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的中国农村、农民正在经历城镇化的变革，大量耕地因此被占用，如何解决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许多地方开始积极推行用宅基地和承包地换社保的措施，舆论对此反应不一。近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土地换社保”对农民不公平，是在制造新的不平衡。
应该承认，相比于过去长期存在的政府低价征地、变相征地，却不提供任何社会保障的做法，“土地换社保”模式是一种进步，如果考虑到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非一朝一夕之举，在此之前城市化的步伐却不能止步不前，那么公众对这一模式报以谨慎的欢迎应在情理之中，一些地方政府将其标举为“惠民工程”也自有说辞。但正如陈锡文所言，“土地换社保”的要害在于不公平。过去城乡二元体制造就了极大的不公平，对农民的权益带来了损害，如今矫正不公平又怎能用新的不公平的方式？
众所周知，社保与商保不同，它是政策性保险，是国家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的一项社会政策，具有公共服务的性质。所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社保都是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缴费相结合的办法，而且政府始终是最大的出资者，这也符合政府作为公共利益代表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定位。而在“土地换社保”模式中，政府和农民却是在实施一种交易行为，一方放弃自己在宅基地和承包地上的权益，另一方以提供社保作为报酬。显然，这种交易既与社保的性质不合，也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相悖。当然，从这一点出发批评“土地换社保”模式，并非表示参加社保的农民不该和其他公民一样，按一定比例缴费履行自己的义务，而是说农民是否参保，绝不应以是否放弃自己在土地上的权益为前提条件。必须明确，农民自愿参保，是其天然应该享有的权利，一旦为权利附加各种条件，权利必然变质，而有沦为“恩赐”的危险。
“土地换社保”模式当然要置于城市化加速的背景中考察才能见出问题的丰富性。中国最终要经由城市化走向现代化，这一点无从选择，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怎样避免大量农民失地所导致的社会隐患，值得深长思之。利用各种名目和手段，圈占土地，逼迫农民转换身份，是一个在数据上最容易见成效的城市化办法，但潜伏的风险不容忽视。让农民用土地换社保，也许部分出于化解风险的初衷，也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这种效果注定只是一个短期效应。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对农民来说，土地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一旦失去，如何生存，如何维持其对生活的最低限度的预期？难道要坐等若干年后养老金的发放吗？客观地看，城市会给进城的农民提供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但这并不足以打包票，金融危机中，高达上千万的农民工失去工作，不得不从城市退回农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试想一下，如果当初这上千万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都是“土地换社保”交易的一方，对社会意味着什么岂非不言而喻？对中国的农民来说，土地就代表着一种稳定感，这种稳定感既是收入上的，也是心理上的。
“土地换社保”模式对农民不公，也是对所谓“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的威胁。在这一模式下，地方政府的圈地冲动将更加难以遏制。而在付出这两点代价之后，城市化并未因此而获得实质的提升。早就有学者指出，当下一些地方政府的圈地冲动无非缘于两点需求，一是GDP崇拜，二是方便在银行套现，化解地方债务。奔着这两点而去，“城市化”将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可以想见，失地农民“被城市化”也完全可以预料。在城市化成为人类共享经验的语境中，重复一些常识也许还是必要的：圈地不等于城市化，在原来的庄稼地上长出了气派的楼房，也不等于城市化。缺乏产业的支撑，城市化最终只是无源之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