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渡政府特约评论］
二0一0年七月二十五日星期日，几千名广州市民在闹市以散步形式抗议官方，他们反覆呼喊口号“向中共当局高官说不”。广州市民的抗议是因为广州市政协要求广州电视台以普通话播音的指示而引起，他们担心粤语将由此受到冷遇。在广东省、香港与澳门，广东话是最基本的语言，这三地居民超过1亿。广东话更被全球4千万华人中相当大部分华人中所使用。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新唐人电视台和亚洲福音廣播电台都有粤语节目。可见国际媒体很重视粤语，唯独中共压制粤语。
独媒记者访问了筹备活动的刘小姐和高先生，他们说今次行动其实只是几件事发展而致，之前已有三四单事件发生，包括广州中学禁止学生在课余时间讲广东话，否则会被扣分；早前地铁曾有意取消广东话广播，在群众压力才撤回决定；恩宁路被拆事件也引起不少广州人不满。
一个在互联网上化名为庄英霍（Yinghuochong，音译）的广东女孩说:“十一年以前当我读小学时，我们不被允许说任何的广东话。”
她说：“我们在学校只被允许说北京话，否则你每日所得的分数将会被老师扣除。他们说，广东话不文明。我不了解为何说北京话就是如此文明？那么说英文如何呢？是否说英文就更文明了呢？”
活跃的博客的分析家麦可．安蒂(Michael Anti) 解释说，他相信广东话在这个地区是具有象征性和普遍性的，这个地区是中国仍然允许以其自己的方言播放电视的两个地区当中的一个，另一个是上海。他说：“官方推动北京话是一种文化的剥夺。”
限制说广东话只是共产党限制和破坏文化的许多行为中的一个，中共政府这些行为由来已久，根源在于“一元化”的极权制度。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中共几十年如一日宣传的民主集中制，本质都是极权主义的一元化。所以我们要追根寻源，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中共一元化的统治，要认清这种一元化思维方式造成的文化灾难。
这种一元化极权制度同时也是封闭和排他的。它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导致它反传统和反文化。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执行的教条极权主义把反传统和反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第一代中共领导人死去后，以后的中共极权政府是不是就变成多元和开放了呢？完全不是这样。事实是，八十年代以后，中共反传统反文化的行为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它只是从教条僵化的第一阶段的极权主义变为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第二阶段的极权主义。
第二阶段极权主义的表现实例很多，最为典型的两个实例是：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群体的残酷迫害和屠杀，和它拿孔子当招牌欺骗世界。第一个实例说明极权主义迫害异己的延续性，第二个实例说明它发展成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回看共产党统治史，当初教条的共产党政权仅是简单地打碎传统和伦理规范，那些抢夺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都是如此。现在的机会主义的共产党政权则变得更加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唯一不变的是，它仍牢牢地坚持着传统共产党的原则，一切顺应共产党统治的都可以容忍存在，一切超出这个一元论的封闭世界的东西，都一定要铲除。
从六四屠杀到迫害法轮功，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共产党极权统治从第一阶段变化到第二阶段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今天的第二阶段的极权主义已经走到不惜利用堕落和腐败，不惜以破坏国家环境等毁灭性的极端手段来维持它的极权统治，就更不要说限制广东话这样小小的文化剥夺行为。它长期以来对西藏、新疆、内蒙古少数民族的文化剥夺和破坏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共产党极权主义社会从来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传统伦理规范，没有正常社会秩序，没有任何神圣和束缚的社会。这个社会是用权力来控制一切，一切为政治服务。它今天的腐化堕落，它今天对环境的极度破坏，对社会文化伦理的毁灭都是共产党政治上的需要所致。
所以说，极权主义并不是静止的，它根据需要在与时俱进地运动和变化着，它的变化不是变好而是变换形式，变得更具欺骗性。它对于传统和自然的态度，三十年前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三十年后其实更加突出，只不过是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所以，那些说共产党变好了，说共产党从极权变成威权的人只不过是在为共产党掩盖罪恶。共产党对法轮功登峰造极的残酷迫害，妖魔化法轮功的卑劣手段，都说明它变得更残酷和无耻。
历史已经证明，希特勒为代表的法西斯种族主义文化和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文化不仅在思想和精神上是排他的，而且在实践中是极具破坏性的。所以，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我们对这两种极权文化应予以全盘否定，别无选择，只有如何对抗和消灭它的唯一选择。
除了对于法西斯和共产党极权文化要彻底否定和对抗，达到最终消灭它外，对于各民族的文化问题的讨论都应是宽容的，而非专断的，应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应是经验的、理性的，而非唯物的或者唯心的。这种宽容多元的倾向所带来的就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文化。自由文化思想的认识论基础应是描述性、分析性的和内省的，而非专断和自以为占有真理的；自由文化的思想源于启蒙，而非来自于基督教传统的党同伐异。这是我们在对抗和否定中共极权文化的同时，要对本国文化和其它民族的文化应取的态度。
文化问题也是一种价值认同问题。各民族、地区和国家的文化都是平权的，不可否认和贬低一个民族、地区或国家民众对于那种特有文化的选择。否则就违背了近代最基本的人有选择自己信仰、生活方式的基本人权原则。
对于限制广东话这个事件，我们不只仅仅看到事件的表面，而要看到共产党一元化的极权主义的破坏性。所以我们不但要对抗和消灭共产党的极权文化和极权统治，也要肃清共产党强加给我们自身的党文化，清除那种由于长期生活在极权社会中而产生的一元化思维方式和专断的自以为占有真理的语言方式。说北京话的人们和说其他语言的人们在维护说广东话的权利的同时也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
二十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原籍德国，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说，极权主义毁灭一切传统的价值、规范、规则、形式、方法，极权主义是一种在政治上“充满投机性”的最邪恶的激进主义。阿伦特还认为，尽管极权主义利用了恐怖与意识形态手段建立了一个“千人一面”的制度，但是极权主义统治如果没有整齐划一的、被操纵的大众的支持，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她说，极权主义运动是一种大众运动，正是大众的无私奉献使得极权主义领导人可以无视他的人民的生命和利益。
阿伦特还提倡公民不服从，她认为，公民不服从首先是一个美国现象，她鼓励美国政府将公民不服从问题纳入法律体系之中，—— 因为她相信，这是一个自由国家自信有能力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种手段。
阿伦特的思想告诉我们，只有我们人民不与极权政府合作，才有可能制止极权政府对我们生命和利益的无视甚至迫害。所以广州人民这次散步行动也是一次不合作行动，值得全中国人民支持和效仿。不管成功与否，我们人民每一次不合作行动的实践都是对自己生命和利益的保护，只要我们这样一次次地实践下去，我们人民的尊严和地位就会得到提升和确立，极权政权的邪恶就会被削弱。
广州人民的不合作行动向我们预示，不合作行动很快就会成为中国人民普遍实践的行动，人民对自由的认识也会随之得到大提升。我们相信，中国人们定会让世界看到中国的风骨和精神——人民不服从的美国现象一定会成为中国现象。
2010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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