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怨情仇是人生中难以逃脱的纠葛，若人人相爱，则天下其乐融融，但结仇结怨的情形却并非少见，如何处理已发生的「怨」呢？从我国古代典籍中概括，主要有三种：「以怨报怨」、「以德报怨」和「以直报怨」。
何以报怨？古籍所载主要三种：即以怨报怨、以德报怨和以直报怨。「以怨报怨」不可取，而对「以德报怨」和「以直报怨」的理解、解释、取舍，有同有异。本文试作初步分析。
恩怨情仇是人生中难以逃脱的纠葛，若人人相爱，则天下其乐融融，但结仇结怨的情形却并非少见，如何处理已发生的「怨」呢？从我国古代典籍中概括，主要有三种：「以怨报怨」、「以德报怨」和「以直报怨」。
以怨报怨
《礼记‧表记》：「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说文》说：「怨，恚也」，「恚，恨也」。
「以怨报怨」就是以怨恨来回报怨恨，亦即世俗所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人们都知道，冤冤相报何时了？仇怨并不会因报复而减少，反而越积越深，害己害人，后患无穷。虽然《礼记》认为「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但古人大多仍取否定态度。
以德报怨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这句话见于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三章，故很多人认为是老子提出的，理解为老子或道家的主张。现代有学者经研究证明《道德经》中存在错简，此说并非老子原意。
「以德报怨」也见于儒家经典。《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德」，恩惠的意思。「以德报怨」的原义即是以恩惠回报怨恨。孔子反问：「何以报德？」实质上是对「以德报怨」的否定。《论语注疏》：「此章论酬恩报怨之法也。『或曰：以德报怨，何如』者， 或人之意，欲人犯而不校，故问。孔子曰：『以恩德报仇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者，孔子答言，若报怨既用德，若受人恩惠之德，不知何以报之也，『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者，既不许或人以德报怨，故陈其正法，言当以直道报仇怨，以恩德报德也。」
自此以后，古代学者大多同意孔子的见解，不赞成「以德报怨」。如《论语集注》：「或人所称今见老子书。德，谓恩惠也。言于其所怨既以德报之矣，则人之有德于我者又将何以报之乎？于其所怨者，爱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无私，所谓直也。于其所德者，则必以德报之，不可忘也。」
「或人之言可谓厚矣，然以圣人之言观之，则见其出于有意之私，而怨德之报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后二者之报各得其所。然怨有不雠，而德无不报，则又未尝不厚也。二章之言，明白简约，而其指意曲折反复，如造化之简易易知而微妙无穷，学者所宜详玩也。」（朱熹：《论语集注》）
根据上文可见，传统儒家学者是反对「以德报怨」的，其原因概括如下：
第一，认为这种做法不「诚」。缺乏原则性，具有目的性，并非发自内心。「宽身之仁」，郑玄注：「宽犹爱也，爱身以息怒，非礼之正也。」孔颖达：「宽身之仁者，若以直抱怨，是礼之常也。今以德报怨，但是宽爱己身之民。欲苟息祸患，非礼之正也。」都认为「以德报怨」缺乏原则性，是一种滥施感情的行为。为了苟息怨祸的「德」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不可谓真正之「德」；也不符合孔子所提倡的「仁」的原则，「恶不仁者，其为仁矣」。
第二，认为是「取怨之道」，对社会形成不良影响。对待怨恨、仇怨时应以率直、坦诚、理性的精神予以回报，或以这样的精神要求自己。皇侃说：「所以不『以德报怨』者，若行怨而德报者，则天下皆行怨以要德报之，如此者，是取怨之道也。」他认为「以德报怨」是种对社会的不良导向，表示反对。
第三，认为「以德报怨」的背后实质上是私欲在作祟，朱熹曾举例说：「如吕晦叔为贾昌朝无礼，捕其家人坐狱。后吕为相，适值朝廷治贾事，吕乃乞宽贾之罪，『恐渠以为臣与有私怨』。后贾竟以此得减其罪。此『以德报怨』也。」朱熹明确的说，「以德报怨，亦是私」。
第四，认为「以德报怨」陈义过高，事实上难以实行。朱熹的弟子亚夫问学于朱熹，问到《论语》中「以德报怨」之处，朱熹的回答是：「『以德报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无一件可以报德。譬如人以千金与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当然。或有人盗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与之，却是何理？视与千金更无轻重，断然是行不得也！」
由此可见，古代学者对「何以报怨」的问题多承袭孔子的观点，对「以德报怨」是持反对意见的。
「直躬」的故事也见于《韩非子》。《韩非子‧五蠹》载：「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这就是说，「孝」并非要一意曲从..
