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渡政府第十次新闻发布会纪要（上）

伍凡：各位朋友好，各位媒体的记者好，全国的乡亲父老大家好！我们今天按照常规举行过渡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今天我们要谈谈对中共政权出卖黑瞎子岛的进一步的声明，奥运会前的局势，还有中国的经济问题。下面由唐柏桥先生开讲--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唐柏桥：今天是奥运前的倒数第二次新闻发布会，最近形势发展比较快，有几个跟奥运有关的比较大的事情。有空气污染的问题，还有"东突"组织提出的要对奥运攻击的一些想法。昨天《世界日报》上提到"平安奥运，重于泰山"，看来它们说话有些语无伦次了，把奥运的平安看成了一件最重大的事情。原来是要"办成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奥运会"，现在看能平安就是最大的事情了。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中共在北京地坛公园等几个地方设立了所谓的"示威专区"，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交换一下意见。

中共与俄罗斯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出卖了黑瞎子岛，这个也可以谈一下。

在8月8号的时候大家就全民抗暴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以及过渡政府怎么做，我们有一些想法，我会粗略地提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些情况。

伍凡：今天的记者会着重谈两个问题，一个是所谓"平安奥运"，可见这次奥运会是非常不平安的。现在的社会事件是遍地开花，北京进不去了，其它的地方就在不断发生。"东突"声明有很多事情是他们做的，中共公安部却予以否认，如果不是"东突"做的那就只能是各地老百姓在做，在各地给中共施加压力。中共为了减少压力做了一些表面文章，在北京开放了几个公园作为所谓的示威专区，可这些公园却不是像英国的海德公园那样自由地讲话，要经过批准才可以进去。现在能够讲话的被抓起来了，出来的都是不敢讲的，所以那些公园只是摆设。

过渡政府对全国各地给中共施加压力的行为表示支持，因为老百姓如果不能到北京去抗议的话就应该在当地抗议，大家的话要讲出来。这个时期讲话会引起世界各个媒体的关注，所以，各位朋友、各位乡亲父老，你们有话要讲的话一定要采取各种方式讲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但是我们不主张首先使用暴力，不过在遭到镇压的时候我们有反抗的权力。《德国之声》提到了中国正处在混乱的阶段，我想这是符合中国的现状的。

外国反对中共采用了一些巧妙的做法。捷克总理会见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的时候身上戴了一个支持西藏自由的徽章，中共认为这是支持"藏独"，西藏人知道这是支持他们的自由；美国国务卿赖斯对中共提出了警告，"不要利用奥运加强对民众的镇压"，对中共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前天，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会见了达赖喇嘛，谈到了西藏问题。种种迹象表明，很多力量都对准了北京、对准了胡锦涛，所以他特别提出了"平安奥运"。不仅是在北京，在全国各地它们都想平安地熬过去。

上星期早些时候中共宣布收回了半个黑瞎子岛，但它却有意忽视了这个事情的本质。黑瞎子岛一直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们应该要求全部归还。1929年被苏联侵占，那时民国政府实力还不强，后来又忙着大抗日战争和内战，无法处理这些事情。到了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都被默认了，后来江泽民把它卖掉了，现在胡锦涛继续在做卖国贼。我们在这里再次声明，中国过渡政府和未来的民主政府绝对不承认中共和俄罗斯、前苏联签订的一切卖国条约，满清时期签订的边界协议和割让出去的土地我们也统统不承认。未来要跟俄国政府重新谈判，相关条约要重新议定，这是我们过渡政府的立场和态度。

