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走了五里路才到西埠，眼睁睁看着人家拚死拚活挤上开往县城的公车，望车兴叹。从西埠到县城还有二十里路，天气又很热。但是我别无选择，脑子里总在想一毛快死了或者已经死了。一村勇敢地和我朝着县城走去，脚上穿着黑塑料小凉鞋。我们走一段路就坐在路边上树荫里歇息，好不容易走到十里铺，离县城还有十里。一村实在累得不行了，我拦住一个农民拉着一部空板车朝县城方向走。他听我说了我的困境之后，就让我把孩子和旅行包都搁在车上，我跟着车走。等我们走到和县汽车站，已经是下午，所有去含山的车票都卖光了。我硬着头皮向一个售票员苦苦哀求，他终于卖给我一张站票。等我们到了含山，天已经黑了，赶紧走到火车站。九点钟我们才上了去合肥的慢车。一村马上就睡着了。十一点多钟火车才到合肥。我是最后一个出站的，背上背着瞌睡的孩子，手里提着旅行包。公共汽车早已没有了，眼前也看不到一部三轮车。
我坐在路边，又不知怎么办了。附近没有旅馆，即便有我也住不起 。正当一村在我怀里入睡，我看见一部三轮车朝我蹬过来。我急忙向蹬车的打招呼。"同志，请你帮忙。"我喊道，心里明白没有一个蹬三轮儿的会愿意在这个钟点老远地去郊区。"请你帮忙送我和我小家伙去安徽大学。有紧急情况。""哦，不行，我不去。"他摇摇头。"太远，太晚了！"
"请你帮忙，我求求你。我女儿病危，一个人呆着。所以我才从含山坐夜车赶来。如果我坐在路边上过夜，这小家伙也要冻病啦。我在争取时间，请你帮帮忙。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革命队伍里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我现在需要你帮助。"
"毛主席话当然不错，可是你出多少钱？"
"两倍，三倍，你觉得辛苦一趟该付多少就是多少。"
我坐上车，怀里抱着一村，脚下放着旅行包。光着上身的三轮车工人飞快地蹬着车穿过空荡荡的街道，只有行人道上有人睡在凉床上。午夜以后，我们穿过一条近路去大学，过去我在白天也回避的地方，因为那儿有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太平间和医学院的解剖室。周围有死亡的阴影；我紧紧地搂着一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为我可怜的女儿祈祷。等我们终于到达安大，大铁门已经锁上了。我放大了嗓子才把门卫叫醒。蹬车的不肯蹬进去，我只得又背上一村走到幼儿园。
值夜班的阿姨被我叫醒，懒得多话。她让一村睡到地板上他的老地方，让我跟他睡在一起。在一毛睡的褥子上，我看到她的一只红布鞋和她喜欢的洋娃娃，从这里可以看出她被送走时一定很慌张。也许她再也不需要它们了。我来得太晚了吗？我再也止不住我的眼泪。我又累又，可是我一会儿也没睡着。我只愿天早一点亮。
一村还在熟睡，我已经走到三里路外解放军105医院了。问讯处的女护士吃惊地问我："你来这么早干什么？我们八点钟才上班。"听我说明情况后，她就到住院登记册上找一毛的名字，找了几遍也没找到。我着急了，难道她已经不在了吗？一名护士领着我从一个病房找到另一个病房，还是找不到。我更急了。最后，她说既然当初诊断为大脑炎，或许我应当到隔离病房去看一看。那儿的病人登记册上也没她的名字。护士长允许我自己挨着病房去找。快走到最后一间时，我看到安大幼儿园的一个阿姨站在门外。
"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李老师？"她绷着脸问我。"你女儿多少天来高烧不退。他们还没查出来她害的什么病。幼儿园派我来照顾她，等你来。我还得假装是她母亲，要不然医院就不收她。现在你自己进去看看吧。"
一看见我女儿，我就忍不住泪如雨下。一毛已经不是本来那个漂亮的小姑娘，而是瘦得皮包骨，憔悴的小脸烧得通红。我拚命控制自己的感情，轻声说："毛毛，妈妈来啦。你觉得怎么样？"他惨淡地一笑。"妈妈，我一天一天数着日子盼你来。我想有九天或者十天了。我真开心你来了。哥哥弟弟怎么样？"她没烧到讲胡话，还那么镇定，我稍微感到宽慰。一个性格坚强的小姑娘，我女儿。"村村跟我一起来了，回到幼儿园。哥哥在香泉上初中。你放心吧。"她又问我："你想爸爸能来看我吗？"我的心一揪，我自己发高烧他不是也不许回家看我吗？我只能说我试试吧。接着又问："妈妈，我托王祖鑫叔叔带给村村的麻饼和桃片，你收到了吗？"她的头脑这么清醒！"收到了，早就收到了，我没能写信告诉你，因为邮政被洪水切断了。"
这时候，一位军医来查病房。他一看见我就问："你是谁？你在这儿干什么？"没等我回答，一毛就说："王大夫，这是我妈。她下放在和县，刚从那儿来的。"王大夫露出困惑的表情。"又出来一个妈？另外那位女同志是谁呢？"我接着说明情况，澄清了混乱。王大夫从头到尾给我讲了一遍一毛的病史。安医怀疑她患大脑炎，但后来在这里做的检验结果是阴性的。他们又根据几种假设，做了一系列检查和化验，先后排除了疟疾、肝炎、流感、肺炎。目前的意见是伤寒。她对最近的滴注的反应好像好一些。王大夫并不悲观，但是他拒绝提出愈后。
