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写《反思郭沫若》之后，对被树立的文化旗手郭沫若别样审视之后，引发不少批判跟进，也引来郭沫若的政治粉丝和同病相怜者的含混的辩护，希望今人考虑时代的因素，不要对一代文豪和学人郭沫若求全责备。我也来说说这个人。
一代文豪、一代学人郭沫若，被树为文化旗手，从现象上看，的确如此。郭沫若闽籍四川乐山铜河沙湾镇商家大族，遗传了父亲善于变通和母亲企盼发达的文化基因，学历从成都石室中学到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专业，受过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新潮的西方实证科研的训练。标新立异的天才和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北伐、流亡日本、抗日宣传、考古科研、埋首马列、选择共产党、文笔从政的多元经历相结合，成就了他弃医从文后事业有成并大成：从新潮诗人到政治文人、流亡学者、考古学者、马列史学家、中共科学文化弄臣合成的多情骚客。
从本质上看，郭沫若有颗中国人罕见的骚动的灵魂，性情外向难以接受礼教文明，更像法国、俄国19世纪晚期的革命思想家轮回，或者说就是19世纪的德国文豪歌德20世纪转世到了中国。如果可以这样思考，他的欧化行为，诸如拒绝虽父母包办却一生恪守妇道的妻子张琼华，断然不辞而别在他流亡日本孤寂时给他身体舒适、精神安慰、生儿育女的妻子佐藤富子（安娜，郭安娜），抗战时期始乱终弃于立忱之后却将其妹妹于立群娶为妻子不怕犯重婚罪，管不住下半身而随心所欲地跟彭漪兰、于立群、黄定慧等女性同居等做法，就可以理解了。
这位多情骚客心灵表现在外的思想文豪、才子学人形象，最终却只是个假象。对于医学、文学、科学等学问、技艺，对于妻子、情人等女人、家人，郭沫若都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却无力拒绝历史安排给他的红色文化旗手。中华民国给言论自由展示天才，郭沫若写得出大气磅礴的《女神》和《凤凰涅槃》；共工中国言论定向却给大棒与官位利诱时，居然也能写《李白与杜甫》，低眉顺眼地迎合“毛主席”的心思，非把杜甫拉下唐诗圣坛不可，明知是儿戏偏做老顽童。
郭沫若心灵骚动的自由和才华恣意的享乐，从1948年开始失去，从此成为共产党的枪手（先锋）型旗手，秉承共产党的红色文艺旨意，枪击其他颜色文艺。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檄文《斥反动文艺》，将同是文坛作家的沈从文、朱光潜、萧乾分为桃红色、蓝色、黑色，斥责为“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是“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相煎太急的严厉笔伐，21年前的1927年，郭沫若在朱德家里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早干过，他以“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和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等情绪化偏激语言骂蒋介石，蒋介石承受力强没事，却杀死了沈从文以创作呈现中华乡土美丽的心。郭沫若这次以笔当枪，再没放下，枪枪流血，统一“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一律为赤色：跟共产党走，拥护毛主席。
拿笔当投枪是鲁迅的绝活，中华民国邪恶第一。郭沫若凶恶可以伤痛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甚至还可以击倒胡风，却着实不及鲁迅邪毒。鲁迅“痛打落水狗”的共工族魂，能附在中华民国许广平之类学生和鲁迅的私淑弟子胡风等人身上，被当作华夏族人的脊梁。郭沫若没有附体的能耐。他声讨式的批判主要还是天定的宿命。历史安排全盘西化的新文化运动为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开道。初期，天才只要敢言，即可成名成家，学术研究有个样子即可，那时候诗人成学者、狂人成大师都很容易。如果鲁迅能如同佐藤富子活101岁，就会死在郭沫若之后，毛泽东30年的文槌和共产党“改造思想”的洗脑运动的先锋就非他莫属：当声讨颜色文学和批判胡适派、胡风集团、右派分子的革命枪手，做大跃进、大文革等红色文化的革命旗手。棋局天定，鲁迅短命，代替人郭沫若。
