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云：硕鼠硕鼠，勿食我黍。三岁惯汝，莫我肯顾。誓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贪腐自古就有，先民称之为硕鼠。硕鼠是偷吃稻谷的地痞，硕鼠是不劳而获的窃贼，硕鼠是打家劫舍的强盗，硕鼠是鱼肉百姓的脏官。专制政权的建立就是为了保护硕鼠，硕鼠在专制强权卵翼之下才得偷生。二者相依为命，不能分离。
新成立的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简称毛共）针砭时弊，抨击贪腐，呼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铲除“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回归“工人是国家主人”的毛泽东时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与当红贪腐权贵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相互关系？
第一节 我眼里形形色色的毛共人
我与某些毛共人氏有过零距离接触。
头几年在民间文化圈里活动，曾与筹办老子研究会的傅景华、邸振兴等人一起到马宾家里去过。90多岁的老人了，腿脚不是很利索，可精神特好，十分健谈，在那里大骂“三个代表”。我趁机刨问：“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什么不好？”他回答：“什么‘人民’呀！地、富、反、坏、右，全都算上……。”原来，老人家害怕没有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找不着对象了。
北大哲学系经常举办各种研讨会，我也偶尔去听听。那一天又在他们系办公小院里开会，来的人有老有小，已经成了“著名教授学者”的赵光武主持会议，国家计委离休干部刘日新作主题发言。刘申称自己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还举出一大堆统计数字，替无产阶级忆甜思苦：“过去，我们工人是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是企业的主人；如今，都变成雇佣劳动力了……”
“乌有之乡”我也去过，那时候它还在北大资源宾馆楼上。到会的多是在校大学生或研究生，也有来自农村的上访老人。那天首先讲话的是一个叫秋石客的人，模样介乎官员与学者之间，他大捧毛泽东，甚至把饿死的人说成似乎是心甘情愿。接着便是热烈的自由发言。大家摆社会现状：一方面是官商勾结让少数人暴富，另一方面是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大学生难找理想工作……。又骂改革开放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呼吁回归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再来几次文化大革命，铲除修正主义叛徒集团……。
前年毛共正式成立，好像就是以这些人作为班底。他们都捧毛，但也各有特色，兹解析如下：
1．某些年青人。对毛泽东统治时期的历史一无所知。
我在“乌有之乡”作过自由发言：“改革开放打破了铁板一块的‘组织分配’，有了择业谋生自由，纺织女工得了好处……”没容我把话说完，就招来一片怒骂： “你胡说！”那架势正像文革时期的批斗，真让人窝心。不过，反过来想想，如果我自己还是在校学生，对于三十多年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亲眼看到的现实就是贫富悬殊、官高权重压人，多半也会被那些“学者”的马列主义忽悠得晕头转向。
2．某些老共产党人。思想认识定格在自己的青年时代。
就说马宾吧。早年是南京地下党的，“解放”后各次运动中没少挨整，可他不因自己受了委屈而改变政治信仰，个人品格倒是值得尊敬。北京科技大学有位黄教授，地下党员，“解放”初期就要求退党，说革命已经成功就该专攻业务搞建设，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却至今笃信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两年前有次我们一起在新街口吃饭，他也把当前的各种社会弊端归罪于市场经济，大讲“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说这话时遣词用字和神态表情，都唤起我的童年记忆，当年父亲讲剩余价值说，就是这样满怀激情和全心投入。）这些书生型老共产党人，在还不太明白人情世事的青年时代，面对穷苦大众，心生怜悯同情，自然就选择了马克思。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毛病就显出来了。他们缺乏刨根问底、质疑权威的独立精神和思辩能力，一辈子陶醉于“偶窥马列叹汪洋”的初始感觉之中。空有“砍头不要紧”的满腔热忱，忽略了“只要主义真”更要紧，更该不断审核考量。做不到日新其德，就只能成为阴谋家野心家的工具和炮灰。
