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党刚建政时，我们全家去馆子吃饭，当兵的为了安全，把整个餐馆的人赶出去；我上学，大兵叔叔背着我去，我上课时，他扛着枪站在教室外面，我睡懒觉迟到了，老师不敢按时上课，全班同学要等着我。
在中国还不能自动变换红绿灯时，坐在父亲的车里边都感到那种特权的厉害，根据我们的行车路线，一个岗楼的警察要立即通知下一个岗楼的警察变换路灯，一路下去，必须都是绿灯。在中南海，毛泽东拉着我的手问东问西，我觉的很平常。上大学填志愿，爸爸让我去哈尔滨军工大学，我偏偏不喜欢，结果哈军工校长特意派秘书来北京询问，为何学生志愿书中没有找到我的表格；......
地位决定着特权，从中共建政以来，我们在各个领域里享受着特权，这在我没有觉的有什么不对，我从来都认为这是爸爸的功勋挣来的，爸爸真伟大。
过去，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有人说「中国」(中共)的坏话，尤其是那些在海外说东道西的人，我认为他们是在骂自己的祖宗。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让我非常愤怒，认为他简直是胡说八道，「毛主席怎么可能不刷牙，不洗澡呢？怎么可能和女人胡搞呢？！」周恩来的私生女艾蓓写的书《叫父亲太沉重》我也看了，更不相信夜以继日工作的总理会在外面偷情吃腥。
这种现象不止是我一个，70年代，谭震林在家里说：「周总理也犯过错误」。于是他儿子当时怒火冲天，大骂老子说：「你他妈的老糊涂了，周总理还会犯错误？！」知道周恩来灭掉顾顺章全家16口的谭震林居然被儿子极强的党性镇住了，没敢回嘴。
我为父亲感到骄傲的还有一点，他从来都非常清廉，没有贪污受贿过一分钱，而且对儿女要求很严格。谁要是上班时间还在家里吃早餐，他就要严厉斥责；谁要是找一帮子太子党在家里小赌，他下令说给派出所打电话，把自己的孩子抓起来。他也从来不让我们蹭他的专车。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让我感到「父亲是共产党里的好人，那些不好的贪官污吏是他们自己不好，而不是共产党不好」。
有人说，就是因为他是你的爸爸，你才认为他好。我不承认这一点，因为贪官污吏装像是在外面，他们的丑陋都暴露在家中，我的父亲，一个活生生的廉洁的、正直的父亲就在我的生活里，我怎么可能闭着眼睛说他不好呢？那个时候我把「爸爸」和「共产党」混为一谈，谁一骂共产党就好像骂的是我爸爸，我就会立刻激动起来，大辩特辩。
看了《九评共产党》，我清醒了许多，不再认为「中共」是「中国」的代名词，更不是「爸爸」的代名词，也明白了中共是舶来货，是来咱们中国欺压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的。也知道了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初期看《九评》时，和别人提起自己家庭在中共里的特权地位，仍不由自主的沾沾自喜，认为高人一等。把这一切当成炫耀的资本。
再继续看《九评》，我发现自己虽然嘴上对中共有了认识，但还是怀念在中共体制内得到的诸多好处，为了个人利益抱着中共还不愿意放弃。
终于有一天，我在听《九评》的CD盘时，听出了更深的内容，当时全身的细胞都膨胀起来，泪水不住的流，我感到中共体制太残暴了，那天我才真正感觉到中共是绝对不可以留的，它不但害死了无数的炎黄子孙，也用另一种形式毒害着体制内的官员和他们的家人。
过去，总有一个疑问在我的心头萦绕，我常常问自己，既然爸爸是如此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他在工作中会去听命做出一些残忍的事情呢？我常常在心中呼喊：这是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其中，让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是，毛为了不让人知道一个新建造的秘密据点，决定毒死所有知情的相关人员。这次任务不幸摊派给了父亲，虽然不是父亲亲手去执行的，但他无条件的服从，并传达下去。直到我下笔写这一段回忆时，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不能不承认、不能不扼腕、不能不痛心疾首，我一直敬重的父亲是那次屠杀无辜的指挥者。
但父亲在叙述这个血案时并没觉的是罪行，他认为那是在「工作」。在家里和在外面的父亲怎么会象油和水一样，无论如何也溶不到一起？
对于父亲的双重人格，答案最后还是在《九评》里找到的：
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
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能被怀疑也不能被挑战。（九评之一）
现在我才茅塞顿开，原来在家里让我们做个好人的父亲，在他为党效力的时候，是绝对服从的、盲目的、忠心耿耿的，因此党对有极强党性的父亲一直是非常信任的，并委以重任。
可惜父亲在 《九评共产党》刊出前已经过世，我常常在心里默念这个系列文章给爸爸听，我相信他是听的到的。当退党大潮汹涌而来时，我几次梦到了父亲，他似乎要向我说什么，我猜想是要我帮他退出共产党。于是，当我用他的真名退党之后，爸爸没有再出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