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中国。
冀中平原的一个村庄，古朴，安静，很少尘世的喧嚣。铁路远在百里之外，最近的公路也在村东八里的地方。八十年代前清澈的小河曾经从村北潺潺流过，一个古老的大青石桥横跨小河两岸。桥边垂柳依依。但是自从上游修了水库，河道就干涸了。再也看不见夏日夕阳西下时，大人孩子在河中戏水。村人以种地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着庄稼见不了几个钱，很多村民住在土坯房里。村里的姑娘尽可能嫁往城里，于是这里就有了一些老少光棍。
且说这光棍队伍里有一个不老不少者名叫树华，中等个头，浓眉大眼，非常能干，是家中的独子，祖上为他留下几间大瓦房。却一直找不到老婆。眼看年近四十，仍孑然一身。八十年代的一天，媒人给他领来一个女人，贵州人，三十多岁的年纪，中等个，中等模样，圆脸，大眼睛、大嘴巴。相见后，两人彼此满意。树华付给媒人三千元介绍费。摆酒请客结了婚。婚后，树华下地干活，女人料理家务，给下地的男人做饭。冀中平原一带，农民们买卖田里的产品是在“集”上，这“集”，是在一个大一些的村子里，固定一个临时交易场所，一般是在村路边，每隔5天，周围村里的人想卖的、想买的都在这里集中交易。小到几个鸡蛋、几个茄子，大到家畜都有卖的。粮食、棉花、土布、蔬菜、水果、禽、畜、小吃、剃头的、卖膏药的、代写家书的……，五花八门。没人管理、没人收费，早晨开始，中午就散了。逢到赶“集”的日子，树华总会跑上几里路到“集”上给女人买一些南方的新鲜蔬菜吃。那女人的大嘴巴很爱说，村里的姑娘媳妇经常去听她讲家乡的故事。慢慢的人们就知道了女人家在贵州的山里，那里很穷，连米饭都不能吃饱。在那儿她有一个家—一个瘫痪在床的丈夫，一个年迈的婆婆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一家的生活重担全在她身上，她拼命地干活养家，后来得了糖尿病，实在干不了了，又不能看着一家人等死，只好出来嫁人。在这里想法挣钱养家。进了腊月，女人告诉树华她要回贵州过年，树华拿出了他的积蓄给女人带回去，还买了一些特产送她到一百里外的城里去乘火车。刚过完年，还不到正月十五，女人就回来了，还带来了三个她家乡的女孩子，给她们在这里介绍小伙子成家。这里比她们那边好过，女人也要收些介绍费养她那个家。三个人九千元，够她家用一阵了。就这样年年如此，日子过了下去，第三年过完年，女人除了带来几个她家乡的姑娘外，还带来了她的十八岁的大女儿。给她从五里外的邻村找了一个小伙子嫁出去了。从此，有了女儿常来看她。大嘴巴很开心。
一转眼，树华的女人已来了近十年。她大说大笑，大嘴巴不闲着，村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她那浓浓的贵州乡音。但苦命的女人好景不长。树华病了，到处求医问药不见效，眼看越来越重，起不了床了，一天晚上，女人拉着他的手偷偷掉眼泪，树华睁开眼不舍地说：“跟我走吧，留下你怎么办呢？要受苦了。”女人祗是呜呜地哭。几天后树华撒手人寰。办完丈夫的丧事，女人孤苦伶仃地过日子。一天早上，村计生办找到她，说她是育龄妇女，要结扎输卵管，不由分说拉上拖拉机，和一车村妇一起被拉到县医院割上了一刀。当天下午就都拉回来了--医院没地方，回家呆着。怎知她割开的肚皮长不上了，她的糖尿病已很严重了。半月后，女儿把她又送回县医院。那里的医生惊讶极了：敢情还有肚皮割开长不上！他们把刀口附近的肉割掉，见了新茬，再缝一次，还是长不上，只是肚皮上的口子更大了一些。她越来越弱，女儿和女婿决定给她转到大医院。找来一辆拖拉机，把她抬上去，女儿坐在旁边揪住她的壑开的肚皮，以免肠子流出来。那天非常热，太阳火辣辣的照着，拖拉机颠簸着，伴随着她痛苦的呻吟。大医院也不能使她的肚皮长上，她越来越弱，眼看不行了。她让女儿拉回家，在她曾渡过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的房子里挨过了最后的几天。遗言：“不回贵州，埋在树华身边，让他守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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