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激烈的抗议与加薪，不利于工人自身，会让农民工推动工作机会，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胀。
这个判断失之偏颇，用有选择的事实掩盖了真相。
表面看来，工人加薪有可能导致通胀与失业。原因有二：第一，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而生产效率未能随之上升，企业主将用机器替代人力；第二，如果工人工资上升而社会财富未能上升，政府只有发钞贬值填补漏洞。
只强调上述事实，会让我们进入血汗工厂是中国经济所必须、对中国有益无害的死结，我们必须看到事实背后的真相。真相是，从2000年以后，中国家庭储蓄与消费占GDP的比例大规模下降，大多数资源在政府与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手中，只有政府与大型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时，中国的通货膨胀才会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农民工的低收入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大规模工业化与产业升级的脚步。
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严重的通胀，与大型企业转型、央企增发货币有关，而与工人加薪扯不上关系。根据邹至庄先生的测算，1985~1988年持续快速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导致了1989年严重的通胀。当时正值中国国有企业处于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从拨改贷开始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将企业推向市场，同时也开启了银行不断向大型企业输血的闸门。简言之，通胀首先是央行发钞稀释币值，推动物价上升，才引发加薪效应。由于2009年为挽救经济增长率，央行再次大量发放货币，如果连续数年维持2009年的货币发行量，即使农民工工资一分钱也不加，仍然会面临严重通胀的恶果。
中国农民工不仅不是通胀的罪魁，反而是通胀的阻燃剂。中国农民工的工资一直在维持温饱的水准线上徘徊。根据黄亚生教授和《南方都市报》、中山大学2009年共同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从1993年到2005年，扣除通胀因素，深圳农民工的工资只增长了9.5%。还有一些调查显示，扣除通胀因素，在广东一些地方的农民工工资15年中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而同期中国GDP的平均增速是每年9%，农民工工资与农民收入与体制内工人、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上述现象的直接后果是，农民工延长工时成为活的工厂零部件，同时进行恐慌性储蓄，广东农民工的储蓄率要比城市居民高15%到20%。农民工的两大消费是孩子教育与老家盖房，他们花费借读费却无法享受到良好的教育，虽然在城市定居十年以上，却只能在老家盖房求得保障，农民工固定、世袭的农村身份从根本上抑制了中国大规模扩张内需的战略决策。
正是农民工与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抑制了中国的通胀，低薪与产能过剩是维持产品低价的利器，而不是相反，把通胀的原因栽到农民工头上。我们是要继续维持大量的低价品，还是要产业升级？事实上，目前给农民工加薪是不得已之举。由于中国产品面临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人民币汇率面临严重的升值压力，继续用降薪与降低消费的办法刺激工业生产，此路不通。
中国要跳出低价出口、环境污染、低素质人口的恶性循环，扩大内需、提高薪酬、建立公平的市场经济是必由之路。根据一项研究，在最初的农民工转移红利过去之后，农民工的生产效率无法与具有专业素质的工人相比，中国的中小制造企业遭遇瓶颈无法升级与此有关。可以预料，维持仅够温饱的低薪，将形成贫困与低素质人口的代际传递效应，中国就不可能形成大批具有专业素质的劳动者，也就不可能成为现代的工业国家。
中国大型企业获得了大多数资源，并未提高生产效率让中国摆脱通胀威胁，事实恰恰相反，央行每次放松货币都与拯救大型企业的赢利、降低银行的坏帐率密不可分。从核销国企亏损、剥离银行坏帐，数万亿之巨，都由纳税人买单。
中国世界车间地位由中小企业主与低薪工人共同奠定，从世界车间到世界工厂需要更加公平的市场化，需要大批有专业素质的劳动力，每年壮观的农民工移动队伍是巨大的隐性危机，那是缺少社会保障、在工厂没有得到太多专业培训、艰难在城市挣扎、摆脱农村束缚的一群人。前三十年的低薪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持续，迟改不如早改，被动改革不如主动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