当时板着脸，严肃地对我说：“家属就不要管了，尸体我们已经妥善处理了”。我当时是刚刚释放的小反革命，怎敢和审判员争辩，只能忍气吞声地任其“妥善处理”。
当时，我们家属是无法知晓“妥善处理”的内幕的。但苍天有眼，百密一疏。我家有个远方亲戚叫赵忠祥，论辈分，我还是应该叫他舅舅的。赵忠祥当时是伊春卫校（即现在的伊春市医学院）在读学生。他亲手参与了对我哥哥尸体的“妥善处理”。据赵忠祥后来向我家亲属透露：我哥哥的尸体是由他和他的老师亲手“妥善处理”，尸体是用大锅煮烂了以后，由他把烂肉剥离，骨骼由他的老师做成了骨骼标本供教学之用。赵忠祥不仅透露了点滴内幕，还告诉我们家属这个标本的编号，也道出了他剥离那具尸体烂肉时的真实感受。他开始时并不知道尸体是庄彦斌的，当事后知道了尸体就是庄彦斌时，他懊悔恶心得几乎把肠子都吐出来了。多少年以后，我们家属曾去伊春卫校找寻那件标本，但卫校的管理人员坚决不予配合，让家属去找伊春法院交涉。
在2000年，我和我的亲侄子就哥哥的尸体曾到伊春法院交涉过一次，但接待人员态度暧昧而且蛮横，答复说：“这件事查无实据，你哥哥的案件早有结论，但这个结论我们还不能向家属公布。你哥哥有罪这是事实，绝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苍天啊！这就是我那枉死的哥哥的“反革命案”在已经“海晏河清”了的时代得到的最后的答复啊！这件事由此终了，下面我还要讲述一个更让人心寒齿冷的事实。
四
我母亲的名字叫丁敏，是一位在抗日战争后期就参加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和许多那个时期的狂热青年一样，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给他们每人都颁发了一枚勋章，就是那枚铜质金黄色的解放勋章。我母亲很少佩戴这枚勋章，也不轻易示人。在母亲的大衣柜里，有一个红绒小匣子，这枚勋章和其它几件母亲所钟爱的物件就珍藏在这个小匣子里。每年逢建军节和“十一”时，母亲都把这个小匣子捧出来，在灯下用一条红绸布一边精心地揩拭勋章，一边陷入深深的遐思。这时刻是最庄重的了，每逢这时刻，哥哥和我都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母亲凝视着那枚勋章。
据妹妹讲述，1974年10月31日那天上午，母亲从广播里听到宣判哥哥死刑的噩耗，竟然没有掉一滴眼泪，她老人家只是痴痴地一声不响。听妹妹说，那天听完了广播，母亲就把她的那枚勋章拿了出来，摆在饭桌上，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枚勋章一句话也不说。
哥哥被执行死刑后大约一个星期，几名身着警装的公安人员来到我们家里。那时，我们家已被查抄多次，家徒四壁，卧病在床的母亲和年仅10岁的侄儿，靠每月每人8元人民币的社会救济度日。而年过18岁的妹妹，每日只好到家属生产队去干活，每天挣6角钱。一家人老少三口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警员来到我家，先是把一份判决书郑重地向母亲出示，威严的面容像块铁板样的冷峻。警员对母亲说：“根据伊春市人民法院74刑字第4号判决书，你的儿子庄彦斌已于1974年10月31日被执行死刑，现郑重地将判决书送达给家属，家属应签字。警员把判决书铺开、放在母亲病床旁的饭桌上。母亲用颤抖的手，接过警员递过来的笔，在签收回执单上签好了字。警员又朗声说道：“按照规定，家属还要缴纳二角钱的执行费。”“什么？”母亲闻言厉问：“什么执行费？”“执行费就是……”警员不好解释，只好含糊其词地说：“这是上级规定的。”母亲的眼睛似若喷火，她盯着警员问：“说清楚了，什么执行费？这是哪个上级规定的？” “这……”。警员说：“我们只是例行公事。”“例行公事？”母亲冷笑了，颤微微地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她走下地，走到大衣柜前用双手捧出那小红匣子，她把那枚金黄色的勋章捧出来“啪！”地摔在桌上说道：“你看，这个值不值二角钱，如果值，你们拿去吧，顶你们要的执行费！”
一个“无比强大”的政权，处决罪犯的区区二角钱子弹费，还要向那个已经肝肠寸断的可怜的母亲去讨要，这是令希特勒也望尘莫及的“伟大壮举”啊！写到此处，眼噙热泪的我除了寒心彻骨的悲凉之外，还能诉说什么呢？！
我哥哥短促的32年人生就这样匆匆地去了，他在九泉之下也一定是闭不上眼睛的，因为草菅人命的政府至今没有为他平反，甚至没有表示一句歉意。
2010年8月26日于法国兰斯
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