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出生的郑恩宠律师，从小就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从“恩宠”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与基督教的渊源。郑律师为人 谦和，思维敏捷，乐观而健谈。面对对于现行的中国法律和律师职业并不熟知的我，郑律师侃侃而谈，为我释疑、解惑。自以为历经苦难的我，从郑律师那里，了解 了在中国，有许许多多老实本分的百姓，一夜之间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正是因为这一桩桩的苦难和不公，郑律师才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为普通百姓维权讨公道 的不归路。2003年6月6日由于沸沸扬扬的周正毅一案，郑律师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8日被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剥夺政 治权利一年。
我问及郑律师三年的监牢生涯是不是很苦，郑律师轻松地笑道：“我把三年的牢房当作了休息室，因为那段时间我的工作量 太大了，每天几乎要工作20个小时，如果不是坐牢，恐怕身体也早就累垮了。”的确，虽然郑律师现在被软禁在家，但是每天来找他咨询法律问题的人不断，看得 出郑律师深受上海市民的尊敬和爱戴。出狱后由于被注销了律师证书，更是由于经常在家庭监狱里被剥夺走出家门的权利，使得郑律师现在无法正常工作，生活陷入 困境，电脑被查抄，两部电话也是形同虚设，不是外界根本就打不进来，就是往外打电话怎么也不通，偶尔的侥幸通话之后，电话机就开始奇怪地不间断的响起，有 时是24小时，有时是几天。在郑律师家里，有一次我被电话铃声吵得心烦意乱，而郑律师和蒋大姐竟能做到充耳不闻，这确实需要很好的修炼。由于不能上网，不 能走出家门，每个月上海市民就自发为郑律师订阅书报杂志，使得郑律师在人为的隔绝中，还能够以此把握时代的脉搏。
就在我和郑律师说好星期天要陪他和蒋大姐一起去教堂时，因为临时有事时间来不及了，使我很以为憾。郑律师安慰我说： “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希望你们生活安定下来以后还能到上海来做客。”谁知11月11号的星期天，郑律师还没能走进教堂，就又被国保们“请”到公安局，枯坐 8小时的冷板凳。事后郑律师风趣地说：“我不知道等我的传票达到100张后，是不是又可以算是一条新闻了。”
“一个律师不能同时为矛盾的双方讲话。”郑律师的这句话对我的触动尤其大，我问郑律师这句话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他告 诉我，这并不是他讲的话，这只是一个律师应该具备的职业操守。但是，一句简单平常的话，做起来谈何容易!也正是因为郑律师恪守这样的职业操守，他才能赢得 被欺压被掠夺的百姓们一致的尊敬，从而也得罪了利益集团的权贵们。
郑律师说：“人权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应该是土地和房屋，而现在权力集团因为受到利益的驱使，置党纪国法于不顾，疯狂地掠夺平民百姓的私人财产，导致很多人无家可归，没有办法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律师有责任做社会维权的监督人。”
郑律师告诉我：“在法制不完善的社会中，遇到伤害要从容面对，为了完善法律，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有时候必须要一些 人做出牺牲。落后的体制要改革，但是体制落后涉及到的具体做法没必要全盘否定，比如说交通秩序，环保问题，这些共性的东西都不能否认，但是与人类文明针锋 相对的三角债和腐败问题应该彻底摈弃 。利用非法手段进行反腐败也是错误的，中国人应该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尤其是现在关于中国举办2008奥运会，如果政府能够做到即要奥运，也要人权，岂不是更好？”
虽然郑律师每天忙于接待、研究各种案宗，我们的谈话大都是在饭桌上，但随着对郑律师的逐渐了解，对他的人品我就愈发敬重，也更对他不畏权贵、不为名利的信念感佩。
在我和丹儿即将离开的前夜，郑律师放下手中大量的事务，和我长谈直至深夜2点。我被郑律师平和、理性的思想所折服，真的，假如政府也能够做到平和而有理性，听一听来自郑律师发自肺腑的声音，并为今后制订法律法规作一个参照，该有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