一毛入睡以后，我急忙回到幼儿园，安排一村的食宿。我又抢时间跑去找工宣队领导，请求他们准许宁坤来医院和我共同看护女儿。我的请求遭到断然拒绝。我回医院之前，先去市区给一毛买了半个西瓜，她说过很想吃。可是她尝了一口就推开了，我看了很着急。幸好从我来到之日起，一毛的体温开始下降。同时，多天来第一次大便。我端着便盆去处理传染病人粪便的小屋子倒大便，在低矮的过道里一头撞在房顶。头顶隐隐作痛，我也顾不上去理会。过了两天，实在痛得厉害，我就跑去找一位护士。她以为是头痛，让我看内科。我说是头顶上痛，她扒开头发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黑铁丝做的发卡嵌进我头皮去了。她拔了一下拔不出来，因为卡子和头发、血块纠缠在一起。她用水浸湿，然后才慢慢把卡子拔了出来。她说伤口已发炎，再晚一点就会出大问题啦，她奇怪我怎么会那么麻木。
一毛先开始吃一点流体食物。一周之内，她的体温恢复正常。她又能吃固体食物了。发烧的红晕一退，她的小脸苍白干枯。为了让她早日复原，我知道必须给她吃一些滋补的食物，这在医院是办不到的。她身体又太弱，暂时还不能跟我到高庄去住。她必须出院在合肥住一段时间，补一补身子，逐渐复原。
安大招待所答应给我一间客房，住到一毛能和我回家。她出院之前，出院表上"最后诊断"一项空着没填写。我问王大夫怎么回事，他说实在无法确诊。由于他们诊断的手段有限，我觉得这可以理解。我想，要给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作一个确诊，那就会更难啦。可是我说总不能什么也不写。踌躇了一会儿之后，他写下"病毒感染"。
我借了一部板车把一毛拉到招待所，路上碰到的一个熟人看见她满面病容就问我是否送她去住院。到了招待所，发现对门住的是俄语老师吴老夫妇。他的"狗叛徒"罪名早已清除，但作为退休后返聘的"临时工"，他也被解除合同，等着办手续回九江老家。他们十分热情地让我们用他们的煤球炉和炊具，甚至粮食。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同志间的温暖。大概牛棚里患难与共的经历加深了他对宁坤的友情。住在我们隔壁的是沈瞎子，他从乌江押解回来后就住在这里。原来那次"宽严大会"上的宣判只不过是一场"逼供信"的演出，无奈顽强的老人实在无罪可认，而那些生杀予夺的头目又死不认错。于是，他也在等着办手续回安庆老家。他是个孤苦伶仃的老人，还得等一个侄女千里迢迢从贵州赶来，送贫困潦倒、双目失明的伯父还乡。因为公用厕所是在过道的尽头，双眼瞎的老人上厕所必须经过我的门口。不只一次，他摸进了我的屋子。有一次，他的拐杖捣翻了我在对面吴老家的煤球炉上给一毛热的牛奶。他知道我是谁之后，就说宁坤在牛棚里对他很好，他祝愿宁坤比他幸运一些。我说："沈老师，您的情况也会好的。"他说："我？我不值得再活下去啦。我现在要叶落归根，一死了之。好了好了。我再也不用挨打挨骂，受苦受难啦。"我不忍再看他零乱的白发下绝望的眼眶了。我心里想，"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他一定会想到这两行诗的。很久以后，我才听说，他还乡以后不久就因严重内伤死去了。
六
我在招待所住下不久，一天半夜一丁突然敲门来了。听他讲他怎样一个人在大热天从高庄走到乌江去找爸爸，我感到惊奇。一丁干巴巴地说："一毛这场大病当然是件大坏事，可是它却让我们一家人从5月16号以来第一次聚到一起。这叫做‘坏事变成好事'，妈妈，正如毛主席教导的。"
九月初，中、小学已经上课，一丁和一毛都要迟到了。等到下一次安大有卡车去孙堡公社，我们一家母子四人就搭车回家了。我们坐在卡车上，挤在一起，面前放着三筐煤球，是用吴奶奶和一位女同事送的煤票买的。我们顶风坐着，等到家时已经被煤灰染黑了，活像一家大小"牛鬼蛇神"。
回到我的公房住家，我大吃一惊，发现自行车不见了。它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这事情严重，"我大声说。正在这时候，老螃蟹闯进来了。我递给他一包在合肥买的香烟。
"‘奔月'，好牌子，三毛五一包！"他边说边刮了一根火柴点了一枝烟，把那包烟放进口袋。"味道比九分钱一包的‘大铁桥'好多啦！这就是你女儿，好漂亮。我们把你东西保管得很好，老李。你不少什么吧？"
"我的自行车不见了。我把它靠墙放着的。"
"哦，自行车，对啦，自行车。老冯借去了。他看你在街上骑过，恨不得骑一下你的外国货过过瘾。他来找我，说借用一天。反正车也闲着。"
"可是我把车锁上的。"
"不错，车是锁上的。我们砸了锁，容易得很。"他吃吃地笑。"老冯是公社下放干部管理小组的贫农代表。你不想得罪他吧，老李？"
"可现在我的车在哪儿呢 ？"
"那你得去问他。"
第二天一早，我走到孙堡去找我的自行车。大胖子老冯正忙着卖鱼。 "老李，你回来啦。欢迎欢迎。哦，你的自行车在家闲着，我用了一下。我想你不会在意的。""你怎么会想起去搞我的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