提问开始--

1. 奥运会即将来临，过渡政府有什么新的态度和举措？

唐柏桥：这个问题我们上个星期也回答过，但是一个星期过去，现在有一些新的进展，我想提一下。关于奥运会，我们大家基本的共识是尽全力推动国内的维权运动和抗暴运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希望各地访民、维权人士、正义之士、有胆有识的国民能够前往北京，发出你们抗议的声音和提出你们维护权利的主张，因为首都这个地方是属于中华民族全体国民的，不属于中共的私家财产。如果你们是单个、或者是几个人的小规模行为，没有使用音响，也没有堵塞交通，你们可以举着牌，穿着你们维权的衣服，在天安门广场散步或者做其它表达抗议的事情，这是你们的权利，你们不必要到公园去。如果你们要举行大型集会示威，可以试着先去公园走一走，如果中共不阻止、不干涉，不威胁、不镇压的话你们可以继续做。公园能够让你们畅所欲言，能够把你们的消息发出去，你们通知外国记者，他们可以报道。一旦阻止、干涉、镇压，你们有权利在北京任何一个地方举行更大规模的抗议。抗议两个内容：一个是抗议你们本身的权利受到侵害，另一个是抗议你们在这三个所谓游行特区权利受到剥夺，戳穿它们伪装的这些东西，这点大家要清楚。当年美国在纽约共和党举行年会的时候，美国民众也申请游行示威，在最靠近纽约华园广场（音）、体育馆、第五大道、第六大道不允许游行示威，结果他们举行更大规模的几万人的抗议。结果造成了警民冲突，警察抓捕了一千多个人。他们的抓捕跟中共的抓捕不是一回事，抓捕后关了几个小时然后就全都放了出来，其中有将近上千个人被羁押超过24个小时，结果纽约政府向这些示威游行的人给予了巨额的赔款和道歉，大概赔款超过上千万，平均到每个人身上大约要上万。这种事情在中国大家也可以这么做。它已经设立了示威抗议专区，我们也去做了，结果他们又不批准，或者批准了以后又使一些暗招，打压、跟踪、或者抓捕、甚至驱散，如果这种行为一旦发生，我认为我们中国国民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展开更大规模的抗议。假设我们这种理性的可以跟中共反映情况的渠道已经被掐断，这种比较文明的方式被掐断以后，难道我们中国人就不要维护权利了吗？难道我们就不需要发出我们声音了吗？难道我们就任由宰割了吗？当然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用我们认为有效的方式来进行反抗，这是天经地义的。

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个小消息，1775年的时候美国有人说用暴力对抗腐败官员，当时富兰克林曾经为他辩护， 富兰克林曾经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当政者极度腐败，民众没有办法对付他，那么甚至使用暗杀的手段都是可行的。"这是被并列为六个美国民主开国之祖、六个国父之一的富兰克林说过的话，他这个话代表人类正义和良知，并不是什么暴力和邪恶。因为民众就是天，民众就是社会的最大，如果民众的事情都无法得到满足，民众的要求和呼声无法得到满足，那么民众采取任何措施都是上天给他的权利，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关于奥运会期间的事情，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的态度。有什么举措呢？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从各个方面去影响、去联系，希望各地方的维权领袖和各地方有影响力的人士在奥运期间大胆勇敢的站出来，引导这场全民抗暴运动，使全民抗暴运动从点变成面，然后从面变成一鼓作气，然后形成义举，结束暴政，促成民主大业，在短时间内把它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或者一个台阶，甚至一举成功。在这个情况下必须由点变成面。如果不能由点变成面，比如贵州瓮安事件、各个地方的抗暴事件、惠州的抗暴，当时在短时间内好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成效，震惊了全世界。但是，当时没有人勇敢的站出来表达他们的主张，以及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这只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自发的一种对当局不满的发泄和愤怒。但是他们的表达非常含糊，无法让国际社会的媒体去跟踪报道、给他们声援、代他们发出声音，包括我们过渡政府。这样中共当局反扑就非常容易，而我们在他们反扑以后能够再展开反击再展开抵抗的空间就少了。

设想一下，如果贵州瓮安当时有几位领袖代表这几万人提出他们的主张并发表宣言，即便他们被抓了，但影响力就不是现在这样子了。中共承认翁安事件总三百多人被抓，并且把一百一十一人列入黑恶势力，我想这些黑恶势力其实很多人都是维权领袖。其中还有这么一句话，说这些黑恶势力长期以来胁迫民众上访。这句话其实本身已经透露了一个信息，他们这些人可能长期支持民众上访，给民众上访提供便利，鼓励他们上访，实际上这就是维权领袖。这个帽子扣在高智晟身上，扣在郭飞雄身上都是可以，其实这些人都是维权领袖。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更不知道他们的背景和过去所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把他们的信息发出来。这样的话大家就非常被动，他们被镇压以后我们也感到无能为力。所以从现在开始，国内发生了像瓮安这样的抗暴事件，一定要有人站出来。有人很勇敢，敢于烧警车、烧政府大楼，可你为什么不不愿意站出来呢？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很多人没想到怎样做效果更好。站出来发表一个声明，你就得到了保护，在道义上、在各方面都站到了至高点，中共对你的迫害就比较难以下手。所以这个时候要讲究方式方法，要智慧地做事，考虑怎样做效果更好。另外，必须尽快利用民众支持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形成自发的组织，建立正式或非正式性组织、维权团体，比方说建立农会、工会、建立自治会等。

