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内最近有关“国进民退”的讨论引发了我的思考。这让我联想到此前的另一场讨论，就是为何中国比韩国大得多，但能够与三星、LG这样的韩国公司匹敌的中国企业却很少。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恰恰是高度相关的。正当中国人感到“国进民退”在加剧时，在我的祖国韩国出现的却是逆向的潮流。李明博总统自 2008年上任之后，就一直在推动国有企业的民营化。
李明博总统是企业家出身的市场主义者。他认为韩国国有企业虽然规模越来越庞大，效率却越来越低下；由于缺乏市场监督，国企的管理也十分散漫。李明博总统就任前表示，包括韩国产业银行、韩国电力、韩国铁道在内的许多国有企业要民营化。后来出于对民营化后水电费上涨的担忧，公众舆论普遍反对公共事业民营化，李明博因此取消了韩国电力、韩国自来水和韩国铁道等企业民营化的计划。但韩国政府从 2008年开始，仍然在逐步推行国有企业的改革。
在韩国，国有企业的工作稳定性比民营企业强得多。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民营企业更容易解雇职员，又增加了很多“编制外”岗位，在民企里持续工作到退休年龄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从生活舒适程度看，国企工作员工六点能准时下班，而对民企员工来说，这恐怕通常是无法实现的美好梦想。所以在韩国，国有企业也被称为“铁饭碗”。
但韩国与中国不同的一点是，虽然在国企工作稳定舒适，但那里的待遇却远远比不上民营企业，尤其是像三星、现代汽车和LG这样的大型民企。虽然有些国企，特别是金融行业，工作既稳定，待遇又丰厚（我们称之为“神的职场”），但从2008年开始的民营化进程和改革措施，也在让这类企业“走下神坛”。
刚到中国时，我以为中国之大，肯定有不少大型民营企业，但后来发现在我所知道的企业中，除了联想、华为和几家互联网公司之外，全都是国有企业。上交所市值前十名更都是国有企业。
再看看韩交所，市值前十名的组成就很不一样。它们是：三星电子、浦项钢铁、现代汽车、三星人寿、新韩银行、LG化学、现代重工、现代MOBIS、韩国电力和 KB金融。其中制造类6家，金融类3家，公共事业1家。供电的韩国电力是其中唯一一家国有企业。排名第二的浦项钢铁是民营化最为成功的一个例子。它在 2000年被民营化后，经营状况逐渐改善，净利润增加了约五倍，成为韩国最有竞争力的企业之一。
在中国，国务院于今年5月发布“新36 条”，意在降低民营企业进入一些重要行业的壁垒，但许多民营企业抱怨面前有一堵“玻璃墙”——看似透明，但进入时仍然阻力重重。而在韩国，除了公共事业以外，韩国取消了几乎所有行业的准入壁垒。在包括金融、能源在内主要行业里，民营企业已经占了绝大部分的比重。
金大中总统就任时的2000年至2003年，是韩国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重要时期。浦项钢铁、韩国烟草与人参公司、斗山重工和韩国通信等主要国企都在此时完成了民营化。民营化不仅让企业提高了效率和管理水平，也让韩国政府“进账”21万亿韩元（约合1200亿人民币）。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为救援企业投入的100万亿韩元，很多就来自这笔钱。2008年时民营化掀起了第二次浪潮，现在韩国政府正着手出售其在韩国产业银行、友利金融控股、大宇造船等企业的控股股权。
相比之下，中国为抗击危机进行的四万亿元政府投资，似乎加剧了“国进民退”的趋势。中国国民经济中国有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总额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的比重为43.7%。国有企业在金融、通讯、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等行业所占比重更大。很多国有企业享有行政垄断的特权，牢牢地占领了国内市场。
“国进民退”会加剧行政垄断状况，受损最大的是消费者的权益。举个例子，目前全世界市值最大的银行是中国工商银行，前十名当中四家来自中国。但中国消费者享受的却远非最优质的服务。在中国，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银行。即便是去办理非常简单的事情，通常也要排队半小时以上，而且享受不到亲切的服务，银行还频频提高各种手续费用。韩国的银行没有中国那么大，有时也要排一会儿队，但柜员对顾客的服务通常要热情得多。为了争夺顾客，韩国的银行常常会降低手续费用。
“国有体制”不利于培养出有效率的企业，一个关键原因是政府不会让它们破产。比如，中国的银行出现巨额不良贷款时，政府出手加以解决；航空公司在“套期保值”合约上出现巨额亏损时，也是政府出资加以解决。这样就导致国有企业对风险的敏感度降低，扩大投资的冲动更强烈。国有企业员工的危机感小，也容易导致他们缺乏追求创新、提高效率的动力。
而民营企业的危机意识能够帮助它们提高创新力和效率。比如，三星电子的一个成功秘诀是“危机经营”。虽然它是韩国最赚钱的企业，但管理层不断地告诫员工们要警惕危机，为十年后的发展储备动力。
我认为，至今在中国，政府的力量仍远远大于市场的力量。每当市场的力量变大时，政府就会压制它。一旦因为压的太紧导致市场萎缩，政府又会开始给它松绑。正是这样的反复 “折腾”，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韩国培养出三星电子、浦项钢铁和现代汽车这样的优秀企业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在中国，民营企业要发展，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更需要政府“摆正位置”。政府的最大职责是帮助维护有效的市场和竞争机制，给民企提供良好的土壤，而不是把自己变成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