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孔子，圣人也。圣人也有老师？他是谁？
孔子的老师，就是我们不该遗忘的、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大思想家的周公。孔子年轻时就十分赞羡“周公之才之美”，直到晚年，还在惦念自己心目中的老师：“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可以说，孔子不但是周公的学生，而且是他的精神之子。尽管两位大思想家相隔的时间长达500年之久。
2 “周公”字样赫然出现7次！
汉唐以来“周孔”并称，周公一直是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只是近年来人们对这位历史人物渐渐淡忘了。然而，正如史学家杨向奎指出的：“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显然，要解读孔子的仁爱思想及其形成的脉络，就应当重视对周公的研究。
一年多以前，陕西岐山周公庙附近出土了一批卜甲。经辨认，“周公”字样赫然出现7次！这一发现惊动了全国。周公庙遗址的考古发掘就此开始。当时记者在采访中从考古学家张天恩嘴里获悉一条耐人寻味的信息：周墓少人殉，识别周墓、商墓，就看有无人殉。一年多过去了，周公庙遗址这一片高等级的周墓中确实没有发现人殉。
最近陕西东部韩城刚刚发现的一座高等级的周墓(距今约2800年)中，还是发现没有“人殉”。据查，目前国内发掘的周墓共2000多座，有人殉的不足十分之一，即使有人殉，数量也极为有限。据专家分析，有人殉的周墓往往位于商文化圈内，受到商代人殉习俗的影响。
有没有人殉，是一件大事，因为它直接反映出古代统治者对人的态度。到目前为止，周墓中少有人殉的事实基本上可以印证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对周初社会“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的社会状况的描写。
司马迁在《周本纪》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虞人、芮人发生纠纷，想请周文王裁决。进入周境，他们发现，那里的社会风气是“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很惭愧，说：“吾所争，周人所耻”，结果文王也没去见，谦让着，回国了。
有意思的是，这次韩城的考古中就发现了刻有“内太子”、“内子”字样的青铜器。古代“内”通“芮”，这些青铜器正是芮国太子用过的器物。巧的是韩城正好也是司马迁的老家，因此故事有相当的历史真实性。
难怪一位历史学家会感慨地说：“浏览商朝历史即可发现，奴隶逃跑和集体遭到屠杀的事件接连不绝，用奴隶祭祀、殉葬的情况亦比比皆是。及读至周史戛然而止，一条记载也没有，仿佛步入一块新天地。”
3 文献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字就是“民”
实际上，这块“新天地”(周族兴起于歧山、扶风一带的周原)里确确实实正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诗经》中这句据说出自周公手笔、颇有点使命感的诗就是这些变化的最好概括。
西周时期(成王以前)正处在一个中国文化精神气质得以型塑的重要时期，而周公在这个时期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那么，周公是个怎样的人物呢？周公(？-前1053年)姓姬名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一位襟怀坦荡，富有仁爱思想的政治家，曾与太公望(即姜太公)、召公奭等政治家一起，辅翼武王推翻商纣暴政。武王去世后，他又全心辅佐幼弱的成王，征讨管、蔡与武庚的叛乱，安置殷商遗民，营建洛邑(今洛阳)……
王国维曾以真正的历史眼光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而周公正是这场剧变的亲历者和决策者。汲取殷商灭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是周公思考的母题；而推行德政，以礼治国则是周公实践的主项。
学者们认为周公的贡献不仅在于从前所说的所谓“制礼作乐”，更在于他的思想。周公的言论散见于谈话、训词与文告之中，而这些文献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字就是“民”。在告诫奉命监视殷地的卫康叔的《康诰》中，周公要求卫康叔“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他要求卫康叔像照料小孩一样保护百姓，使百姓康乐安定(“若保赤子，惟民其康”)。
今天，我们还常常会说起“人乃万物之灵”，而这个命题最早出自武王伐商的《泰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这意味着3000年前，西周政治家已经对人自身，对人的价值以及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正是他们“保民”、“爱民”的认识基础。
与周公思想有关的命题还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等。
“敬德保民”，或者说“崇德贵民”(崇德即敬重德行，贵民即重视人民的愿望)以及重视民意的天命观是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思想的核心。后来在中国文化历程中体现出来的富有道德色彩的人文主义的精神气质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这正是儒家学派的思想文化资源，甚至可以说它们就是儒家作为学派产生之前的儒家思想。
4 春秋500年植入文化基因
在周公与孔子之间的500年里，这种富有道德色彩的人文主义在春秋各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发扬。
民神并提，言神必及民，言民必及神在春秋社会中已成为普遍的情况。如《国语·周语》中就有：“事神保民莫弗欣喜”，“……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于是乎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神是以宁，民是以听……听之不和，比之不度，无益于教，而离民神怒。”
春秋时期重民思潮继承了西周“敬德保民”的传统，同时，也为春秋末孔子创建儒家学派提供了土壤。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性品格的人文基因正是在春秋时期定型的。孔子思想之所以不朽，就在于他的学说中植入了这一中华民族的人文基因。
5 《论语》是中国古代人本主义的经典
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论语》中讲得最多的是仁字。“仁者，爱人也。”《论语》中还有这样一个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短短十二字，写出了孔夫子“以人为本”的仁爱之心。
《论语》中提到“仁”字的地方多达109处。 孔子的“仁”不仅仅是建立在宗族关系上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样的血缘亲情，他还将“爱亲”推向“爱人”、“泛爱众”的层面，从而把家庭伦理上升为社会伦理。可以说《论语》就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关于人本主义的经典。任何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必然是对先前思想的扬弃。既然孔子的思想源自于周公，那么，周公的思想又来自何处呢？
在研究周公“保民”思想时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对保护老弱孤幼的重视与强调。在《康诰》中周公提出要“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在《尚书》中还有多处这样的记载。其实，这种思想在世界各个文明的早期，在苏美尔人、埃及人以及希伯莱人中都曾经出现过。距今4050年的古埃及政治哲学著作《一个能言农民的恳求》中就曾提出君主必须施行仁政、主持正义，亲孤儿，惜寡妇、幼弃子。人类早期人道主义的朴素萌芽当是周公“敬德保民”思想的一个源头。
学者的阐述，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两位集大成者的思想家之间的承继关系，从西周的“敬德保民”、春秋的重民思潮到孔子的“仁者爱人”，一以贯之的，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
长期以来，欧洲中心主义者“言必称希腊”，认为只有古希腊才是人本主义的故乡，或是把中国、印度和希腊看作是精神从低级到高级递进发展的序列(黑格尔)。这个观点无疑是大有问题的。
文明的发祥是多元的。从周公到孔子的500年思想历程已经清楚地表明，中国古代也有过一个人本主义发生、发育与成熟的过程。中国也是一个有着人本主义思想传统的伟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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