3．某些“专家、学者、教授”：整人起家的正宗毛式政治骗子。
那天我问刘日新：“你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可马克思说‘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才是社会主义，如何论证二者同一？”刘说：“不矛盾呀，过去我们国家计委有个工资司，专门研究制订各个岗位的工资。”我说：“工资应该是劳动力这个商品的价值。而商品价值取决于它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用长官意志取代市场交换过程才能称量出来的‘社会劳动量’，不违背劳动价值说吗？”这位刘先生竟避不作答，顾左右而言他。可见，他根本就没有探究事情真相的诚意正心，只不过编造些所谓马克思主义最新研究成果，用来忽悠那些既缺乏历史经验又没有认真思考过马克思到底说了些什么的年青人……。那天还做了一件该记的事。既然碰上了当年北大反右干将赵光武，就特意问他：“现在怎么看待北大反右？”（我一直认为“百姓哪分右与左”。即便当初思想真左的，不少人后来也有变化。所以，碰到他们，就想问问情况。有次见到哲学系汪子嵩先生，他就变化挺大，言谈话语之间，对学生右派充满敬意。）赵光武的回答是：“这事你不要问我，我与这事无关。”分明睁着眼睛撒谎耍赖！1957年一次全校反右庆功大会上，时任哲学系副系主任（？）的汪先生发言之后，还是学生的赵也登台发言，是出名的“卫道士”和反右打手。看来，他不能算作“百姓”，尝到整人升官的甜头之后，就一辈子干上这一行了。难怪如今又跟刘日新一唱一和，合着伙煽动、欺骗年青人……。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人提出“铲除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矛头直指最高权力当局，无私无畏，勇气可嘉。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深知“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说词至今多只停留在口头上，要紧的是把得势的顽固保守派（权贵豪强利益代表）的心思捉摸透彻。秋石客就在背地里对他以为的“自己人”说：“不要紧的，他们不会拿咱们怎么样。”事实也的确如此。毛像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之上，就是对这些人最大的支持和纵容。毛派出版结社集会不受干扰，毛共大摇大摆召开成立大会，充分享受法治社会里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我们右派的索赔和维权等正义要求，却不断受到威胁骚扰和打压，完全不受宪法保护。为什么如此厚此薄彼？只因为毛共与当红豪强权贵之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血脉亲缘关系，他们其实都是盗黍的硕鼠，分歧仅在如何进行分脏的细节安排上。一个主张直接依据政治地位和权力分配脏物，所以最喜欢“阶级斗争”，通过运动整人让自己在政治上越爬越高；另一个主张加上一点儿市场元素，经过权钱交易之后，再行分脏（大概是这些人擅长此道，这么做对自己更有利）。我们右派（至少是大多数学生右派）正好相反，50多年前就自觉地选择了站在平民一边，随后几十年的“贱民”生涯更使我们与草根百姓血肉相连融为一体。所以，不管什么类型的硕鼠，或是硕鼠们的保护者和代言人，瞧着我们都不顺眼，都把我们当作眼中钉肉中刺。不过，人生难得十全十美，在当代中国做到问心无愧哪能不付出点儿代价？好在我们也有一个可依仗的法宝，那就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第二节 澄清有关工人的几种说法
毛共仿佛是工人利益代言人。看来，该澄清几种说法：
1．毛时代“工人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
有关这个问题，1957年之前我也不太清楚。反右时，听到一句“工人说话了”，便心中茫然，不知如何看待。1958年3月去工厂接受“劳动考察”，说实话，我真的没有抱任何成见，愿意敞开心扉，去了解自己过去从未直接接触过的这个社会阶层。如果看到工人真的“翻身得解放”了，大鸣大放时在《怎么办》一文中我说毛泽东应该“换一个脑袋，来一番彻底的思想改造”这句话便有一定错误，有错改错并不丢脸，我一定会低头认错。长辈亲友都劝我“好好改造”，争取早回学校，我自己也最盼着回校，完成学业。早早地“改造好”，父母也高兴，自己也受益，何乐而不为？可是，我在工厂看到的却正好是工人受罪。所以，《怎么办》完全正确。也就是说，我在政治上一点错也没有，一点罪也没有。没罪认罪，或许能得到点儿外在的现实的好处，却要丢掉内在的人格和尊严，心里会更加委屈，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我不会去做，于是成了“顽固不化”，只能够没完没了地去受那皮肉筋骨之苦。
