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说，最近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先生，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披露，1958-1962年期间，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情况下，中国饿死3，600万人。
杨继绳说，3，600万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 倍，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千多万人的死亡人数，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中4、5千万死亡人数，是在欧洲、非洲、亚洲广袤的土地上7、8年间发生的，而这3，600万人是在3、4年间死亡的。）也超过了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人数--从1920年到1936年，17年里合计死亡1，836万人。
这是1958年中共极权制度统治实行"大跃进"的后果。刘少奇当年曾对毛泽东说过："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也正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说，"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荒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荒。"
到今年已经是"大跃进"50周年，中共不但没有向民众认错，反而一直在极力掩盖历史事实。幸而有杨继绳先生，才把这一史实公之于众。如果依照"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民"的逻辑，对此应该怎么解释呢？
实际上，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人民"，而是"中国人民养活了中共"。人民是主人，中共只是仆人。人民是纳税人，中共依靠纳税人而存在。只能是主人养活仆人，怎么会是仆人养活主人呢？还有一首歌叫《党啊，亲爱的妈妈》，实在荒唐之极：一个只有80 多岁的，怎么能成为一个5000多岁的母亲？
这个被中共颠倒的主仆关系应该倒转回来。究竟是"谁养活谁？"，这是我们每一个主人、每一个纳税人应该明白的问题，也是牛玉昌先生一直所倡导的问题。
1943年出生的牛玉昌先生，本是黑龙江省勃利县四甲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其妻子30多岁就去世后，他独自把四个子女抚养成人。这一点，一直使他感到自豪。
牛玉昌先生觉得，他自己天生就不是一个安分的人。1989年爆发大学生民主运动时，曾经在最忙的5月份，不顾农活而亲自跑到北京考察。回家后，茅塞顿开，决意在农村自我做起，开始了对农村社会如何改良的思考核和探索。
他为了维护自己所开垦12亩荒地的承包使用权。1999年，怀着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以为在北京能够找到"青天"为其主持正义，离土离乡来到北京上访，告村干部，告乡干部。实际上，基本上每一个上访者开始时，都是这样认为的，中央是好的，基层是坏的。上访人员刘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党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国家的法律规定是明确的，但是下面就是有一些腐败官员对抗党中央和国家法律。刘杰说："没有腐败就没有我们上访人，要想解决上访的根源问题，我们就希望中央领导根治腐败。"
上访人员首先要经历株连、监控、软禁、绑架、殴打、追杀、关押、黑监狱、拘留、劳教、判刑、关精神病院等多种形式层层禁访、截访，才能见到国家信访局官员。见到信访的有关官员，面对中共这一套骗人的上访体系，即使上访者从"黑发"上访成"白发" （新华社曾介绍过安徽省农妇王凤枝20年上访"黑发"变"白发"的痛心历程），其问题也得不到解决。
正如维权网2008年2月8日发布刘德波《血泪上访路--行使宪法申诉权访民遭打压、为奥运清理京城当局无视人权》的调查报告所揭示的那样："由于普遍的行政侵权与司法侵权，公民被迫向更高一级寻求权利救济时，往往走向‘因被侵权而上访，因上访而被更进一步剥权，甚至还被夺命'之路，这条‘侵权--上访--剥权--夺命'之路，就是中国上访群体的不归之路。"
实际上，上访人员不知道的是，中央政府也是坏的。如果说得绝对一点，中共这套制度没有好人。这种"跪着维权"、"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上访注定是没有结果的。牛玉昌也认识这一点。后来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信访制度是一个骗局，几乎没有人能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上访制度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掩盖矛盾，转移矛盾，让群众疲于奔命，劳民伤财，贪官污吏们继续躲在官官相护的信访制度后面为非作歹。"
在遭遇北京上访失败后，牛玉昌没有像其他上访人员一样继续进行无效的上访，而是短暂地回到黑龙江老家。加上他之前十年治理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考，决定放弃上访。
2000年，牛先生再次离开黑龙江老家，来到北京推广他的思想。对上访人员遭遇的深为体会和理解，他决心摸索出一条为访民依法维权的路经。2003年开始，他和几家律师所和媒体合作，接手了一些访民的案子，但后来这些案子也基本都陷于死胡同。
2004年底，他成立了"三春大地社会研究院"。"三春"寓意关注三农问题的春雷春风化作春雨，滋润处于焦灼的农村大地。致力于"开发民智，兴农息访"，以理性的社会改良为原则的民间组织，其目的是针对频频出现的上访和截访问题，为处于对立冲突的地方政府和上访民众搭建对话平台。
2005年5月第一期培训正式开始，得到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多名师生的支持，其中不乏一些知名学者。但培训开始后不久即被官方禁止。他因此两次被拘禁，多次被传讯，国安屡次问话。
牛先生个人没有收入，完全依靠子女每年提供的几千元生活费维生。以北京高额的房租，只能在远郊租办公地和居住地。这样的生活也不能持续，还经常拖欠房租，生活面临严重困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曾组织过关于村民自治的讨论，还曾赴山东、山西、广东等地调查当地的农民生活状况，并且几次到上访村发放衣物、食品和药品。子女和朋友纷纷劝他回乡享受天伦之乐，但被他拒绝了，他依然固执的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要为三农做出自己的贡献。直到2006年底才拖着病躯离京返乡，2007年年初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但他还要坚持来京，后来在子女和朋友的劝说下才放弃。2008年5月11日去世。
我早在2001年就认识牛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开会见到他，他会说"谁养活谁？"的问题。2004年4月25日，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的"公民教育研讨会"上，牛玉昌先生说：公民教育应从最基本的内容入手，首先教导怎样做人，明确谁是国家的主人，谁是仆人，主人应该享有哪些权利，政府的权力应该受到哪些限制。我们主要是在农民和上访人员中开展公民教育，属于草根教育。
只有明白了"谁养活谁？"的问题，作为主人的我们，才不"跪着维权"，而是"站着维权"，也才不会踏上上访这条"骗人之路"。
本文原刊于2008年11月总第21期的《公民》
原题目：悼念牛玉昌：谁养活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