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裴敏欣认为，奥运的辉煌只说明中国政府已经收获了最容易实现的成果。持此观点的并非少数，连著名作家王蒙这样的文学界人士也认为，"在我们应该如何走下去以及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上，金牌并不说明任何问题。"中国成就的延续现在看来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摆脱了贫困的十三亿中的大部分正在向城市涌入，而生产力的优势也将被巨大的老龄社会所吞噬；社会分配不公平的风险仍旧居高不下，瓮安事件、杨佳事件说明官民矛盾正在日益尖锐；巨大的发展和消费需求，使本身就匮乏的自然资源和石油等能源困境进一步加剧；而环境恶化，已经不是简单的限行所能改善的了。中国成了一只拉紧到极限的弦，要么弦断，要么找一个极佳的通道把箭射出去。
布鲁金斯研究所学者霍米·哈拉斯说，帮助中国从贫困发展到当前水平的政策未来将不会产生同样的效益。中国的当政者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试图在经济发展中平衡社会需求，遏制包括自然环境恶化、资源分配不公、社会分配不均等一系列问题，以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尽可能将中国之箭射入一个可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之上。
平心而论，科学发展观的确找到了中国的症结。这也是2002年中共十六届以来的五年内，科学发展观成为最强政治音符的原因。其落实虽非一帆风顺，但在整个十六届，科学发展观由提出到实践，总体上得到了国内各个层面的响应。无论是宏观调控，社会公平，还是环境治理，甚至是官员的政治作气，都发生了与前不同的重大转变。执政为民，更注重综合和均衡发展的风气似乎正蒸蒸日上。但奇怪的是，十七大之后，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就似乎没有十六大那么显眼，一个简单的数字就可说明这个问题：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在降低单位GDP能耗方面一直未能实现预定目标。今年上半年中国单位GDP的能耗量仅下降了2.9％，降幅不及去年全年的3.7％。将这种短暂的停顿归为一切为了奥运显然说明不了问题，在汶川这样的地震面前都不乱方寸的中国政府，怎么可能为了一场运动会而暂时放缓一项事关国计民生的基本国策。问题的原因，显然出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本身上。
因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能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重点。而恰恰是这一点，令中国从上到下的当政者都颇为犹疑，因为它必然导致发展速度的降低，而在中国经济增幅百分之六是一条「死线」，低於百分之六，就会引发大量失业等社会问题。有统计学家甚至说，低於百分之六实际就是零增长。就算高层下决心落实科学发展观，地方上也不敢真去落实，因为地方官员在拼政绩，落实科学发展观，导致GDP下降，受损的是自己的政绩和前途。更不要说那些刚刚在既有经济模式下搏得非凡红利的既得利益集团了，他们获取更大利益的方法，就是努力保持中国经济在原有的轨道上更加迅速地前进，任何一次转轨、变道都会造成他们利益的流失，那是这些掌握着中国政治、经济话语权的阶层所不允许的。
这也是为什么，正是看似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大好时机，那些曾经是科学发展观急先锋的风云人物一个个销声匿迹的根本原因。李金华被束之高阁，离开舞台，潘岳也在环保升部中失去声音，鲜见作为，而仇和更是离开经济发达地区而远走边陲。经济发展是保持稳定的基本共识，还是硬硬地放在执政者头上。
更何况，如世界报的文章所评述的，奥运之后的中国在经济上面临"艰难的岁月"，"为了活跃经济，北京无法绕过信息自由和透明度这两个问题"，文章最后写道："时下经济学家争论时最常用的一个词是‘拐点'。它反映了人们的担心，担心在世界经济下滑的形势下，奥运之后的中国经济也将走下坡路。石油和能源价格、国内的通货膨胀以及美元疲软都使中国经济奇迹面临问题。北京政府知道，现在它必须实行不得人心的经济和价格改革。只有这样，它才能使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推动国内需求。"
但问题是，试图不让中国经济列车出轨的科学发展观，本身正遭遇着体制内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