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中有一本随笔的文集《人文随笔》（下称《人文》，二OO六年七月花城出版社出版），林林总总刊载了近三十篇可读性极高，题材极为广泛的文章，实在令人爱不释手。
汇集在《人文》里的随笔是从内地出版的《上海文学》、《杂文选刊》以及《散文》等众多杂志筛选出来的，因此应该感谢《人文》的编辑独具慧眼。在《人文》刊载的随笔，可以说篇篇有声有色，有的却是有血有泪。
当知识分子任人笑骂时
由胡文辉撰写的随笔《当知识分子成为小丑》，全篇充满黑色幽默的语言不仅吸引了我，同时勾起了令人寒心的回忆。二十多年以前，我特地访问了曾经风靡上海和南洋的流行歌曲《何日君再来》原作曲者，已被遗忘了半个世纪的音乐家刘雪庵（已故）。当时在他已双目失明的眼眶，含著泪水述说他在「文革」期间，音乐学院的造反派让他夫妇（老伴系印尼泗水老归侨）扮狗爬，被丑化了的往事。而马思聪头顶厕所卫生纸筐的小丑化，更是登峰造极了。
《当知识分子成为小丑》的作者写道：「知识分子本是死要面子的，一旦知识分子都不在乎面子，可以任人笑骂，成为跳梁小丑，那么，一定是知识分子受到时代和环境无可抗拒的重压。」作者在文中举了几个大知识分子的例子：俞平伯被抄家，向造反派追问被抄走的数万元的存摺：「汝等持去，有利息乎？」著名的老教育家赵景深成为小丑的遭遇，读后更令人心酸而欲哭无泪。
赵老被关进牛棚，「看守」想暂时离开一下，但又担心被看管的对象逃跑，於是，便用绳子将先生绑在床上，锁上门扬长而去。先生痛苦难耐，又不敢呼救，於是便哀声作牛鸣。路过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叫门不应，便破门而入，这才发现牛鸣者竟是先生。问他为何这样？答曰：「我是牛鬼蛇神」……。这种悲惨的滑稽，实是一种迂曲的抵抗。作者不禁向读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曾经有过的那种时候，跟那些知识分子一样可怜可笑的普通人，又有多少？」对我来说，我倒要向苍天问一句：「当年丑化知识分子的造反派，今天是否心安理得？踩著被侮辱、被损害者的血迹爬到权贵宝座，你何曾忏悔过？」
关于弱势群体的篇章
在《人文》一书中，反映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的文章有不少，具有震撼性的，是一篇《写在一个女工淬死之后》。
何春梅的工牌
该文是从二OO五年在广州出版的《南方都市报》的一则新闻勾起的。三十岁的四川女工何春梅，因连续加班四天，疲劳过度而陷入昏迷，经抢救无效，摔死医院。作者陈璧生悲愤地写道：「在密如蜂房的珠三角工厂、车间里，一个生命的逝去，便如走失了一个工蜂、一只工蚁，并无半点风响；对大街小巷涌动的人潮而言，只如沧海之去一 粟，不见微澜。」有人到东莞对十家玩具厂作了实地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工人每天都要工作十一至十五小时，连礼拜天也搭进去。著名作家夏衍在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的杂志发表了一篇名叫《包身工》的报告文学，而他所反映的，与今天珠三角的新「包身工」又何等相似乃尔！
作者又引述了两桩强势者剥夺弱势群体权益的案件。一是包工头拖欠宁夏一叫王斌余工人的工资，工人上门追讨反遭辱骂为「狗」还被一阵毒打。「在极度践踏一个年轻人的尊严」之下，这位宁夏工人便忍无可忍地将包工头等四人杀死。他「到河边洗干净血迹，从容自首，被法官一审宣判死刑。」另一件令作者震撼的新闻发生在广东的潮阳。二十岁的工人阿星因醉酒旷工，被主管开除不算，还给扣压工资，由於被主管骂得难听愤而杀人，最后在传媒陪同下向公安部门自首。作者认为：「这两个案件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势者、上等人不但剥夺了弱势的合法权益，而且出口伤人，从人格、尊严上侮辱弱者，正是这种对尊严的侮辱，彻底冲垮了王斌余、阿星们理性的最后防线，当他们拿起武器的时候，他们捍卫的不是自己权益，而是自己的生命尊严。」作者继续认为，在今天「没有任何机构有效地为弱势群体说话」。
