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臭自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岳麓印刷厂工作三年多，在左家垅一带，除认识陈亚陆之外，我没有再交上一位"新朋友"。
记得当时左家垅药店新来一位营业员，是个高考落榜生，古典文学根底很好。我每次给父亲检中药，在店堂里与他聊几句，吐属文雅，印象不错。但随后在路上相遇，他总是彬彬有礼地点头微笑，却不停步寒暄，更不用说相约深谈了。看得出来，他得到了某种警报。
还有几位师院艺术系的大学生，也是打了两次交道后，中断往来......我不知道背后指指戳戳的人有多少，但肯定有不少人对我敬而远之。
我自己也特别注意，不与人往深处谈。有时候遇到谈文学的场合，只听不说，不表现自己。要是原先，听到谈文学，便迫不及待地插进去背诵几段经典古诗文，发挥一通拾人牙慧的"高见"，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然后洋洋得意，飘飘然......有一次在某个场合，遇到一位瘦高个青年，听说是翻译家傅雷的小儿子，我马上回避了。
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新的情报，刘股长也感觉变化很大，认为是陈亚陆、李良等案件，暴露了我的身份。因此，准备给我换一个环境，调入岳麓公园工作。当他征询我的意见时，我沉思良久--
实际上，去岳麓公园，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之一。职工宿舍在爱晚亭一带，古木森森，鸟语花香，环境幽雅。岳麓书院的藏书，麓山寺的碑刻，文物古迹，黄兴、蔡锷等名人墓庐，亟待整修整理，我去了，大有用武之地。光是一块像密码一样的"禹王碑"古蝌蚪文，就够你求索半辈子......但我能去吗？换到靠近湖南大学的新环境，那里是学富五车的教授们散步的地方，天真幼稚的大学生如过江之鲗，让他们一一落入公安设置的罗网，杀了我都不干。
在刘股长面前从没有说过"不"字的我，终于鼓足勇气怯怯地摇了摇头。
刘股长许诺我可以选择国营工作单位，曾闪过一念，如果真能自由选择，我想去湖大或师院的图书馆，那里有读不尽的藏书。一是担心捆绑得太紧，二是上述理由，我根本没有提过。
我想，要彻底摆脱公安的控制，只有自立，不依靠他们安排工作。于是，趁"文革"武斗前逃离岳印之后，便没有再回头。武斗期间，停发三个月工资，回厂工作的通通补发；不回厂的，一律不补。--我只能无奈地接受后者。
" 文革"中，由于动乱造成国家、集体经济极端困难，虽然表面上仍旧大喊极左口号，但实际政策已稍稍放松，允许街道里弄、农村生产队办小型工厂自救。这些多如牛毛的工厂建立后，缺业务、缺原材料、缺设备......也缺少技术工人。于是，毛泽东把人卡死在固定位置上的"刚性社会"，在他还没有死之前，就开始松动。只要身怀一技，便可任意流动，在流动中提高技术，在流动中自己涨自己的工资。
目睹技术工人吃香，我便下决心学习机械操作技术。
刚下决心，就认识了祖宗三代贫农的易富强厂长，他在捞刀河办了一家机械厂，需要一位管理员兼保安，工资低，工作琐碎，时间长，且没有节假日。别人不愿去，我去了。图啥？图的是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学技术。
那时我已结婚，年近而立，有一种"非学好不可"的紧迫感，便拼命干。常常是机床空下来，我便上去，帮厂里义务加工零件，藉以锻炼自己的技术。记得母亲打电话来，告诉我怀孕足月的妻子"发着了"，我在车床上已连续干了36个小时，兴犹未尽。赶忙回家送妻子进医院产科，不久女儿便呱呱坠地。
除了操手艺之外，我还夜以继日地阅读各种工艺学、绘图设计、机械零件......因此，技术长进很快，在城乡小厂跳来跳去，几年后达到"八级钳工"水准。"改革开放"后在复刊的《机械工人》杂志上陆续发表论文6篇...... [注25]
"一技养身"之后带着老婆、孩子满天飞，甚至远走高飞到离长沙城五、六百里的南县三仙湖镇，终于脱离了"狗"身份，恢复成堂堂正正的人，这时，长沙公安对我也就"没奈何"了。
我仍然小心谨慎地"断线不断音"，每次回长沙，总是去看望刘妈妈，主动向刘科长汇报乡下工厂的情况。我猜测长沙公安到三仙湖进行了调查，但无所谓，我与工人打成一片，一身油抹水光的工作服，已经彻底世俗化。我一没有收音机（避免怀疑收听敌台），二没有反动书刊，天天在车间里绘图设计，答疑解难，高技术，高工资，受到广泛的尊敬，无懈可击。再者，乡下人淳朴，没有那么多鬼点子，对真正有知识、有本领的"长沙大师傅"敬爱有加，生怕又被别处挖走，绝不会讲我半句坏话。
我为什么猜测公安进行了调查呢？
因为有一次到刘科长家，闲聊时他说："三仙湖有蛮多长沙人啊。"
我回答："是的，有许多长沙师傅。"
"你认识何XX吗？"--他问的是何其善同学的大弟弟，我女儿的英语老师。
"教委分配他在三仙湖中学教英语。"我回答。
"为什么每天听美国之音？"
"可能是为了训练英语听力，三仙湖的人都听美国之音。"
刘科长不做声了，广大群众公开用大分贝收听美国之音（乡下干扰波较弱），法不犯众。如果60年代长期"收听敌台"，是当然的"反革命"。--"大家都听"，我可不能听，我要自律。
上面这段对话，使我猜测长沙公安到过三仙湖，通过当地派出所了解所有流浪到那里的长沙人的表现。
那时候，公安的控制能力明显减弱，鞭长莫及了。原先捆绑得死死的人群，包括一些有技术特长的"四类分子"，纷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像游击队员一样散落到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去了。除非"大案"、"要案"的通缉犯，谁来找你呢。
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不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还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特别是公安系统中的政保部门，不管你是什么情况进去的，其"潜规则"是只进不出。只要在里面混过，决不允许你把秘密带出来。我想，像我这样全身而退的，不说唯一，有也不多。
岁月在不同方向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冥冥之中神已经安排好命运，但在具体过程中，个人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待续)
[注25] 《机械工人》是机械工业部主办指导全国工人提高操作技术、总结操作经验的月刊，分"冷加工"和"热加工"两种。1978至1982年，我以"陈工钳"笔名先后发表"老师傅谈经验"论文6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