在车间干活儿的二十多年里，真就像每天都在受刑，不像是人，只像机器上的零件，白天黑夜绕机器飞跑，工头时时监视着，上厕所次数多了时间长了或在机头坐了一小会儿都会挨骂。超负荷劳动和恶劣的劳动环境让人浑身是病，有病也难得休息，医务室听命于工厂领导，头头们只顾完成生产任务，不管工人死活；难受得要命才去看病，大夫也不给假，经常要带病干活。这样的非人待遇如果只加在我一个人身上，可以理解为对右派特殊的虐待，事实却不是如此。在干活这件事情上，别的挡车工与我一模一样，都不被当人看。所以，大家想方设法磨洋工、泡病假，根本没有劳动积极性。
身上受累还不是最苦，最难忍的是世事不公。有背景的、会来事的、会犯贱的、会假积极的，或许压根儿就不会分配来干这受累的活，或许就找着了靠山，当了“劳模”，当了“以工代干”的干部，调到轻松岗位“吃香喝辣”去了，拿钱还更多；没有背景又老实巴交的人只有吃亏受累的份。何不另谋生路？决不可能！毛式“计划经济”是一张天罗地网，不服从“组织分配”肯定是死路一条。我只在一个行业一个工厂呆过，可这是基本制度造成的结果，别的地方情形必定大同小异。总而言之，毛泽东统治之下，工人全是工奴，连如何处置自己的劳动力都不由自己作主，还是什么国家和企业的主人？！
1957 年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根据的是那时候自己的个人经历和见闻，基本局限在校园视野之内。“长期地、无条件地”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之后，才从经济基础上看清了社会真相，才有能力用简单的“工奴”二字概括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看来，这“劳动大学”没有白上，真得感谢“伟大领袖”。在工厂里，表面上，右派是群众专政对象，但工人心里很明白，对我们更多的是同情和保护。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人知道了很多政治内幕，学到了很多政治谋略，通过各种办法表达心中的不平，自然也招来政治迫害，“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不少工人被抓被管被关被押，政治地位和我们越来越靠近。值得注意的是，文革结束“拨乱反正”的时候，右派与工人的遭遇何其相似。在工厂，借口反极左把工人对权贵的正当批评也一概加以清算；对右派，则只“改正”，不平反，不赔偿，不道歉。再次表明，右派和工人就是难兄难弟。前三十年同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后来又同为权贵硕鼠的糟蹋对象。
2．“农民才苦呢，工人是毛泽东体制下最大的受益者”？
据说1957年就有一位大人物、大右派说过，共产党对工人好，对农民坏，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直到现在也还有人说：三年饥荒饿死的都是农民，没有一个工人饿死；怎么说工人也是“公家人”，有固定工资，有生活保障……；比起农民来，工人就是特权阶层。
真是糊涂！毛时代农民遭的罪的确堪称古今中外之最，我那工厂很多工人乡下有老家，最怕的就是“下放回农村”。农民户口就是画地为牢，逃荒要饭的自由都被剥夺，死也只能死在自家土炕上，结果饿死了几千万；工人的确是“公家人”，有工资，没听说有直接饿死的；可也正因为是“公家人”，才被剥夺了择业谋生的自由，只剩下当“工奴”这一条活路。工人在毛时代也是被剥夺与被损害的人，哪里是什么“毛体制的受益者”？与农民相比，只有受害程度的区别，实际上都是难兄难弟。施害者就是“毛泽东思想”庇护之下的权贵硕鼠。这就好比一班强盗闯进了两户人家，闯进姓农的人家又洗劫钱财又杀人害命，闯进姓工的人家只洗劫钱财没直接害命。
3．“工人就是无产者”？
什么叫“无产者”？按汉语构词法，它特指与“有产者”相对待的、没有财产的人。土地、工厂、矿山、店铺等等都是财产，地主、厂主、矿主、店主等等便都是有产者。此外，奴隶主也是有产者。奴隶主有什么财产？奴隶！奴隶不是土地、不是机器……，怎么算是财产？奴隶是劳动力，能干活，能劳动，而劳动创造价值、创造财富；所以，奴隶算是财产。奴隶主占有、支配奴隶的劳动力，自然就算是有产者。而奴隶自己，既不占有身外有形的财产，自身的劳动能力这无形财产也归别人所有，就是无产者。可见，奴隶与无产者是同义语。自由人不是奴隶，便一定不是无产者，哪怕赤手空拳，能占有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便有无形财产，就算有产者。
