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农民杨友德在其墙壁上写下“官逼民反”等字样，他爬上“炮楼”，拿起自制的土炮，成功击退了几波强拆，在一定程度上确给人“反了”的感觉。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时他表示：“相信是下层瞎搞，上层是光明的”。
这个淳朴的农民“一切生活来源都是土地”，意识到“‘投降’没有出路”，强调“国家有法律有政策规定”、“希望能按政策给我补偿”、“要按政策拿回我的补偿费”……温柔敦厚至此，求而不得，于是被迫拿起土炮抗争。
这是典型的官逼民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只需当地有司秉持公道，依法依规办事，即相安无事，何至于将一个这般朴实的农民逼上“炮楼”？杨友德喜欢把维权叫战斗或打仗，他说“打仗要有战争策略”，其策略是拿起土炮。
杨友德只是一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庄稼人，但把国家法律和政策当无物的有司，存在明显的不作为、乱作为，不是挺身主持公道，而是在默许强拆，从而也将一个农民逼成了战士。手持土炮的杨友德，俨然是在反击侵略者。
杨友德的目力所及，注定他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盲区。他“相信是下层瞎搞，上层是光明的”，这里面便存在着一个悖论：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中国，倘使“上层是光明的”，那么“下层瞎搞”又从何而来？下层不要了乌纱帽？
国家如此乌烟瘴气，问题不是“下层瞎搞”这般简单，也不完全是体制方面的原因。中国自从盘古开天地，一路走到现在，从来就是一个专制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回眸几千年来，没有哪个朝代会像今天这般黑暗。
追根溯源问题恰恰出在上层，没有上层的诡异莫测以及长期的默许纵容，也就没有下层为所欲为的杀人、整人和抢人……在极权社会里，只要上层善于从宏观上去把握，及时以点带面去处理一些问题，中国也不至于不堪成这样。
上层似乎有的只是表演家，到现在还看不到真正的实干家。“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官府上下蛇鼠一窝，就连当局自己制定的法律和政策，也能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公然废弃，中国由此成为乱世，而且是个千年未见之乱世。
合法权益遭受严重侵犯的黎民百姓，即便层层上告至“伟大的首都”，即便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乞哀告怜，也得不到该有的救赎，“下层瞎搞”何足怪哉？杀人没事，整人没事，抢人没事……倚官挟势者又怎不胡作非为？
上层的官场混混得过且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宁可得罪人民，也不想得罪“帮内弟兄”，只想混过任期就能快乐地作富贵闲人。这种不作为，这种权力的放任自流，不但毁了一个政党，也将中国置于官逼民反的危境之中。
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日前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披露，他看到一个材料，2008年中国群体性事件已高达227000起，从2004年到2008年，在4年时间里，从87000起发展到了227000起，即两分钟一起。这数据触目惊心。
从杨友德被迫走上抗争之路，用自制的土炮“打仗”，再到鲍彤先生所披露的这一串数据，不难看出中共当局“维稳”形势的严峻，一种官逼民反的社会氛围已然形成。苦难的祖国苦难的人民，何时才能真正走出不该有的轮回？
可叹无德无能的中共当局，面对一些原本不难解决的社会问题一筹莫展，官逼民反的“本事”却十分了得，捏软柿子整人的“本事”也无出其右。今天在成都中院，无耻的宣判又在对谭作人进行，此前已多次变换过“罪名”……
官逼民反“无罪”，杀人“无罪”，整人“无罪”，抢人“无罪”……维权或上访“有罪”，撰文“有罪”，环保“有罪”，呼唤民主“有罪”，反腐“有罪”……这个国家的是与非、对与错、罪与非罪的分水岭，到底在哪里？
不论你是谁，不论你的官位有多高，不论你过去的政治演出有多么精彩，只要是在以官逼民反这种形式将中国再次拖进惨不忍视的轮回，你就将成为真正的历史罪人，就必将被清算，你想混过任期作富贵闲人的梦想不可能得逞。
官逼民反何时了？我问“光明”的上层，上层鸦雀无声；我问“瞎搞”的下层，下层要么在裸奔，要么就一脸无辜；我问苍天，苍天黯然垂泪；我问小河，小河呜咽阵阵……史不绝书的官逼民反翻到这儿，满纸辛酸，不忍卒读。
写于2010年6月9日（廖梦君同学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杀人狂徒在中共治下逍遥法外第1425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和相关照片是“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党国公然剥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