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无业游民，雇用他人仿冒县委书记的签名，不仅把自己和妻子安排进了审计局和劳动局，还收取每人3-8万元，将其他31人送进县各党政机关。这是发生在山东齐河县的事情，齐河警方刚刚侦破此案。
正如齐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彭学山所说，"这个事新闻性很强"，因为它够新鲜丶够耸人听闻，也够意外。时国祺的落网就颇为意外：县委书记李凤臣10月中旬到政府办公室时，无意中发现有一个工作人员很面生，就找到办公室主任询问，一查，"竟是他自己签字安排进来的".这个事情也真够意外的。按照常理，县级机关的人事编制都是由省级人事部门调控，进人也一般需要通过考试。按照《公务员法》则需要经过公开考试丶严格考察丶平等竞争丶择优录取等一系列规范化的程序。但县委书记李凤臣称，按程序应当由行政一把手来签字，但齐河县机关进人一直由其负责签名。在荒诞不经中开始，在偶然邂逅中结束，当地政府部门更愿意把此事当作一次不具有普遍意义的"意外".但一张批条就能为一个人安排工作，而县委书记的批条则能够安排33人，更何况这些批条上的签名还是仿冒的，在如此荒诞不经中，意外与偶然似乎成了必然。
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是当地人事管理存在问题，对此我表示怀疑。事实上，在中国的制度与法制不断健全丶信息不断畅通的今天，我们很难相信《公务员法》还未普及到当地，也很难相信党和政府经营多年的人事管理制度在当地仍不健全。制度必须得到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我看来，"地下组织部长"的出现还是因为当地的人事管理制度并未被照章执行，安不安排人丶安排哪一个人，全部仰仗县委书记的一支笔。在此情况之下，什么《公务员法》，什么公平公正公开的程序，都在县委书记的签名面前靠边站。在如此绝对权力之下，出现时国祺这样的"意外"其实是不足为奇的。
政治文明史告诉我们，一个社会要稳定，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权力制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府官员们各司其职，越权就会受到制裁。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不会因为个人的死亡而无法运作；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决策失误或腐败，而导致整个社会体系的崩溃；更不会因为有人"假传圣旨 "，就导致制度体系的彻底失守。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少有"意外".绝对的权力是我们构建这样一个稳定社会的死敌。在封建时代，权力集于君王一人，一旦君王染疾或者驾崩，整个时局便会动荡。在现行体制下，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一把手"们手握"一锤定音"的权力，不仅为其提供了权力寻租的空间，也为一些不法之徒"假传圣旨"提供了土壤，为一个部门丶地方或整个社会留下了安全隐患。于是，我们便时常看到许多这样的意外：一个看似清廉的县委书记一查就贪污了几千万；一个道貌岸然的局长其实养着好几个情妇；一个无一技之长的无业游民竟然成了"地下组织部长"......绝对的权力不仅绝对导致腐败，还绝对会导致"意外"的时常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