什么叫“工人”？顾名思义，它指做工的人。狭义理解，是依靠体力谋生的人。其实也应该包括脑力劳动者，所以现在把蓝领、白领通称为打工仔。中国历来就这么叫，古代所谓“百工”，既包括卖苦力的，也包括耍手艺的，还包括从事医疗保健、水利工程、历算授时等各种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总而言之，工人凭体力、手艺或技能换取生存资源。
现在要问的是：工人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不一定。就看他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之下。在“旧社会”，“百工”的生存状况可大致概括为“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在一个地方呆得吃亏难受，就跳槽走人，自己的事情自己作得了主，当然是有产者。其实，有无相生，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也存在相生的关系。而且，有的时候，劳动力这无形财产还更可靠，更具生发能力。小时候常听大人说：“良田万顷，不如薄技在身。”事实上，打工者与业主的身份地位，并不总是固定不变，也有相互转化，不少地主资本家因经营不善而破产；也有许多人赤手空拳起家，经过打拼，挣得一份家业，甚至成为巨富，李嘉诚等人就是突出的例子……。“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上一定程度回归“旧社会”，有了一点点市场机制，老百姓便看到了一线生机。正如刘日新所说：“工人都成雇佣劳动力了”。雇佣与被雇佣是自由人相互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打工仔与老板之间可以双向选择、互抄鱿鱼。也就是说，工人可以自主择业谋生，成了自己劳动力的主人，当然就是有产者。现在不也有许多人从打工开始，又攒钱又长能耐，变成了大小老板吗？当然，也有当了老板之后，又赔得精光，再去打工；还有人不愿意费心费力自立门户，就图打工清闲省事，活得也挺滋润。
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毛式“计划经济”编织出一张“组织分配”的天罗地网，工人丧失了择业自由，为活命只能去当工奴，这才变成了无产者。（不仅工人如是，全中国老百姓都如是。土改没收地主土地，使地主成了无产者；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使工商业资本家和小业主成了无产者；土改中农民倒是分了地，接着就合作化、公社化，那一亩三分地转眼之间便没了踪影，为毛泽东“打天下”立过汗马功劳的农民也成了无产着，只获得饿死在自家土炕上的自由；特别是那些爱想爱说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仅无产，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了各类“份子”，成为毛泽东为了儆猴而宰杀的鸡。）
总而言之，只在毛泽东式专制奴役制度之下，工人才是奴隶，才是无产者。一般说来，“工人就是无产者”这样的判断不能成立。
第三节 “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
毛共高举无产阶级旗号。所以，一定要弄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到底是怎么回事。
1、无产阶级革命
剩余价值说是它的理论基础。此说称：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或资本家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本剥削工人。所以，工人要解放，就必须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用暴力革命砸烂原有社会秩序，称作“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生活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育成熟的年代，资本的原始积累残酷血腥，承载着太多的强权暴力。大约无论中国外国，读书人都爱悲天悯人，带着情感观察社会，在经济学研究中就看不清哪些是不能长久起作用因而应该剔除的非经济或超经济因素。于是，把有劳力可出卖的有产者工人与失去人身自由的无产者奴隶混为一谈，把砸烂现有秩序以实现社会公正的愿望当成了研究结论，再倒推出剩余价值学说，当作新发现的经济学规律。“倒推”二字不是我的凭空臆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劳动价值说（它也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结论，与避害趋利的人性或人类生存本能相吻合），剩余价值说与劳动价值说互不相容，不可能是由它“顺推”出来的结果。