89年我参加运动的时候，学生上街游行完了以后，自发地想到学生会不能代表我们学生的利益，学生跟学生会的观点、跟政府的观点不一致了，我们要向政府讨还公道，那我们为什么不组成一个团体来维护我们学生的利益呢？这样学生自治会就应运而生，自治会在当时民主运动期间中，声望远远超过官方的学生会，有人要捣乱的话，纠察队的学生会站到维护学生自治会这一边，公安局都不敢进来捣乱。在湖南各个地方也是这种情况，当时我们在湖南以随意使用省政府的一些设施，没有人敢进来。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这两点：第一，发出你们的声音，从政治上、从社会的角度、从权利的角度发出你们的声音，而不仅仅是宣泄情绪；第二，建立相关的团体并组织化，把你们做的事情承接下来，把它的成果承接下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建立关系，跟国际社会、国际政要、国际媒体取得联系，我们作为中间的沟通管道，让他们站在你们的后面，作为你们的后盾，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作为你们的后盾。就产生类似89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这些代表人物可以在这场运动中迅速产生，这样的话这个运动就可以迅速的形成燎原之势。我想这两点，我们比较详细的介绍了一下。

2. 您对"东突"发表的声明怎么看？

唐柏桥：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个声明的真伪，也无法查证，没有进一步得到信息之前我们对这件事情不予评论。假设这个事情真是他们所为，我们会调查研究后表达出我们的态度来。

我们认为任何对于无辜民众的伤害都是不可取的，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你本身的权利受到侵害、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造成这一切的恶果应该是当局承担责任。要当局承担责任的话，那你表达的方式应该是向当局讨还公道，向当局发起攻击，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但是，如果有意针对民间的、民众的攻击和伤害这是不可取的，从某种角度讲这也是一种无力的表现，是一种脆弱的表现。

在国际上，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后，有人提出的观点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假如你敢于这样做为什么不去对付公安局呢？为什么不去对付当局呢？大家都知道政府开的车和公安、特警的车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针对当局的举措我们基本上不会发表反对的意见。当然我们也不鼓励走极端，在有其他的选择和表达的渠道的前提下，在没有做其他尝试的情况下，尽量不要采取极端的手段。

比如对杨佳我们是比较同情他的做法。他是一个非常守法和善良的公民，他做了他该做的事情。他尝试向上海公安局反映情况，去控诉警察对他权利的侵害、对他犯下的罪行和违法的行为，而上海公安局和当地的督察办公室却行政不作为，不受理、不配合，不声张正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自己的权利遭受到巨大的伤害，而且还不是一次两次，是一再受到伤害。而且他也知道全体国民经常也受到类似这样的伤害，实际上他替全国国民伸张正义，所以他采取了比较极端的手段。而且并不是警察昨天搜了他的身、打了他，今天就把警察杀了，而是经过了试图走正常渠道解决的阶段，这种事情是情有可原的。警察死了是不是活该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问题，谁知道这些警察有没有做过丧尽天良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现就从政治的角度展开来谈一下。

我们对"东突"这个事情就是这个观点，这个事情我们没有查实，我们不对个体的事情进行具体的评论。

伍凡（补充）：首先我们坚决反对拿老百姓作为人质进行恐怖主义的杀戮，比如搞公交车爆炸这样的事情，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坚决反对，这不是人类社会争取自由的方式，我们不赞成。我们同情维吾尔族百姓，同情维吾尔民族受到中共打压和欺负，同情他们用一个合适的方式来和中共进行斗争，但是不能拿老百姓当人质来作为手段进行和中共的斗争。老百姓没有罪，不能拿老百姓作为人质，这是不合理的。

另外，关于"东突"要求独立的问题，我们倾向于新疆不要独立，而是在中华民族这个联邦体制里，在联邦体系里面共同解决问题。如果一旦要求独立的话那将会产生很大很大的麻烦，并且会产生流血牺牲，这一点你们要慎重考虑。比如西藏我们不赞成独立，但是我们赞成充分的联邦制的自治，这一点请"东突"朋友们好好考虑。

3. 宪法草案里提到30岁以下的人不能担任议员，我认为这一点应该改一下，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很多都是20多岁的人

唐柏桥：如果临时宪法草案里提到30岁以下不能当选政府工作人员和议员的话，我个人觉得可以修改一下。过渡政府是追求民主的，也是一种民主的形态，如果有意见我们可以公开地表达或私下里表达。我个人也可以作出这种姿态，我是过渡政府的重要一员，也兼任国会的副议长，我会给袁红冰议长反映这个情况，也会给宪法起草委员会反映。

