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转折关头。如果不能顺利度过难关，中国经济未来将面临失去的三十年，与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并肩，成为新一轮世界经济转型成本的支付者；如果能够同心协力闯过难关，建立独立的货币体制、以法治主导的市场规则扫除权贵机制，赋予普通国民发展机会均等“中国梦”，那么，中国不仅将有持续发展的三十年，还将有持续健康发展百年的后劲。
此次中国面临的经济危机，以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的方式呈现。货币争夺战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全球贸易对抗最重要的形式，自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纸币成为无根浮萍之后，货币对抗业已取代了原有的重商主义理念支配下的关税对抗模式。80年代以来，我们见证了拉美、日本、东南亚等一系列经济危机，所有这些经济政治战争无不以货币市场作为主战场。进入21世纪以来，货币战争主战场转移到中国，目标是人民币汇率。
对这场政治经济之争的严酷性不应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寄希望于美国国内不同的政治派别、寄希望于欧美之间的对抗，扩大中国经济在夹缝中生存的空间是不现实的。无论哪一派上台，无论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如何，美国的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共同的：民主党的出口战略需要弱势美元，共和党的发展金融生产力战略更需要向外资彻底放开的中国金融市场，两者殊途同归。
9月30日，美国众议院以高票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10月5日，日本政府与央行将银行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从现行的0.1%降至零至0.1%就是明显的标志。此举相当于直接封堵了中国加息之路，使中国、澳大利亚等国直面严峻的通胀压力。
思考经济问题，只有参照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两个向度才能周全。日本作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在日美经济出现根本利益冲突之后，率先成为炮灰，中国与美国的信任与利益同盟关系不可能超过日美，寄希望于美国某个政治家的仁慈，将成为天底下最不靠谱的赌徒。
中国经济疲于应对数重考验：汇率面临巨大升值压力，资产品价格泡沫尾大不掉，市场化遭到权贵势力侵袭。
全球央行达成新一轮妥协之前，人民币面临的压力有增无减。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计算结果，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民币低估了40%以上。9月16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国会众议院举行的人民币汇率听证会上暗示本轮人民币升值幅度至少应达到20%。按此幅度，在2005年汇改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总体升值 40%。
人民币一步到位升值20%，中国以出口主导、糊口为主的中低端制造业难以存活。我们绝不能以2005年中国央行第一次汇率名义汇率上升将近20%，中国制造业并未垮台为例，力证中国制造业能够承担20%的压力，别忘了金融危机之前沿海制造企业的倒闭风潮，只是金融危机之后的巨额投资才挽救了这个企业。
中国资产品价格高居不下，日本地产泡沫崩溃前，房地产总市值为当年GDP的2.5倍左右，美国次贷危机之前总市值为GDP的2倍，目前中国正在2倍左右，资产泡沫存在崩塌的巨大风险。
中国的市场化进程遭遇权贵侵袭，则体现在各个方面，从证券市场的投资腐败到公务员招生中的世袭现象，暴露出低效企业堵塞了高效民企的实体拓展空间，裙带关系粉碎了普通民众的“中国梦”这一经济发展的致命威胁。
汇率纷争源出境外，但与中国内部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外御压力争取缓冲空间，内推国内法治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才是重中之重。
中国必须有长远的战略思维，建立独立的货币体系与市场化的金融机制，把汇率压力转化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独立的货币政策应该超越于行政权力之上，独立的货币管理系统应该与行政机构独立并行，构建中国经济的有效防火墙。
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实行法治原则下的公平市场经济，打破垄断，向国内资金开放金融与实体市场，以活跃的国内市场抵销外需减少的冲击，以更有适应力的草根金融人才而非豢养的御用投资者参与国际竞争。
中国的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应对外汇支付绰绰有余，不必把绝大部分外汇集中于官僚之手，进一步放松结售汇机制，以藏汇于民的形式化解巨额储备集聚于政府的压力。与其用外汇储备为别国买单，不如藏汇于民，分利于民，让民众自己找到外汇使用的方式。
中国制造业不能承受汇率压力之重，原因之一是对民营实体经济的歧视性税收与市场准入政策，44%的民营企业涉及房地产，从珠三角到长三角越来越多的民间资金成为风险投资资金，成为资本货币市场的热钱，使民间财富使用方式越来越劣质化。新三十六条绝不能成为对民营企业的新政策秀。
面对美国政府的升值压力，德国坚决抵抗取得成功，日本顺从失去发展机遇。德国的做法是，扩大欧元区市场一体化保障内需，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用，建立完善的保障系统与严格的税收抑制资产品价格投机。
市场、法治与信用，这些普世价值观，既能让德国在汇率战争中获得主动权，也是中国获得未来百年发展的金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