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五月间，愤青西方多个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愤青红海洋运动，中共国愤青运动第一次跨出国门。在这些运动中，狂热的拥共留学生对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几乎任何和平异议者暴力相向，中国愤青表现出来的愚昧、疯狂、残暴，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在运动中，以'八零后'为主体的中国海外愤青群体，表现出对自由社会基本常识的惊人残缺--把和平抗议北京奥运会当作不可容忍的'反华'犯罪，连和平抗议在自由社会合法的基本道理都不懂。
在国内，愤青们在中共的纵容下，疯狂地打砸、泼污王千源父母在青岛的住所，这仅仅因为，王千源在美国说了几句肯定藏人争取人权的公道话！
国内网站上，谴责法国政府、声讨西方媒体、打倒汉奸的声浪汹涌，群愤激昂，舆论也是一边倒的势态，一如最近因为瓮安事件而声讨中共地方政府一样；国内，对中共腐败和人权迫害从来无动于衷的'八零后'大学生们，这时候却热血沸腾地走上街头，冲击、围堵、打砸中国人开的、以国货为主'家乐福'连锁商场，要不是胡锦涛担心玩火烧身、紧急叫停，肯定又要酿成类文革的全国性打砸抢运动。
毫无疑问，愤青群体兴起以来，'八零后'年轻群体在其中牢牢地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除愤青队伍最为声势浩大以外，'八零后'群体中网评'五毛'、'截访'、便衣也最为人才济济可以...'八零后'大学生们的整体人文素养，构成了如今中共国社会一道奇特的人文风景对比图：
二十年前的大学生们，以追求自由民主为爱国；如今的大学生们，却以拥护中共专制政府为爱国，对他们中许多人来说，'民运分子'成了'反华分子'的别称，'自由民主'居然成了'反华势力'的用语！
这是何等可悲的现实！
由此可以看出：'八零后'年轻群体的整体地异化了。'八零后'年轻群体的整体异化，已经削弱了中国民运事业的群众基础，成为中国宪政民主化转型的新的障碍。人的群体性异化（扭曲）是因为被洗脑，可以说，'八零后'一代，是除了'四零后'一代之外，被中共洗脑洗得最干净的一代，一九八九之后，中共愚民大获成功。
为什么在一九八九之后，中共愚民能够大获成功？这是因为中共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愚民新手法。
一般地说：环境越封闭，洗脑的效果越好。'四零'后群体之所以被中共最有效的洗脑，是因为其成长于毛时代铁幕社会的的全封闭环境，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共国社会为相对开放得多的社会，为什么生、长于这样环境的'八零后'一代人仍然被洗得如此干净？这是因为一九八九年以后，特别是一九九二之后，中共创造性采取了不同于自己以往、甚至不同于所有共产党国家的新愚民法术，正是这些新愚民法术塑造出了以'八零后'为主体的当今愤青群体。
这种新手法就是'活埋'术。什么是'活埋'术？简而言之，就是以隐瞒代替欺骗宣传，以障人耳目。中共的'活埋'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反动'或'错误'的人物、言论、思潮，以低调镇压和封杀代替毛时代的'大批判'。
二是对一切'敏感'的事件、历史精心回避、讳莫如深，以隐晦代替毛时代的欺骗宣传。
'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一九八九年以后，对有真正威胁的异议、民运人士，中共以低调镇压代替高调批判，以'活埋'这些人对国内民众的影响力。这种'活埋' 新手法早在镇压民主墙运动时就采用了，邓小平亲自下令以'不点名'、'不扩散'的新手法，镇压陈泱潮、徐水良，因为陈、徐二人是民主墙分子中不多的具有系统理论的人，其对中共的威胁超过当时其他人。
