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提出，不但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最近因为纪念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提出，不但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保不住，只能是死路一条。他后来在美国访问时，又重述了上述观点。这样，就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但是，胡锦涛在深圳30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却只字未提政治改革的事。而且，新华社又把温家宝的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删除和封杀。
党内有派
那么，现在有人问，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会不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呢？据我观察，不太可能。理由有二：一是五中全会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十二五经济规划，人事问题，即习近平升军委付主席的问题；二是如果五中全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那么，胡锦涛为什么在深圳的讲话中没有提呢？！所以，中共的政策仍然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
中共是一个独裁体的执政党，不允许党内有派。但是，党内无派这是不可能的。温家宝可以说代表了党内的开明派。他根据大量事实和经验教训，看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而且试图以邓小平的某些政治改革指示作武器进行宣传。这是可喜的一面。
但是，从目前现状看，中共已经形成为一个官僚利益集团，实际上，共产党已经变成官僚资产阶级政党，它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这从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贪污腐败成风，民间维稳和官方的打压，可以得到证明。可见，老百姓与政府的矛盾，对立和鸿沟是很深的，从而中国社会发展成为拉美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历史的经验
中国的改革开放虽已30多年，但其政治经济体制仍然是一种二元结构模式，即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一党制和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前者是斯大林，毛泽东的独裁政治模式，后者是吸收了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这二者是个自相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我在我的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书中曾经指出，它有周期性和阶段性，即在一定时期内，二者的矛盾是可以协调的，但最终必然会像南韩，台湾那样走向一元政治结构模式，即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模式。
但它在中国又有其特殊性：一是1989年中国发生了6.4屠杀事件，邓小平从此以后，只提经济改革，不提政治改革了。实际上是放弃了政治改革。他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是变成经济上的收买，即收买官僚，商人和知识分子。从而，经过30年的发展成为形形色色的不同利益集团和阶层。这些人只要求维持现状，而拒绝政治改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革他们的命，其利益受损。
江泽民还制造了一个所谓“三个代表”的理论，从而使各利益集团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胡锦涛上台后，仍然奉行“三个代表”的旗帜。不仅如此，在回归毛泽东路线方面，胡锦涛比江泽民更进了一步，如他提出要向北朝鲜和古巴学习，从党政分离的体制倒退到党政合一的体制,如省委书记兼省人大主任。其实，邓小平与毛泽东的路线的区别仅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体制方面实质上是一样的。二是南韩，台湾是私有制，而中国则是实行的所谓公有制。所以，从独裁政治体制转向民主体制更困难。
从中共的党史来看，中共13大的主题是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从14大到15大在关于政治报告中还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如15大报告中的第六部分。在中共从15大之后，一般不再提政治体制改革了。这与两个原因有关：一是与政府型官僚利益集团形成有关；二是与国内的不稳定的形势有关，特别是由于地方政府侵占农民土地和由拆迁引起的上访和农民维权运动有关。据有关媒体报道，每年维稳的经费超过军费的开支，闹事每年达4万多起。
改革者的下场
在中共党内，太子党集团和团派集团将对今后的中国的政治态势和政治改革的走向产生重大的影响。从目前来看，还看不清楚二者谁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兴趣。但是，太子党是偏重保守的，因为其有政治遗传基因，而团派一般没有家族方面的背景，一般是靠个人努力或集团的背景。
应当指出，中国的改革，不论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一般都不是出于自愿，而大都是因形势所迫，被迫而不得不改。例如，邓小平的改革，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中共执政党的地位，同时在当时如果不搞经济改革，则会使经济崩溃。
中国自古以来，提倡改革的人，一般都没有好下场。例如，古代的商鞅，王安石等。就以中共的情况而论，胡耀邦，赵紫阳的下场就是佐证。因此,在中共党内不论是太子党,还是团派都不敢轻易提政治改革。
中国建国已61年，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固然一方面成就很大，另一方面，也积压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和矛盾。中共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成就和错误交织的历史，究竟哪些正确，哪些错误，至今仍然是一笔糊涂帐。
例如，对毛泽东，邓小平如何评价，对胡耀邦,赵紫阳又如何评价？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可以回避，而一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怎么也回避不了的。还有，对6.4事件，对维权人士，对法轮功如何评价，等等。要知道，参与这些事件的当事人和肇事者现在还在。例如江泽民，李鹏等。他们及其党羽会同意吗？！由此可见，中国的政治改革，如果不改，则矛盾越来越大，难度越来越大，如果改革的话，则面临更严重的多方面的风险。这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艰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