其实，与任何社会学说一样，“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也有待时间检验。恩格斯晚年就曾对它进行修正，北欧诸国沿着这条路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说明劳资之间完全可以相生互补，不必你死我活头破血流。列宁、斯大林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发扬光大了早期马克思理论中的错误部分。至于所谓“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其实毫无关系。毛从小关注的就只是“主沉浮”、当皇帝，与朱元璋、洪秀全等人一样，“打天下，坐天下”再“君临天下”，才是他的人生追求或“既定方针”，用暴力推翻原有社会秩序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正好成了毛的借口。于是，毛一本正经地宣称：“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许多与马克思类似对穷人心存恻隐的中国读书人就这样被忽悠，让野心家阴谋家利用和玩弄于股掌之上……。善心不一定办好事。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话貌似冷酷，却是通向真知的途径。剔除了感情因素的冷峻观察，更接近自然之道与社会之道的本质。依道而行才是德，为政以德才能造福万民。可惜许多前辈不明此理，稀里糊涂地充当了恶人的帮凶。
2、无产阶级专政
概念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悖论。专政指专制独裁政体，无产阶级指一无所有者群体。专政者握有专制国家的政权，普天之下，莫非它土，率土之滨，莫非它奴，怎么会一无所有呢？所以“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本身就自相矛盾。既便某人执政之前曾经是无产者，执政之后的身份地位也就变了。抽掉时间维度来进行描述，什么样的谎话不可以制造出来？就说北京城吧，旧时官僚阔佬的深宅大院，“解放”之后，不立马变成中共高干们的私宅了吗？毛本人的别墅更是遍布全国各处；干部子弟霸占优良教育资源都不用“走后门”，当局明目张胆地把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规定为干部子弟学校。（1957年许多人就因为反对教育不公被打成右派。）世界上有这样的一无所有者吗？
事实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人间地狱。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界定为“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毛泽东更是坦白承认：“我就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上一节已经讲过，毛时代全中国老百姓经济上都成了无产者，政治上如何呢？毛有一大发明，叫做“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国民分为“人民”和“人民的敌人”两大类。后者就是他那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就是贱民。如何区分呢？地、富率先成为敌人。土改中他们的土地被分，变成了无产者，与此同时，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庭也立马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拳打、脚踢、冷水浇……,更有甚者，前地主的子子孙孙还算地主，免得“地主”绝了。滑稽吧？无产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民间简称为“活地主整死地主”。这就是毛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此后没完没了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每一次都有5%以上不合“驯服工具”标准的人成为各类“份子”，加入到“敌人”队伍中去。于是，人民越来越少（第n次运动过后比重至少减至0.95的n次方），敌人越来越多(第n次运动过后比重至少增至1减去0.95的n次方)。到最后，就剩下毛及其四帮凶那一小撮还算人民，也就是说，毛泽东把自己变成了全民公敌。