我觉得在一个新型的民主社会里，变革时期往往很多年轻人叫出人头地，争当急先锋也好，或者叫敢为天下先也好，很多人都是走在前面的。比如89年民主运动的时候，北京的学生，各地的学生基本都站住了民主运动的主导地位。如果89民主运动推动了中国往下一步走，宪法改革了，或者民主选举了，很显然有一批学生会当选为议员或者政府的行政官员和领袖，这是一定的。 比如，1989年匈牙利实行全民大选以后，匈牙利的国会有三分之一是学生领袖和各地的群众运动领袖。假如宪法规定这三分之一人的不能成为议员候选人或者不能当选的话，可能会给这场运动造成巨大的阻碍和伤害，他们会不答应的，全民看也是不合理的。

这一点起草宪法的时候可能没有考虑到。如果象89年这样的民主运动到来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包括大学生都会成为全民抗暴的领袖，这些人当然也有权利成为过渡政府或者未来民选政府一些重要的行政官员和议员。这是我个人的态度，但是这要经过一定的民主和适当的程序来修改。

4. 我想过渡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财力问题，我也了解到捐款的事情很不令人满意，过渡政府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和打算？

唐柏桥：克林顿讲过一句话，"在最正确的时间做了最正确的事情"，在此我们也向国内的民营企业家发出最真诚的呼吁和请求，希望大家能为我们国家的民主事业尽一份力。

比尔.盖茨在功成名就后决定把他的大部分财富都捐献给公益事业，成立了基金会。薄熙来在前段时间的一个内部讲话中，曾经对这种行为感到纳闷，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可以培养出这样的企业家。在这里我要给他上一堂教育课，因为他对美国社会并不了解，他只有一种走马观花似的印象，而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多年，充分了解西方社会的是怎样培养人的。正是在民主制度下、在有宗教信仰的社会里才可以培养出像比尔.盖茨这样高尚的、心怀天下的企业家，在共产党的那套与正常社会所格格不入的无神论、斗争思想下却很难出现这样的人。像薄熙来这种身份却在飞机上支持他的手下跟空乘人员吵闹，可见以他这种素质和心态根本理解不了比尔.盖茨的思想，对人家的行为感到纳闷也就不意外了。

在共产党的价值观和教育方式下很难出现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现在事实就是这样。当然这话也不绝对，事情还存在变数。国内不乏有钱人，随着我们的事情的进展和民主声音的传播，不排除会有人做出义举，也有曾经支持民主事业的人。今天这位朋友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借此机会呼吁大家，如果还没有这种思想的人应该思考一下，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是千载难逢的、是积德的事情，目前来做是最合适的机会。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千万不要等到过渡政府就要大功告成了、共产党成了落水狗的时候再出来。虽然，那时候捐款仍然比不捐款的值得称道，但那时捐献跟现在捐献的价值相比就非常廉价了。那样做是锦上添花，而我们最需要的是雪中送炭。这个时候我们会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每个人的捐献行为。

也有人认为目前的共产党是牢不可破的，现在支持过渡政府无异于以卵击石，白白地浪费金钱。这种认识可以这样回应，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政治绝不是没有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有深入研究的人所能够把握的，一般人的看法往往是对政治趋势的表面认识。为什么这么多人要主持这个过渡政府、有这么多关心政治走向的人来参加记者会？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共产党是纸老虎？是因为我们对政治有长期深入的研究，我们可以说是内行，认识到了共产党是日落西山、马上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权，我们知道政治的未来走向。

所以，我们呼吁国内中产阶级以上的人，你完全应该大刀阔斧地为开辟新的未来做一些事情。现在可能不被人理解，但当你成功的时候会被人称道，你会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现在能做到的人都属于大刀阔斧的人。再过一段时间，前景明朗、大家都来做的时候再加入，虽然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但那时就算不上英雄和大刀阔斧了。我们再次强烈呼吁各界人士，聚集到中国民主运动的周围，选择你认为合适的支持对象！当然我们作为过渡政府来讲，我们希望你支持过渡政府，这是毫无疑问的。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问！

