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次贷危机逐步演化为全球金融风暴之后，北京权力中枢声称："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抵御经济危机。"香港方面则信心十足地表示：不借助北京的帮助，香港本身就可以独善其身，因为香港不仅是全球金融中心之一，而且还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对付亚洲金融危机时积累的经验。但是，无论北京方面还是港府当局都忽略两个重要的因素：其一，人民币区域化对香港弊大于利；其二，香港本身的经济学术反省能力十分低下。
之于前者，现在已经显性化。大量国际资金以避险方式涌入香港，使香港有别于大陆的汇率与息率自动调解机制顿受巨大考验，危机概率加大；其二，在人民币与港币共流通关系没建立法律化安排的时候，其区域化势头必将削弱港币本身的实力，即内地向香港转嫁经济风险。
联系汇率：港英当局的可贵遗产
香港最初的货币制度是银本位制即一八六三年正式成立铸造币厂，发行"香港壹圆"银币。至一九三七年，银本位的七十年历史为香港经济渐次现代化的准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间，"港元"概念产生于一九三五年并与英镑挂钩，宣布十六港元兑换一英镑。此后虽然有日本占领而废除港元代以"军用手票"之变故，但是港元（币）国际化的铺垫却由此而始。时至一九七二年，英镑改为自由浮动制，港币与美元挂钩，宣布五点六五港元兑一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而后改为自由浮动。
由于经济自由程度即港英当局经济决策权相对于宗主国的独立性以及港内经济民主程度较高，香港在外汇管理方面的学习性与效能性高居亚洲后发经济体之首。是为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在香港面临重大前途选择时，其经济自由暨经济民主的优点再次体现。一九八三年中英展开香港问题讨论，导致全港信心危机，港币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九点六。该年十月，港英当局宣布恢复有管理的浮动制，确定港币对美元汇价为七点八比一。其机制一直实行至今。
可以说，英国政治统治虽然结束，其经济自由暨经济民主虽然含混了殖民主义成份，但确实为香港货币体系的弹性化与取得国际（至少是亚洲地区）硬通货地位确立了不易之基。目前，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在遭遇双重风险的情况下，对美元汇率仍然可以在七点七五至七点八五之间进行适时调控，使之保持七点八的平均点位上。这样的状况，应当促使负责任的经济学家提出一个政治伦理问题--我们应当对港英当局的经济制度遗产保持怎样的敬意？
人民币非规范区域化使香港受损
中国经济体积膨胀与军事能力的空前提高，使人民币在中越、中港、中蒙、中俄边疆贸易中渐成交易者认可的货币。其中：中港之间的限额人民币过境已经法律化，大额资金流动仍靠地下钱庄来完成；中越边境的人民币结算既成事实已有十余年时间，现在仍处于合理不法的阶段。
初步估计，二〇〇八年人民币在港的月平均余额为两千亿。尽管这个额度及相应的流动规模并没有冲击港币的本币地位，但是，它实质上促成了香港货币二元化。这种状况存在三种危险的倾向：
第一，破坏了香港发钞行按指定汇率（即七点八比一）向金管局交纳美元外汇基金的制度，简单地说，人民币在香港的存在是无担保发行。
第二，人民币在香港取得国际铸币税之同时成为国际投机者囤积目标，转而用来冲击香港联系汇率的可能性急剧加大。虽然现在尚无相应动作，但是，国际避险资金在香港的拥挤现状已是信号。二〇〇八年末，由于大量国际游资进入香港，致使港元汇率上挺至七点七五比一，金管局不得不分两次共增发港元三十一亿。
第三，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形成的人民币区域化市场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来约束，即便是在香港高达两千亿的规模仍无确切的法律地位。这势必造成港元承担人民币体系在金融风暴中部分损失的后果，至少来说，人民币借此取得了缓冲空间--绕过人民币必须自由浮动的国际难题暨压力，并将部分压力传导给香港。
简单地说，面对全球危机，不是大陆在帮助香港，而是香港在帮助大陆。当然，从经济一体化的追求方面讲，这样的趋势并不是绝对的坏事，但是，这个趋势背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却十分可怕。首先是，有所谓的民间人士已经悄悄地鼓吹取消港币，代之以人民币的说法，其依据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经验；其次，官方学者也有人变相支持取消（至少是弱化）港币的说法，如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教授早在二〇〇二年就主张在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虽然钟伟认为"港币和人民币两种货币在香港的合法流通也并不意味着港币逐步退出流通体系"，但是，时至今日不仅人民币区域化未得到合法性追认，而且"港币逐步退出流通体系"已经成了先验性概念。
政策伦理：京港急需调整的步骤
人民币非规范区域化对香港经济的影响--这样一个重大课题与政策项目并未引起香港经济学界的关注，亦未得到北京权力中枢的考量，实在是一大奇闻。这个奇闻的背后是香港经济学术的反省能力不足，更反映出大陆对港政策的疏陋。所以说，就是完全不考量所谓制度差异，负责任的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向港学与京枢两方面提醒：在二〇〇九年经济危机加深导致可怕后果之前，应当采取积极策略，补偿香港经济自由度受损的状况：
其一，香港经济学术界应安排向港籍全国人大代表及时建言的机制，金管局应该不定期邀请前两者进行三方会面、座谈。
其二，港籍全国人大代表不能完全"赤化"，保持意见的独立性不仅是道德责任所在，而且也是保护他们自己在港资产的必要条件。
其三，中央政府应该立刻向香港金管局拨补与在港人民币月均余额等量的美元，主动向其他发钞行如汇丰与渣打看齐，缴足外汇基金定额。香港金管局以该部分拨入作为外汇储备的核心资产，对抗可能发生的危机。
其四，中央政府应当量化人民币非规范区域化的后果，比如对前文提的三十一亿增发港币中的一半予以承担。承担的办法可以采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比如向香港居民派发港币计值的"回内陆购物券"，提前吸收一部分未来香港通胀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