染血的巫峡高崖颂毛大标语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郭沫若自重庆去宜昌。当小轮驶进巫峡口时，山崖上一个硕大无朋的「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出现在眼前。郭沫若诗性大发，并以对「伟大领袖」拍马屁的本能写下《过巫峡》的五律，其中有「奇峰十二座，领袖万斯年」的诗句。他为五律又写了个小序做了说明：「山上竖刻『毛主席万岁』五字，途以白垩，甚为显著，估计字径当逾十米。」
作家陈仁德在他撰写的《巫峡之巅的惊世大标语》一文中是这样来描绘巫峡大标语的：「壮阔磅构，好似从天上飞落，五字相连，差不多占去了半座山的高度。」「那幅标语何止『字径当逾十米』。准确的数据是：每字长宽各十丈（约三十二米），每笔宽一丈（约三米），每个字占地一千平方米，五字和一个感叹号相连，外加字间距，超过了六千平方米。」
其实除了这五个字之外，还有一条更大的标语：「高举总路线伟大红旗奋勇前进！」十三个字总长为十三华里，「用肉眼很难同时看到两个字，乘船逆江而上，要一个多小时才能把整幅标语看完。」
这两条大标语是一九五九年巫山县委为了「反右倾」而制作的。由什么人来完成这一任务呢？作者是这样描述的：「在令人生畏的险峻陡峭的巫峡绝壁上执行这项任务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一般人是不愿干。於是，右派分子成为最好的人选……。县里举行了一次右派分子评查摘帽的会议，一百四十多个诚惶诚恐的右派分子被集中到县政府的招待所里，主持者要求他们充分反省自己的反动思想，加强劳动改造，争取早日摘帽，回到人民阵营里来。」紧接著当场宣布有七人摘掉右派的帽子。县领导这一甄别与分化的小动作，果然在右派中「引起很大震动……。右派分子们看到了摘帽的希望，那正是他们最大的渴求。」接下来有七十多名右派分子被组织起来，参与制作超大型标语的「光荣任务」。
这长达十三华里的大型标语的制作过程，作者陈仁德对在天险浇注标语的右派们寄予巨大的同情，他写道：「那实在是太危险了，而且劳动强度之大为一般的人所难以想像。更难以忍受的是，右派们是在饥饿中坚持著这样高强度的劳动，那时他们每天的粮食定量只有两百克！……在右派们抱著认真改造的信念，忍著饥饿，忍著劳累，每天起早摸黑地埋头苦干，一个月后，一条旷古未见的大标语出现在巫峡的群峰之中。」
十三华里的标语完成后，又在悬崖上刻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当时「空前大饥荒正愈演愈烈地席卷而来，『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与日俱增，这些苦战在巫峡之巅的右派分子岂能幸免。由於营养太差，劳动强度太大！精神负担太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五个右派分子惨死在天寒地冻的巫峡里。」
最蒙昧恐怖的时代
作家陈仁德在文中列举了一串在生的或已不幸死亡的右派的名字以志纪念，其中真实地记载了几个右派惨死的过程：
陈文清，「兑桨组」的成员，「从不叫苦叫累，即使到了最艰难的日子，他也硬挺著。那一天他对同伴们说：『加油干，争取早摘帽！』谁知这竟成了他的遗言，就在第二天晚上，他就因饥饿死去了。他直挺挺地僵卧在冰凉的地铺上，被人发现时已死了很久了。他最终也没有实现摘帽的愿望，戴著右派的帽子去了另一 个世界。」
县卫生局，外号叫谢胖子的右派，因过度饥饿而病倒，「一些人说他装病，拉起来毒打。谢胖子本来命在旦夕，怎禁得住如狼似虎的毒打，当时他被打得大小便失禁，连求饶的力量都没了。……打手们俯身一 看，谢胖子已死去，於是便拖出草草地埋在山坡上。那天晚上巫峡里北风凄厉，呜呜的风声在漆黑的夜里像鬼哭狼嚎。」
让我抄录作家胡文辉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知识分子固然不能垄断知识和理性，但如果一个时代竟以压迫、蹂躏知识分子为乐，则表明那个时代是反知识、反理性的，那必定是最蒙昧、最恐怖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