5. 目前"五毛党"的活动情况是怎么样的？

唐柏桥："五毛"这个队伍现在深入到了《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这些地方，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有一个例子，去年自由亚洲电台几个有名的节目主持人跟我讲，自由亚洲电台至少有三分之一左右应聘的人是从国内来的，甚至有一些人是新华社的记者。因为他们各方面的素质比较高，自由亚洲电台不能拒绝他们。而他们到了电台之后，就利用工作之便去做对共产党有利的事情。连完全由美国政府资助、用来传播自由民主理念的自由亚洲电台都是这样的情况，美国之音和BBC就更不用说了。纽约有一个电台，他们做有关中国大陆的节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听众电话都是支持中共政府的，让人感觉海外的华侨都是支持中共政府的。时间长了，细心的听众就发现，那些电话打来打去就是那几个人，一会儿张先生，一会儿又是李先生。现在新唐人也有这个情况，我在上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有一个人从加州打来电话，自称是张先生，过半个小时电话又打过来，自称是李先生。主持人告诉我是同一个人，我也听出来他的声音是同一个人。这说明他们已经穷途末路了，他们找不到更多的人为他们做事了。关于"五毛"这个问题，我希望朋友们能够多写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来揭露这个情况。我们也可以帮助来发表，共同揭露这一现象。

6. 如果8月8号通过全民抗暴成功实现了社会转型，过渡政府对未来政府有没有后续的推动计划，是否会寻求联合国的协助？

唐柏桥：我们在这里可以简单的提一下我们的思路，具体细节不方便在这里交代。在二战前全世界只有25个民主国家，现在有100多个民主国家。70年代以后有差不多50多个国家变成民主社会，基本上都是以和平方式转型的，或者叫颜色革命，或者叫人民力量，通过大规模的抗暴运动推翻了专制，比如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还有东欧模式、南美模式，其它还有非洲的，非洲可能有一些暴力事件。这些模式在转型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必须要走的关键步骤，就是过渡政府，或者叫临时政府。我就简单地讲一下过渡时期的形态和运作方式--过渡期从时间上讲一般不会超过两年，阿富汗、伊拉克的过渡期比较长，两年多，差不多三年，印尼是一年多。台湾几乎就没有过渡期，台湾、南韩的模式叫临界革命，原来的独裁者、专制政权从一党独裁的革命党转变成一个执政党、民主政党。比如国民党，它允许反对党的存在，愿意跟反对党一起竞选，成为执政党，它没有过渡政府这么一个形态，这样的国家比较少。东欧、印尼这些国家后极权社会（或极权社会、威权社会-）转型的时候首先要建立一个过渡政府，开一个圆桌会议，制定民选政府正式的宪法、相关的选举法、行政法规，这个过程最短半年，最长两年。如果太长了国内民众就会不满，认为你会利用这种形式牟取私利，比如秘鲁、泰国军事政变后，他们说要尽快实现民主，推动新宪法的制定，但是一拖几年过去了。满清末年也是，说要搞君主立宪，但要10多年。后来蒋介石也提出要训政，训了几十年，老百姓最后会失去耐心，认为他不是真心推动民主社会，所以一般两年为最高期限。

两年之内要做什么呢？就是象刚才讲的要制定宪法、选举法等。临时政府的权力相对真正民选政府的权力要小，比如不能轻易修改税法、不能制定跟老百姓切身利益有关的法律， 刑法不能轻易修改，临时政府在这方面的权力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他的权力又比较大， 为了避免社会动荡，可以实行紧急状态，加强对国民的管理，甚至也有实行军管，比如泰国搞了军事政变以后，他们经常要实行部分军管，但是在中国我不建议这么做。过渡时期我们肯定有后续的推动计划，比如我们已经提出的各个地方都可以在恰当的时候宣布成立地方的过渡政府，秘密的公开的都可以，根据你们的条件件做。其实我们现在这个过渡政府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真正的政府，因为我们没有政府相应的权力、资源。我们告诉大家这么一个思路和架构，主要是为了未雨绸缪吧。