一九八九年之后，对一切民运异议人士，中共基本上采取这种'活埋'术，对张林、高光俊、秦永敏、王有才、彭明等富于活动能力的民运分子，对袁红冰等富于'煽动性'的笔杆子，更是采取严密的封杀和消音手段，仿佛这些人根本不存在；对这些人的镇压和整肃，也采取极为隐蔽低调的方式进行，一如施行人间蒸发。一九九二年之后，对'六四'大屠杀，中共也迅即采取了这种'活埋'术，代替此前的高调批判：中共对'六四'屠杀的定调，在1989～1992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到了九十年代中变为'动乱'，到了江朱时期成了'政治风波'，到胡温时期中共对 '六四'则讳莫如深；对于'六四'，中共的宣传，由'反和平演变'三年时期的高调'抓黑手'，到九十年代中轻描淡写、含糊其辞，到如今的只字不提、竭力掩盖、以'六四'为禁忌词。
不能不说：中共的'活埋'术极为有效，因为这种'活埋'，八六学潮、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们基本上对陈泱潮、徐水良等人极其观点著作一无所知，这造成了民运的断代、造成了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严重缺乏理论和经验的支持，这是导致八九民运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这种'活埋'，九十年代的青年群体对张林、高光俊、秦永敏、王有才、彭明、袁红冰等人其人其事其书两眼一抹黑，不仅没有可能获取政治启蒙的可能，甚至没有了解的兴趣。
一九八九年以后，特别是一九九二年之后，中共在教科书和各种文宣资料中精心回避'土改'、'镇反'屠杀'；'反右'；'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的的大饥荒； '文革'浩劫；中越战争真相；'严打'；野蛮计生；八六学潮；西藏镇压；八九民运及'六四'大屠杀；镇压法轮功；汉源血案；汕尾血案；西藏'暴乱'；汶川大地震'地震门'事件等等大量的事件和历史，历史教科书上虽然有'文革'章节，但是语焉不详、轻描淡写，令不明其由来的新一辈群体摸头不知脑。
中共对'六四'事件的'活埋'，造成'八零'后一代年轻人整体性的失忆和无知，中共在中国社会精心营造了一种'六四'等等体现中共暴政的事件和历史根本不存在氛围假象，由是，成功地在年轻群体头脑中培植出（对'八零后'而言）和正在培植出（对'九零'后而言）没有'六四'、民运、异议的粉红历史记忆。
不能不承认，在愚民上，邓小平率先采用的这种'活埋'术，无疑毛泽东的大批判更有效率。当年老毛的'批林批孔'，反倒激起了大批民众的觉醒，引来了声讨自己的'四五'运动，而邓、江、胡采取的'活埋'术，却能够在一个歌舞升平相对开放社会中，把整整一代人的头脑洗得干干净净，而不激起一点政治涟漪。
比为什么'活埋'术在愚民上比大批判更有效率？这是人的心理规律决定的。人不可能对记忆中没有的东西产生兴趣，某样事情，留给人的印象越淡泊，它能激发起的兴趣和热情就越低。例如，近代以前，中国从来没有产生钢琴演奏家，尽管中国并不缺乏具有音乐天赋的人，这是因为近代以前，中国人几乎没有可能接触到钢琴的缘故；近代以前的五百年间，中国很少科技发明家，中国人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和热情很低，尽管中国并不缺乏具有科技天赋的人，这是因为近代以前的五百年间，是儒家和科举制度的的鼎盛期，在儒家和科举制度的排挤下，科技领域完全边缘化的缘故，因为这种边缘化，科技几乎激发不起的中国民众兴趣和热情。
歪曲的印象意味着错误的了解，错误的了解仍然能够激发起人的热情和兴趣，这种热情和兴趣既可能换来更大的谬见，又可能激发出人的悟性，从而匡正先前的误解；即使这种热情和兴趣带了更大的谬见，沉痛的代价也终究会把犯错的人扶上正途，而且，由于逆反心理，走弯路会激发出人的更强劲的动力。
但是，如果没有印象，就不会有探究的热情和兴趣，人对特定领域的认知就会安然停留在苍白的无知阶段，这就导致没有进步。
毛泽东时代，中共的愚民手法以'大批判'等歪曲信息的狂轰滥炸为主，歪曲信息的狂轰滥炸，在猛烈歪曲人的的认知的同时，无可避免也在一遍遍地强化人对社会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事件的印象，尽管强化的是歪曲的印象。这种反复的印象强化，导致了毛时代中国社会对政治的极大热情和普遍关注，尽管毛时代中共当局对' 政治错误'者的镇压和整肃远比现在残酷和血腥。
