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后蜀之主孟昶的宠妃花蕊夫人在宋太祖面前作过一首《述亡国诗》，其词曰：“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将亡国误国、不战而降的后蜀君臣骂得狗血淋头，读来令人畅快之极。花蕊夫人也因此诗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然而，尽管人们总说“文如其人”，但事实上“为人”与“为文”从来就不一定是完全相符的。如果仅看汪精卫当年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被捕后写的“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四句诗，又有谁能想到他日后在抗日战争期间竟然成为卖国求荣的第一号汉奸呢？所以，中国还有句古话叫“听其言而观其行”。
最近偶尔翻阅前人笔记，看到一些关于花蕊夫人的记载，慢慢觉得《述亡国诗》写得虽然慷慨激昂，却未必是其真实心境的写照，更不能由此得出她是巾帼红颜的结论。
花蕊夫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花蕊夫人本姓徐，四川青城人，被后蜀孟昶纳入后宫，封为贵妃。她既有美丽的容貌，又有不凡的才情，曾作宫词百首。
孟昶的后宫生活实在是奢靡、浓艳之极，可谓夜夜笙歌、醉生梦死。然而，花蕊夫人呢？她不仅不是这种生活的批判者，反而恰恰是挖空心思找乐儿的积极参与者。孟昶玩物丧志以致最终丧国，花蕊夫人绝不是受害者之一员，而是推波助澜、奢靡祸国的主角之一。很显然，一句“妾在深宫哪得知”无法将花蕊夫人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当后蜀军队在宋军进击之下一溃千里，局面不堪收拾的时候，孟昶对劝说他“聚兵坚守”的大臣们说过一句大白话：“吾与先君以温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临敌，不能为吾东向放一箭，虽欲坚壁，谁与吾守者邪！”这说明他对敌我态势的判断是清醒的，知道后蜀没有继续抵抗的资本，再打下去不仅于事无补，反而祸害黎民。所以，断然决定草表以降。
其实，孟昶降或不降，都不能阻挡宋军统一天下的步伐。在那样一个数十年战乱的非常年代，统一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相比以卵击石、同归于尽的惨烈结局，后蜀的“十四万人齐解甲”，无论对宋还是对后蜀，乃至对天下，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真的有大批将士坚贞不屈、壮烈殉国的话，反倒是令人扼腕叹息，这样的死节实在是一点不值。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难发现，花蕊夫人的“宁无一个是男儿”的指责，其实是缺乏真正的价值前提的。一个荒淫无德、奢靡无度的君王和朝廷，有什么资格要求它的将士们为之尽忠死节呢？这个道理，想必花蕊夫人也是心知肚明的，因为做了这首诗后，她就半推半就地做了宋太祖赵匡胤甚为宠幸的后宫之人，并没有像她要求后蜀将士作“男儿”一样要求自己做一个贞节烈妇。
我想，花蕊夫人的这首《述亡国诗》，不过是惶恐无助的阶下囚为了讨好高高在上的主宰者，而自贬自侮的献媚诗而已。只不过这首献媚诗做得凛然正气，十分高明，以至于骗过了后世无数文人雅士的慧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