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句话包含着很多真理，对别人实行专政决不是自求解放之道。压迫者和施暴者必定自食其果。1957年反右的时候，邓小平、刘少奇、彭德怀等中共高层人物一个个“义愤填膺”“拍案而起”，面对我们这些待宰的羔羊，何尝有一丝同情？作为人类一份子，对于后来他们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应该心存怜悯，更应该追问根由：他们真的是咎由自取，自己制造和释放出“诬蔑陷害”等社会病毒，反过来侵袭和毒害了他们自己。邓小平幸存下来，重新掌握国家重权之后，为什么不彻底忏悔、认真补过呢？
第四节 再扫瞄
回过头再来评评毛共的言论和主张。
1、关于基层
在乌有之乡和北大哲学系举办的各种研讨会上，谈得最多的是当前老百姓的生存状况：下岗失业、贫富悬殊、生态危机等等，都是人们眼见的事实。他们把问题的产生完全归罪于改革开放，尤其是寄希望于回归毛泽东时代。现在就比较比较前、后三十年的百姓生存状态，看看毛共到底是对是错。
(1)首先看看农村。改革开放之后，引进市场机制，经济迅速发展，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楼下卖蔬菜水果的小商贩、小时工、小保姆等等几乎都来自农村，我经常会问问他们： “现在老家生活怎么样？”得到的回答是“吃饭不成问题。”有来自安徽阜阳的两兄弟，一人修鞋一人卖水果，三年人祸期间他们村130多口人死剩下30多，现在村里人都能吃上饭。我有一个忘年交，来自安徽砀山，他听家里人说当年有人在地里捡了一点收剩下的胡萝卜回家煮，干部看见冒烟就把人抓起来，跪在砖头上打，不少人家死成绝户，现在有饭吃了，心里还是害怕，饿怕了，怕再挨饿……。赵光武、刘日新之类毛共人氏颂扬陷全民于灭顶之灾的毛体制，全盘否定给中国人带来温饱实惠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几十年一以贯之睁着眼睛说瞎话，一以贯之不肯与老百姓同悲同喜。还假装百姓利益代言人！
(2)再说城里。我在工厂20多年，其实就该算是工人，至今仍旧和当年的姐妹们保持联系，2009年10月5日，前北京光华染织厂织场准备车间络经丙班一些人一起逛奥林匹克公园，又照了相。谈起1979年之前的那几十年，大家都说：“咱们好不容易熬过了那些年，现在好好活着吧。”改革开放搞活市场之后，我们纺织女工的日子很快就好过多了：不少人另谋出路，车间人手短缺，开不了车，头头们不得不给我们提高待遇，改善劳动条件，纺织挡车工率先享受双休日……。现在各家孩子也都不错。擅长读书的，早已大学毕业，在国内国外工作，没上大学的，认真学技术学手艺，成了修电脑和复印机的专业户，月收入超万，即便摆个小摊儿的，日子过得也有滋有味儿，不像我们当年那样，老实巴交就一定吃亏受累当工奴，别无选择……。
可是，如今的确有许多工人在那里怀念毛泽东。毛共们颇以此自重。这是怎么回事？一点也不奇怪。首先，毛泽东那头像至今挂在天安门城楼，表明现任当权者还捧着他，小民谁敢不怕，谁敢不敬？第二，毛时代特权腐化有一定隐蔽性，底层小民往往不太看得见。高干们有一句教子经：“注意影响”，连孩子都要学会像家里大人一样在平民面前装洋蒜。改革开放之后权钱交易贫富悬殊明摆在那里，大家都看得见。这些人怀念毛，只是表达对贪腐不满。第三，凡属于工人编制的，都叫“工人”。其中有些并不是靠干活儿吃饭，应该算是工贼，我们背地里称他们为“鸡贼”。这些人“会来事儿”，在毛体制下，也吃香喝辣，算是小有特权吧，不像底层工人那么受罪。他们一般都爱把“阶级斗争”、“工人阶级领导”之类的话挂在嘴边，努努力，兴许能捞上个一官半职，对上自然总是奴才，对下，却可能是小小的奴隶主，与农村基层干部中的恶吏相仿佛，也算多年前 “痞子运动”的传人吧。完全的市场经济要平等竞争，即便是中国当前这么扭曲的市场经济，利益格局也有变化，对于一点真本事不学又不幸缺乏权贵家庭背景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好逸恶劳还想占便宜，没有毛时代那么容易。改革开放之后，这种人感到有点失落，怀念他们的“伟大领袖”，十分自然。说句可能会挨骂的话，对某些下岗工人，我不是很同情。农民工进城看到到处是黄金，就住在北京城，怎么会找不到活儿干呢？我批判了父辈的许多教训，“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条却没法批判，还谨守着。除小孩老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之外，人人都该自食其力。第四，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使奴隶变化为自由人。人们都知道自由人沦为奴隶很痛苦，殊不知奴隶解放成自由人也有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权利永远与责任相伴随。