而要发起'大批判'，就不能不把批判对象的'罪错'摆上桌面，如批判对象的'黑话集'、'反党言论集'、'反革命破坏行为汇总'等等，这些批判的由头、'罪证'，借助人的好奇心，能够引发社会大众强烈的关注，而且，在独裁者权威衰落的时候，反倒成为毛共政治迷魂药的解毒汤剂、成为最有效的政治启蒙教材。'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为了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将《五七一工程纪要》作为林彪'反革命罪证'下发至地市一级干部，以供批判，不料，老毛的权威已经因为林彪事件大受打击，《纪要》反而启蒙了大批深受毛共暴政之苦的中共干部。
毛共的愚民手法，既造成了民众登峰造极的愚昧和疯狂，又把全民塑造成'政治人'，造就了举国追求'政治进步'的狂热激情，'阶级斗争'的惨痛代价，不可避免地把这些人推向政治觉醒之途，而老毛所造就的这一大群'关心国家大事'的群体一旦觉悟，将势必形成冲决专制堤坝的汹涌洪流。
这就是为什么毛时代的中国会出现两种奇特的现象：一是残酷的'阶级斗争'浩劫，杀政治犯如割草；二是涌现出大批的政治异见者和异见活动家，如林昭、王申酉、杨小凯、陈泱潮、徐水良、魏京生、徐文立、傅申奇、刘青、王希哲等等等等，甚至体制内高层出现了林立果这一英勇的反对派，林立果反对专制暴政的理念、其谋刺毛泽东的英勇行为，毫不逊色于纳粹德国的斯道芬贝格！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一九九二年以后，中共很少再发起政治批判运动，很少再进行直接的意识形态宣传，除了'六四'镇压后的短暂时期外，整个九十年代，中共再也没有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一九九二年邓小平打开通往权贵市场经济的闸门之后，中共在经济上不问'姓资姓社'，在思想宣教领域也大幅度地'非政治化'：不仅去除了89年之前的那种对'文革'的揭露和反思，而且不再吟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复辟资本主义'法性赞美诗，甚至不再念'反和平演变'的政治紧箍咒......
但是，这种'非政治化'，并不意味着中共放松一党专制，整个九十年代，在'非政治化'的同时，中共对政治异见人士、团体的打压，远远超过了八十年代；胡锦涛上台以来，中共不仅对政治异见、独立宗教信仰人士、团体全面镇压、变本加厉，而且首开将维权群体作为'敌对势力'打压的专政纪录。在胡锦涛的倒退统治下，中共国的人权状况，比江泽民时期都大幅倒退，几乎倒退到中共建国初'十七年时期'，与'十七'年共产暴政相比，现在就差枪毙思想犯。
但是，一九九二年以来，中共对政治异见、独立宗教信仰、维权人士、团体几乎所有的镇压，都是低调进行，非常小心地承袭着邓小平的'不点名'、'不扩散'的手法，92年以来，以这种'活埋'的手法，中共成功地镇压了贵州许万平、廖双元等民运组织、廖亦武西南诗社、兰州兵变集团、中国民主党、中发联、新青年学会等大批异见组织，在国内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自九十年代开始，中共还大搞'政治案件非政治化处理'，以'嫖娼'、'贩毒'、'经济诈骗'等名目抓捕民运、异议、信仰、维权人士，既达到了专政的目的，又能有效避免政治影响，还能把这些'敌对分子'在名誉上搞臭，使之难以得到国际国内社会的理解和同情。
一九九二年以来，几乎所有的政治镇压中共都采取这种'活埋'手法，只有一次短暂的例外，就是'揭批法轮功'：一九九九年法轮功举行了中南海门口万人维权静坐行动，激怒了江泽民，恼怒之下，江泽民旧病复发，下意识地对法轮功祭出了文革大批判的招数，一九九九年六七月间，央视新闻联播一连数十分钟地'揭批'法轮功和李洪志；1999～ 2001间，中共江泽民中央，连续下发镇压法轮功的文件；还在社会上大搞批判运动和'拒绝邪教'签名运动...结果，当时反而导致法轮功在当时几乎家喻户晓，受到国内外广泛的同情，江泽民下发的文件，也成了授人的'把柄'。