郭沫若，说白了，就是红色中国活着的鲁迅。这句话很让鲁迅的老中青粉丝心灵伤痛，包括曾经的我。但郭沫若从华夏中国的中华民国时代《女神》、《星空》、《战声集》等新诗创作，到共工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调寄十六字令》、《声声快》、《水调歌头》等打油诗游戏，前后判若两人却是不争的事实。《女神》等诗虽新腔左调，却还不失个人与生俱来的灵性。《调寄十六字令》、《水调歌头》等词牌里的诗句好似旧瓶新酒，假冒伪劣全无陈香，所谓“红透专深”、“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粉碎四人帮”等大众化政治口号全无灵性。这时候的郭沫若不过就是一个白发苍苒的老红卫兵。鲁迅如果想活，决不敢批毛骂共。
中华民国给了作家可以由着性情才华写出文字的很大空间，郭沫若才能发表新诗、檄文、马列史论。但他只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得是完全另类（政治类）写作：挺苏联弄出来的外蒙古独立，顺共产党的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耳朵，评判历史上的武则天、李白、杜甫。否则就不能发表，就是找伤痛、找身残、找死亡，要发表并获取荣耀就必须亲吻毛泽东。郭沫若在中华民国写成的《奴隶制时代》等作品，是因为对了毛泽东的眼才被允许继续出版。在共工中国，《中国史稿》也因为思想合乎党的唯物史观，郭沫若又自觉接受党性和毛泽东思想的改造，才被准许主持编写。这就是共工中国（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极权政治的力量所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工极权政治，主要特点是无法无天，极权即天，这彻底改变了郭沫若的晚年生活。1953年梁漱溟问毛泽东要雅量没给，毛泽东呈现的是不当礼教仁君慈父，只当极权魔神的心态：分期分批地将世人一律以暴力和谎言变成活鬼。郭沫若1955年振振有词地讨伐胡风反社会主义，同为左派却落井下石，地狱之鬼就是这样做的。郭沫若已拿毛泽东当神魔，所以做批胡风的活鬼先锋。郭沫若既然认定命中注定要在毛泽东这位极权魔君假神膝下讨生活，那就惟有打造政治文化的变脸功夫，接受谎言生活从中寻欢作乐。从1950年代奉旨批判胡适、胡风、右派起，郭沫若逐渐走出恐惧找到乐子，晚年成了红色老顽童。
1950年代之后，郭沫若的几乎所有的写作，包括学术研究，都在逃避恐惧游戏晚年，用辩证法玩事实和逻辑，用他包括甲骨文考古的所有知识，搭文化政治积木。郭沫若从没作为自由诗人和独立学者在共工中国活过。不过他善于变通和企盼发达的天性很快合了极权政治的拍，因此写出《我向你高呼万岁》、《赶上英国只需要十五年》、《钢，铁定的1070万吨！》、《咒麻雀》、《四害余生四海逃》等应景或即兴诗词，并不痛苦，称斯大林为爸爸，给赶英、炼钢定虚假时间和重量，咒苍蝇逃向英国、麻雀逃向美国、蚊子逃向日本、老鼠逃向西德，跟金庸笔下周伯通当好玩，不见得烦。以玩的心态看《清平乐》墨迹中“黄梁”的“梁”这个别字，褒奖毛泽东无心中简化了“粱”字居然被他说的头头是道。至于此后郭沫若出版《李白和杜甫》迎合毛泽东扬李贬杜，《水调》庆祝文革十周年的余音还在五个月后又《歌头》欢呼粉碎四人帮，全不顾十年前他主张“全部烧掉”自己几十年写的“几百万字”的作品的表态，不顾他发表《文革》一诗对“文革”到来的欢迎，更不顾他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一诗对江青革命形象的亲吻。
这就是郭沫若全盘西化反礼教后的活鬼生活。这位共工中国科艺两界首席弄臣，以科学院院长、文联主席、科技大学校长的身份，以华夏中国训练出的才华，去做红色枪手和旗手的力气活，活得像猪像狗更像鬼，生前死后被讥笑。华夏国民和共工党徒各有不同的顺从原则：国民顺父做孝子讲礼仪伦理，党徒从魔做活鬼玩人皮兽心。郭沫若60岁之后整个晚年，就活在党的高级御用文官的规定的角色中，没有自我，就连儿子文革中将死都没感觉了。鲁迅如果活在毛泽东时代，也只能这样。礼教敬天地尊长辈传统被毁，战天斗地整人，至尊就是极权魁首。
郭沫若，男，中共党员，比较学术化的维基百科开门见山这样定义。郭沫若真可谓一生为共产党和毛泽东而活着的人。在华夏中国成才，却混在共工中国。郭沫若并非丁东所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典型，其后半生也非性格软弱的晚年悲剧历程，仅仅就是历史安排的新文化运动供给红色中国的活宝：活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