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也以丝帛为书写的材料。但丝帛较贵，故大多只用来抄写重要的典籍和绘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竹、木制成的简牍是最流行的文字载体。汉时出现了纸，并逐 渐推广使用，但简牍却没有因此被迅即淘汰，而是与纸共存了数百年。《太平御览》载《桓玄伪事》：桓玄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 以黄纸代之。"可知在4世纪末的东晋中期，人们仍在使用简牍，经统治者颁令后才废止。由此算来，简牍在中国的使用历史至少有千余年。
简牍时代距今遥远。因而形成了这样的状况：一方面，由于简牍长期湮没，我们对简牍已备感陌生，探究其制度与具体细节等都相当困难；而另一方面，由于简牍出现甚早，存留时间很长，又在我们的文化进程中印下了深刻的痕迹。
传统的中文书写习惯是从上到下，竖行排列，这和用简牍书写时是一样的。传统的书籍有竖行的界栏，展开的书页看起来亦如同简册。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许多词 汇，如"册"、"篇"、"编"、"连篇累牍"、"韦编三绝"等，都与简牍的形制有关；"杀青"、"汗青"、"罄竹难书"等则与简牍的制作和用材有关；"删 改"、"笔削"、"刀笔吏"等则与简牍时代的文具书刀有关；"契合"、"合同"、"尺牍"、"封缄"等则与简牍时代的文书制度有关。
与纸相比，简牍较为费材，制作与携带也不算方便。然而在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就是以大量的简牍制作的官文书来运作政务和推行统治的。据《史记•秦始 皇本纪》记载，秦时天下大小事皆决于上，秦始皇日夜所读的官文书"至以衡石量"。王充《论衡•别通篇》说，"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以文书御天 下"。而从出土简牍实物来看，秦汉时期的官文书不仅数量惊人，种类众多，格式也颇为繁复。这些用简牍来记录和承载的法律、政令、计账、户籍、券书等，对于 庞大帝国的体制维系和管理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简牍虽嫌笨重，却相当耐久。大量的典籍，因当初被抄写于简册而流传下来。这不仅是指我们今日所见出土简牍中的古书，也是指那些自"简牍时代"而流传至"印 刷术时代"的古书。值得注意的是，纸虽轻便，但脆弱易毁，故今存早于唐代的用纸书写的史料极为罕见。有学者指出，纸在其发明之初，或许对于书籍并不是一件 好事。因为印刷术的出现是在数百年之后，其时不少用纸抄写的书籍已经亡佚。相反的，那些用简册抄写的更为古老的书籍却得以长久存留。
自上个世纪初以来，一批又一批的简牍陆续在中国各地出土。其中时代最早的是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所出的竹简，时代最晚的是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 雅遗址和吐鲁番晋墓所出土的晋简。这些简牍的内容甚为丰富，不仅有多种文书档案，还有大量的书籍、私人信件、历谱，以及丧葬用的遣册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 值，也是宝贵的书法墨迹。对它们的发现与研究，是近代学术界的一项重要的成果。
在此之前，有关该时期的史料只限于不多的传世文献和一些考古资料。简牍的出土，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完全改观。以秦汉史为例，从秦代的睡虎地简、里耶 简，到汉初的张家山简，到纵贯西汉、新莽、东汉的敦煌简和居延简，再到东汉末年的东牌楼简，以及三国时期的走马楼简，加上散布于秦汉各个时期的那些数量虽 小但内容重要的简，我们可以看到，简牍所展现的秦汉史几乎没有年代上的缺环。换句话说，我们若以简牍资料为主体，参以文献资料和其他考古资料，也有可能再 编写一部秦汉史。简牍资料虽未尽详备，但在数量和连贯性上或许并不逊于文献资料。而在对具体史实的考订方面，简牍资料的可靠性或许更强。
简牍上的文字记录了很多不见于文献的资料。例如，文献中有关秦汉法律的记载稀少而零散，而存留于简牍的秦律和汉律却相当完整，使我们有可能藉此探究秦汉法 律的体系、内容乃至法律理论和法律思想。简牍和帛书中包含了很多珍异佚籍。除儒家、道家、墨家的著作外，还有各种兵书、日书、算术书、医药书、文学作品和 地图等。简牍实物本身也携带了很多时代的信息和特征。例如，汉简中的"扁书"使我们认识了当时的文告。它们是"明白大书"的简册，多张挂于要闹之处，向吏 民宣示诏书、法令等重要公文。吴简中的"莂"使我们认识了当时的券书。它们以较大的木简制作，顶端书"同"字，侧面有锐器剖切的痕迹，可知其采取左右分券 的形式。简牍上的墨迹也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例如，睡虎地秦简为我们显示了介于小篆与汉隶之间的秦隶，东牌楼汉简则为我们显示了东汉晚期的带有隶意的正书 与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