以直报怨
《论语‧宪问》中我们看到，孔子不仅反对「以德报怨」，而且还明确提出「以直报怨」的观点。所谓「直」，《说文》：「直，正见也。从∟，从十，从目。」「正见」，就是正视、直视。孔子还曾说：「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这样看来「以直报怨」作为一种处世态度，其基础在于儒家的「直道」。
然而，这种「直道」的内涵，却并非如此简单。《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酰焉，乞诸邻而与之。』」有人向微生高乞醋，他没有，却并不直说自己没有，转而乞诸其邻而与之。有人认为微生高为人「直」，孔子不以为然，为何？是即是，非即非，有便有，无便无，这才称得上「直」。这种「直」，作为一种人格标准，应该是以「实诚」为特征的。
孔子「直道」的这种「实诚」特征，在另一则材料中表现得更为清楚。《论语‧子路》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立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看来，孔子是不赞成直躬的行为的。
他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似乎有害「直道」，但清人程瑶田却给了很好的解释。他说：「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为、等级、界限，无意、必、固、我于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则所谓公者，必不出于其心之诚然也。」这就是说，「出于其心之诚」，甚至不掩饰私心，也属于「直道」的表现。这种直，当然与「实诚」有联系，它以率直为其特征。
「直躬」的故事也见于《韩非子》。《韩非子‧五蠹》载：「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这就是说，「孝」并非要一意曲从、是非不分，而是要明白何为大义，以「信」为前提，在父母未为不善时，力谏；父母已为不善时，勇于自己承担。父亲做了坏事甚至犯了法，儿子出于「直」要指证父亲，但儿子要遵守孝道，出于「孝」要替父亲承担责任。这是法家对「直」的人格要求。
这样，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孔子的「直道」是以实诚率直为特征，而法家的直道是以信义公正为特征。孔子的「以直报怨」是指率性而为，以不违背自己的本意为原则。但孔子的观点，却被后代许多经学家所误解，何晏《论语集解》引马融言曰：「言人之所以生于世而自终者，以其正直也。」又引包咸言曰：「诬枉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人以正直立身，所以对待情感也应当以正直的态度处置，这马融、包咸、何晏等所理解的「直」。
朱熹《四书集注》也说：「直道，无私曲也。」「以此民，即三代之时所以善其善、恶其恶而无所私曲之民。」那就是说，一方面要「善其善」，另一方面则要「恶其恶」。对待仇怨，要「恶其恶」，要用不偏不倚、正直无私的态度去响应。朱熹《论语或问》还说：「或问：『以德报怨，亦可谓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许何哉？』曰：『德有大小，皆所当报，而怨则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圣人之教，使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胜直。
当报则报，不当则止，是则虽曰报怨，而岂害其为公平忠厚哉？然而圣人终不使人忘怨，而没其报复之名者，亦以见夫君父之仇，有不得不报者，而伸乎忠臣孝子之心耳。』」朱熹对「以直报怨」理解与解释，体现出明辨是非、大公无私的公平、公正的原则。这种解释，与孔子的初始意义相去甚远，而与法家的观点若合符节。
同样，佛家就此所作的解释，也有微妙的变化，「以直报怨」变成了「以直忘怨」。明代智旭大师说：「达得怨亲平等，方是『直』。若见有怨，而强欲以德报之，正是人我是非未化处。『怨』宜忘，故报之以『直』，谓不见有『怨』也；『德』不可忘，故报之以『德』，谓知恩报恩也。」他所理解的「以直报怨」重在怨亲平等，直心而忘怨，泯灭恩仇，它包含了「坐忘」的禅理禅意，体现了「平等」的观念。
总之，古人对「以怨报怨」多取否定态度，而对「以德报怨」、「以直报怨」理解、解释、取舍，有同有异。这些现象，固然反映出文献理解的正误，但同时也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弹性与普适性。了解这些，不仅对我们理解和解释历史文化有帮助，同时也对今人处事、处世，具有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