自由人有权为自己作主，同时也就要当担起为自己求生存谋发展的责任。当惯了奴隶养成依赖习性，害怕竞争，很难自主自立。古今中外普遍存在这种现象。《旧约》记载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做苦役，男婴都被杀死，摩西带领民众出埃及，过红海到达西奈半岛，在旷野飘泊40年，许多人口出怨言，眷恋为奴时埃及的肉锅。美国南北战争解放黑奴，有些黑奴并不情愿。今天部分中国人怀念毛泽东也根源于此。这就需要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公民意识，是一个艰巨的、浩大的文化工程。
（3）至于大学生就业难，确有其事。高等教育已接近普及。年年都有几百万毕业生，再把上大学当成鲤鱼跳龙门，大概是不可能了。其实，大学生真的特别了不起，一定得是人上人，混同于一般工农大众，就算屈才？我看不见得。我们那个时候倒是不存在就业问题。“组织分配”紧跟着你，“关照”你一辈子。把你分配到监狱去关着；把你分配到工厂农场去“劳动考察”“群众专政”；把你分配去劳教所，到期了再改成“二劳教”。不光是1957年那一拨右派学生享受这样的“待遇”，1979年“改正”之后，我去北大招待所看望等着“落实政策”的难友，见到一些比我门年轻不少的人，就问：“你们这么年轻怎么也当了右派？”他们说：“我们不是右派学生，我们是‘反动学生’。”原来，学生右派还后继有人。就算躲过了大灾，没成什么“份子”，并且留在清华、北大当老师，就平安无事？才不是呢，也可以把你分配去江西鲤鱼洲喂血吸虫……问问现在的大学生们，哪怕是那些蜗居在唐家岭等待好运的“蚁族”们，你们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去步我们的后尘吗？
2、关于上层
我正式退休之后，养好了病，打了几年工，2000年底开始，打工结束，不再早出晚归上班，也不是天天呆在家里，一般每周参加一两次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了解到许多社会思想动态，就在2001年写了几篇文章，驳斥世风日下的说法，为市场经济叫好。主要论点是：（1）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犯罪盛行与毛时代热衷政治迫害是一脉相承，不能归罪于市场经济本身。（2）只要坚持市场经济，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精神会随之到来。（3）换药不换汤（经改先行，政改滞后）可以减轻社会震荡，其代价（贪污腐败）会在发展过程中自生自灭……
从那时到现在，又过去了十年，十年来发生过许多事情，深化了我的认识。
2003 年年初，中国出了一件大事：新任国家领导人参拜西柏坡和毛泽东纪念堂。此前的二十多年虽然没有直接批毛，可方方面面的人再也不提毛泽东的名字。据说是邓小平的主意。为了顾全大局钝化矛盾，我们这些毛暴政的受害人也愿意遵行。现在倒好，我们不点名批毛，人家却以国家的名义大张旗鼓为毛泽东歌功颂德。也许，人家考虑到没有十分过硬的历史业绩和家庭背景，而又身居高位，心里难免发虚，最好捆绑上一位绝对质超大的历史人物，也好壮壮胆。果真如此，倒也是人之常情。可是，捧毛就是捧专制，就是压民主。此举事关国家民族命运。（国家民族命运与个人进退得失孰轻孰重？非民主国家，才可能将此等庸常之辈推举到顶尖位置。）果不其然，上有所示，下必甚焉。民间文化圈里立刻对此作出了十分明显的反应，一些原本以为是同道的人，很快就“与时俱进”，做起了捧毛的时文。连长沙一中校友会北京分会会刊也取名“清水情”（毛在一中旁边叫清水溏的地方住过），称只在湖南省一中读过半年就被开除了的毛泽东为“我们伟大的校友”。总而之言，思想文化领域大倒退，社科院头头甚至借口中国特色，否定普世价值。毛共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之下应运而生。不扫清这个大环境，再唸叨什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都是笑话。
经历过这许多事情之后，我不得不对自己十年前的认识作一些修正：
（1）民主政治不会随着经济改革自行到来。相反，政治改革若不即时跟上，经济改革也会扭曲，也会夭折。
