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4日在有“中国第一高等学府”之称的北京大学，发生了一件看来有点不太“和谐”却十分发人深省的事。今年是中国五.四运动91周年。在这一天北大要举办一个“北大112周年校友返校大会暨校庆名师讲座”。故是日北大车马盈门，冠盖云集。北大校方领导和刻意被邀返校的名人校友数百人济济—堂，俨然—派“太平盛世”的“和谐”景观。
中国特色的“健忘症”
然而就在此时，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发生了。几位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今已年逾古稀的北大老校友沈志庸先生、王书瑶先生、燕遁符女士和原北大法律系校友、“反右”中死难者之子俞梅荪先生在主席台上举出“右派冤”的字牌示众，要求为1957年“反右”运动受害者伸冤昭雪。与此同时闫桂勋老校友也在胸前挂着“冤字牌”站在会场大门口。在场的人有的表示同情理解，更多的人则是冷漠麻木，默不作声。有的人甚至说，搞不清“反右”是怎么回事。在这“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场合，竟然有人（而且不止一个）称不知“反右”是怎么回事，这样的“集体健忘症”真是极具“中国特色”，这样的知识份子，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但是你如果看了下面出现的场景，也许你就不再会为那些“健忘症”患者感到不可理解了。当天在场的名人校友中，有位大名鼎鼎的钟南山先生。此君1955年至1959年曾就读于北京医学院，该校于2000年与“北大合并”，这样“沾亲带故”也可算是北大校友。但1957年当局大搞“反右”时他与北大根本无关。不过在本世纪初那场萨司瘟疫席卷中国时，此君因防疫有功一举成名。在—个“赢者通吃”的社会里，请他来作“名人校友”亦自在情理之中。
钟南山先生当天在一片热烈掌声中当“仁”不让地登台演讲。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除了用大量时间对他自己作了全方位的表扬与自我表扬（因与本题无关故略去）外，更不失时机地发表了如下的宏论：
—段令人失望的话
“刚才校友们（在主席台上举冤牌）的情况，我都看到了，很理解。我历经‘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母亲在‘文革’中自杀。我把一切都看透了，这个账怎么算？找谁算？共产党六十年其实就三十年做了正经事，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条就是要学会忘记，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要有好心态，要满足现在的好日子……”
我认为钟南山先生这一段话意味深长，值得商榷。
第一，钟先生首先把自己也置于当年政治运动受害者之列，不仅经历过那么多运动的“洗礼”而且母亲也在“文革”中自杀。以一个苦大仇深的过来人的身份向你进言。这样的“现身说法”所能取得的效果，自然不是那些在位的官员“领导”们所能比拟的。说得好听点，对你们这些受政治运动之害的人更有“教育”意义和亲和力。说得不好听点，应是更具迷惑和欺骗性。
第二，钟先生说他受了那么多苦，结论竟然是“把—切都看透了，这个账怎么算？找谁算”。他所谓的“看透了”究系何意，语焉不详。以钟先生今日的春风得意，风头正健，决不可能是看破红尘，四大皆空，更不会是要遁入名山大刹皈依我佛。所以接着便是“这个账怎么算？找谁算”。这就露出了他“看透了”的马脚。就是要受害者放弃对作恶者的谴责与追诉，要你自认倒霉，打断了胳膊往袖里藏，打掉了门牙往肚里吞。在钟先生看来那些“打人”的作恶者似乎是“外星人”，人家来无影去无踪，你根本就找不着人家。所以才有“找谁算，怎么算”这种假装糊涂，实则是为作恶者当伥鬼的混帐话。所以钟先生的所谓“看透了”实则是叫你别看透，装糊涂，脸被人打肿了，说是自己“发胖了”。或者说是“妈妈错打了孩子，打在儿身上，痛在娘心头”，当然这就用不着“算账”。如此则皆大欢喜，稳定和谐。这就是钟先生为当局着想而设计的“和谐盛世路线图”。但可惜这个“路线图”不过是钟先生的青云仕途路，是我们这些政治受害者的冤沉海底图。
“养生”之道:先学会忘记
第三，钟先生尤其高明的是借谈所谓“养生之道”，便不动声色的又想再一次将受害者引入歧途。这就是他所谓的“忘记”之“道”。他说“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条就是要学会忘记，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要有好心态……”。人们对于过去的事，并不需要把什么都记住，无关紧要的，意义不大的事，乃至丝恩发怨，睚眦之仇当然尽可忘记。但把全民族的灾难，把千百万人的痛苦也一“忘”了之，那他至少也是个糊涂虫。1957年“反右”把上百万（中共官方只承认五十五万多，实际远不止此）的民族知识精英，打成政治贱民，株连受害何止千万人！这样的苦难，钟先生也主张忘记，那我们每年九.一八还何必长鸣警钟，南京大屠杀也无须肃立默哀了？钟先生要做数典忘祖的“楷模”，或以此为荣、为养生之道，那都是他的自由，却大可不必在这纪念北大校庆112周年的会上来讲，因为按你的逻辑几十年前“反右”的事都该“忘记”，那112年前的事不更该忘记了吗？照着这样“忘记”下去，我们大概只应该记着明天如何去追名逐利，升官发财了吧！
不只是歌舞升平
笫四，钟先生最后更“语重心长”地提醒大家“要满足现在的好日子”。钟南山先生过着怎样 “天上人间”一般的神仙生活，在下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按联合国“每天收入低于一美元即属贫困人口”的标准，中国还有2亿多这样的贫困穷人。就更不要说广大下岗、失地的工人、农民，被强制折迁流离失所，在北京等地上访受冻挨饿挨打的，在沿海血汗工厂中被残酷剥削的，被逼上跳楼不归路的……如此的“好日子”恐怕早从清谈相公帮闲者们的记忆中“忘记”了，甚至根本就没进入他们的视野。正如当年闻一多先生所慨叹的那样：“只是为了—本书，—杯茶/ 静夜里钟摆摇来的—片闲适/ 便听不见四邻的呻吟/ 看不见孤儿寡妇颤抖的身影…..”今天我们有的知识份子，为了从既得利益中分得一杯羹，他们自然只看到歌舞升平，对民众的苦难，不但“忘记”更采取“选择性的失明”。这样的知识份子，不管他们头上戴着什么学者、专家、科学家、名人、荣誉校友等等耀眼的光环，说到底他们也只是一个权势者的帮闲相公，绝对不够公共知识人的资格。至此，我想引用鲁迅的一句话提醒这些人：
帮闲就是帮凶！
2010年6月21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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