我们现在搞的过渡政府，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我们将来做成了会对中华民族做出巨大的历史贡献。我们中国在21世纪的今天远远落后于历史潮流，连一个真正的在国内公开的反对党都没有。印尼在苏哈托倒台以前还有个民主斗争党，还有很多反对党，他们都在国内大规模的活动。台湾的民进党也是，虽然也会断断续续的遭到镇压，但是一直在国内活动。而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国内的反对派组织几乎没有活动，除了1998年昙花一现的民主党。它活动了半年就被镇压了，在全国13个省建立了民主党筹委会，但只是象征性的，没有进入实际意义的运作，在民众中的影响力等方面都远远没有达到反对党应该起到的作用，直到今天也没有。如果中共突然倒台，出现有些民众讲的国内外一盘散沙的乱局，而我们现在有了过渡政府，经过半年的运作，至少会让国内的老百姓感觉到，如果共产党一旦垮台了，至少有那么一批人在做筹划过渡时期的事情，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我今天讲的话就是我们经过思考慢慢形成的经验。如果8月8日在某个省会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抗暴事件，象八九民主运动那样，如果有些勇士--比如郭泉教授--在集会的时候他愿意登高一呼，他们新民党敢于承担这个历史重任，就可以组织自己的市民纠察队，保护自己，宣布成立临时政府。那些警察都会闻风而逃，面对几十万人的时候，他们不会镇压，没有这个胆子，就像贵州的公安一样。这个时候就可以适当的接管地方当局，接管后迅速和国际社会取得联系，包括我们过渡政府。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会不会寻求联合国的协助？其实，我们即使不向他们寻求协助，他们也会主动来找我们。就像当时东帝汶，联合国主动来征询意见，商讨是要自治还是独立。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他们就会站到我们一边，如果没有镇压，只要持续存在一段时间，其它的省也会纷纷效仿。象辛亥革命一样，各省纷纷响应，脱离清王朝统治。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中共镇压那是最好的，即使有镇压，他们也会象回光返照一样，最后无力回天，根本不可能镇压下去，最后迅速反暴其短。就象当年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垮台前的状况，当时罗马尼亚全民起义，他们的卫戍部队保护齐奥赛斯库进行镇压，但是形势迅速起了变化，军队开始倒戈，响应全民抗暴。军队内部发生了一场巷战，两天就解决了卫戍部队，齐奥赛斯库和他老婆被送上审判台判处死刑。如果中共胆敢在这个时候逆历史潮流而动，调动军队镇压群众抗暴，它很可能就是这个下场。军队一倒戈，顽固坚持调动军队的党魁、罪魁祸首就会面对被逮捕和审判的命运。

这些后续事情我们会研究，怎么样去承接过渡时期的历史使命，把这些事情细化分析。我们也要参考历史的经验，包括辛亥革命的经验还有国际社会各个国家的经验。还有那些在体制内相对来说走在历史前列的、过去被中共边缘化的没有血债的人，比如万里、田纪云、叶选平等等。这是随便举例，我们也不排除希望他们在中国的历史转型过程中发挥他们的作用，起到稳定的作用，站到民主的一边。就像当年的叶利钦，他当时是莫斯科的市委书记，也是苏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成员，体制内的高官。当时他登高一呼，反对苏共独裁，也成为人民的一员，我们也不排除这些情况。如果说我们把这些都排除掉的话，单独靠我们过渡政府这一批人，我们不可能在未来真正承担起这个历史的使命。

伍凡（补充）：我补充一下，我可以把我们的设想告诉大家。共产党倒台以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马上要稳定社会，不能让社会动荡，要让全国老百姓知道有一个领导中心，这个领导中心就是过渡政府。我们要回到国内，和国内所有的要求中国走上民主宪政道路的各方力量立即召开会议，包括国内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各种信仰团体代表，以及军人代表、共产党内部要求改革的民主派代表等，我们坐下来开圆桌会议。解决社会稳定、建立新的领导中心的问题，这个时间要非常短，一两个月内要产生新的临时政府。这个过渡期短则半年、长则两年，要解决中国的几个大问题。宪政架构、正式的民主政府产生程序，要解决经济问题、人们的生活出路、就业、医疗、教育等等各方面的问题，要在这一两年内做出相当明显的成果，把财富还给老百姓，让老百姓支持这个临时政府，然后结束过渡期，走上正式的民主社会，这是我们的设想。并且我相信，一旦共产党倒台之后，有很多人会自动的走到一起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历史又回到了100年前，孙中山那个时候从海外回国，成立了中华民国。那么我们今后的国家，我们是主张成立一个联邦共和国，因为中国现在和100年前的时代不一样了，有很多新的问题出来，采用联邦制能更好的解决各方面的利益、矛盾、诉求。在大的架构上解决这个问题后，下面就要选举新的政府，解决各种经济民生问题。我想，一旦共产党结束之后，首先让军队、警察出来维持社会安定，不允许任何打砸抢烧等暴力活动，由临时政府出来主导， 具体做法等到时候新的局面出现后再来谈，现在谈为时还早了一点。

来源:中国过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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