（2）不能等着贪污腐败自生自灭。贪腐问题的确古今中外都难杜绝，可今天中国的腐败程度和贫富悬殊程度是创记录的。而且独具特色。有人说，贪腐表明经济繁荣，康乾盛世才出得了和琛那样富可敌国的贪官。此话倒也不假。可乾隆一死，嘉庆就抄了和琛的家财，全部收归官库。肉烂在锅里了。而今天中国大量脏款外流，肉掉到锅外去了。脏官外逃，加上大量“裸官”，随时准备外逃。他们尽量搜刮民脂民膏，廉价向外出卖有限的国家资源，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使得这块土地越来越不适于人类生存。然后他们远走高飞，事先就作好了准备，不与广大中国老百姓同舟共济。虽然如今大讲“全球化”，民族国家好像一时半会儿还消除不了，中国人的家园还只能是中国这一块土地。所以，贪官损害的不只是当代中国人的利益，还危害到子孙后代。他们倒是不会“颠覆国家政权”，却涉嫌灭绝中华民族。我的老家湖南郴州近年全国闻名，以贪腐闻名，而且是“窝腐”，地市领导班子整个烂掉，全都被抓，换上新的。可是，新班子上台之后，又步前任后尘，有过之无不及。大家都明白了，这叫制度性腐败。郴州矿藏丰富，盛产各种稀有金属，国内外垂涎者甚众。在缺乏民主监督的情况下，一旦位高权重，不想下水都不行……。亲戚回乡扫墓，告诉我家乡面目全非，儿时记忆中 “郴水倖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的人间仙境已无处寻觅，云遮雾罩的群山早已经千疮百孔，蜿蜒清澈的流水早已经浑浊污染，中毒事件时有发生……。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看起来，经济迅猛发展、国力蒸蒸日上，暗地里却潜藏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人们已经直觉到危险逼近。老人一般都盼着抱孙子，现在渐渐有人支持子女不要孩子，他们对未来没有信心，害怕将来孩子受罪。
（3）政治民主与消除贪腐这两件事密不可分。主流媒体上时不时也喊几声反腐倡廉，可落实起来却很少见到动真格儿的。为什么呢？“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之类官员“雷语”一针见血。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的才是肺腑之言，道破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实质和真相。官员财产申报千呼万唤难出台。那么多脏款外流脏官外逃，“有关部门”都做了些什么侦控和调查？海关怎么这么耳聋眼花？看起来，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真的是有待提高。不过，对付民间维权，党的执政能力可是天下无敌呀。且不说访民上访的艰辛危难，我们右派写几篇回忆，马上来了“扫黄打非办”，通报全国收缴围堵，几个老头老太太想揍在一起说说话吃顿饭，要不就会正好碰上拉闸断电，要不就会早让人打探得一清二楚，提前被“和谐”掉。要出境办点事？黑名单早已下发到各海关口岸，进了机场也会被“请”出来……。据说全国“维稳”经费增幅赶上国防经费了，更有那线人团队，遍布各处，密如蛛网，连学校也设立“信息员”，从娃娃抓起培养告密精神和技巧……。这么庞大有效的执政能力，全用来对付老百姓了。哪怕分出1/10、1%的能耐去对付脏官呢，反腐倡廉也不至于整着个儿成了笑话。正应了孟子那句话：“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看起来，脏官才是“人民内部”，才是血浓于水的自家兄弟。从湖南农民运动开始，“痞子”不就是“最具革命积极性”的主角吗？“新中国”就是为此辈而立。小民们竟敢争什么权利，不肯老老实实任人宰杀，真是胆大包天，岂能轻饶？……是我自己糊涂了，竟期盼着民主政治会随着经济改革顺理成章地到来，期盼着贪污腐败会自生自灭。
结论
总而言之，毛共大谈贪官污吏欺压和鱼肉百姓，贫富悬殊，农民失地，工人失业，青年就业难，环境污染，生态告急……，对当今中国的病状作出了颇为详尽的描述。但是，他们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就是找错了病因。他们还推出“毛泽东思想万岁”，鼓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更是开错了药方。其中许多人属于不了解历史或思想僵化，一旦认清毛泽东是专制独裁的象征，而专制与贪腐两者之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就会与我们同道。至于少数政客学痞，本来就另有所图，一贯忽左忽右口是心非，专事编造骗人鬼话，只要可骗的人越来越少，他们自然就失业了。
据说毛共虽然成立，却并没有宣布脱离中共，使中共内部公开有了点儿不同的声音，总算是一件好事？
“新中国”是中国人的前辈自己选择的。佛教讲因果报应，耶和华说：“我决不以有罪为无罪。要追讨罪责，直至三代、四代”，好像是朱子家训里也说过：“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么看来，我们遭受的一切都算是罪有应得？努力替父辈祖辈反思赎罪吧，为子孙后代留一条活路。还来得及吗？不知道。怎么办？尽力而为吧。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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