胡锦涛上台后，立即扭转了镇压法轮功的'大批判'手法，其上台六年来，'法轮功'三字几乎从中共国公开的影视媒体和读物上消失，以致好些国内的人误以为法轮功在中国不存在，一些国外的人误以为中共已经不镇压法轮功了。这些，都是大错，胡锦涛不仅继续镇压法轮功，而且变本加厉、更加阴狠，在胡锦涛的领导下，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于2005年发展到大规模活取器官的程度！胡锦涛中央六年来抓捕的法轮功信徒，数倍于江泽民时期。为什么胡锦涛对法轮功的镇压远不如江泽民当年引起那样大的社会反响？这正是因为胡锦涛对法轮功的镇压，严格谨慎地采取了'不点名'、'不扩散'的活埋术；与江泽民不同，胡锦涛上台以来，其批示下发的镇压文件，都以密码文下发，由各级机关的610专人接受、解读，胡锦涛企图依靠这种保密的手法，避免'授国际社会以柄'。如今应该承认，在镇压法轮功上，胡锦涛比江泽民大大的狡猾，也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从江、胡镇压法轮功的不同手法和效果来看，'活埋'术比'大批判'更为阴狠和有效。
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共在政治上的压迫重新加强，这种压迫的加强在胡锦涛上台后更加急骤和明显，但是，近二十年来，政治压迫的加强非但没有激起民众的任何在政治上反弹，民众的政治热情反而降到了中共建国以来的最低点：如今的中国民众，普遍政治冷漠，年长的只关心股市和'桌市'（麻将），年轻人的只问帅哥美女游戏薪水。中国民众，被中共由毛时代政治动物的极端，再次推至经济动物的另一极端。
年长者不敢过问政治或许有恐惧的因素，但是年轻的群体由于无知、也根本缺乏被'专政'的经历，对中共不可能有什么恐惧，他们对政治的冷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活埋'术造成的：
一九八九后，特别是一九九二年后，中共对建国后一切'敏感'政治历史、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统统大力'活埋'，讳莫如深，这就造成成长于一九八九年之后的年轻群体整体性的政治失明，对当代政治历史、中国现行政治环境两眼一抹黑。
对某样东西的半知半解、甚至完全误解都能够激发起对该东西的兴趣，可是，如果根本感受不到那种东西存在，又怎么会产生对那种东西的兴趣呢？
毛时代的'大批判'和大鸣大嗡的欺骗宣传固然能使人颠倒黑白，但毕竟让人知道诸多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历史的存在，让人知道有那么一回事；但是邓江胡时代中共的'活埋'手法，却让人感觉不到'政治'（'敏感'的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历史）的存在，人怎么可能会对自认为不存在的东西感兴趣呢？这就是一九九二年之后，中国大陆年轻人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
由于中共的'活埋'新手法，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胡耀邦、赵紫阳是谁，更不知道王丹、魏京生、陈泱潮、徐文立、徐水良、袁红冰等反对派人士，你让他们从何萌生继往开来的政治热情？
所以，赵紫阳的逝世，不能够象周恩来、胡耀邦的死亡那样激起政治运动；贺卫方根本否定共产党统治的讲话，也没远能象方励之、温元凯当年的'自由化'讲话那样引发热烈的社会反响。就此可见：就算胡锦涛、江泽民现在立即死去，也不可能引发多大的社会反响。
毛时代的愚民手法，只有在一个全封闭的社会（如1978年以前的中共国社会）才有好的效果，而一九七九年之后的中共国社会，已不再是一个全封闭社会。中共在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九年期间，却很大程度地保留了毛时代的那种简单粗糙的愚民方式，而且愚民的强度，又因为八十年代专制的松弛和社会的开放而大大弱化了。毛时代的愚民手法因为歪曲印象的反复强化，反而能唤起民众的政治热情，在一个社会全封闭不再有的社会里，这种愚民手法尤其起到反作用，简直是民主运动的动员令。这就是八十年代中共国社会自由民主春潮涌动、学潮民运一点即燃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一九八九之后的邓江胡时代，中共充分汲取了'动乱'的教训，新愚民手法的日臻成熟，巧妙地营造出一种'政治'本体不存在、更无须关心的幻象，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政治的热情和兴趣，都因为'政治'本体的虚无的不存在，而统统消失了。
成稿于民国九十七年七月十八日中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