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盐城杨集乡东兴村村民展示近几年村中记录的癌症死亡者的名单,这个村仅2000年-2005年便有近百人得了癌症,从2001年以来,因癌症去世的已达80多人,目前数字仍在不断增加中。
2007年5月，国土资源部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数据―――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1.5亿亩，形势严峻。而自1997年以来，癌症成为中国人的第一死因，每年有近130万人死于癌症。
《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透露，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癌症发病及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至90年代的20年间，癌症死亡率上升29.42%.2000年癌症发病人数约180万-200万，死亡140万-150万。
2007年4月19日，浙江省萧山市南阳镇坞里村村民韦东英写下村里一位得癌症的26岁年轻人的症状。从2003年12月29日开始，她开始了长达4年的“环保日记”写作。在她的日记里，记录了坞里村遭受的环境污染侵袭，在恶臭气味和污水包围的日子里，一个个村民因患癌症死去。
“陈阿龙77岁食道癌
胡登耻71岁胃癌
沈秀英57岁乳腺癌
莫水珍49岁胰腺癌
冯亚华35岁血癌……“
韦东英日记本上记录的死亡村民的名字越来越多，死者死亡的年龄越来越小。“应该是72人了吧，如果加上今年1月死去的朱少萍的妻子。”韦东英说，那是一个48岁的女人，乳腺癌不治。
中国东部沿海一条上千公里的狭长经济活跃带从浙江沿海起始，穿过上海、江苏、山东，连接京津渤海湾的另一个经济活跃区域。这是中国东部滨海的低地地带，类似于穿越西班牙、法国、比利时，最后到达丹麦、德国的欧洲西部滨海低地，是所在的大陆触摸海洋的手掌。
中国的滨海低地创造着神奇的经济总量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另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就在韦东英村庄的周围，至少还有党湾镇新前村等村庄遭受着同样的危险。
从这里出发北上，经过无锡市广丰村，常州市新北区，阜宁县洋桥村、东兴村，安徽省宿州市杨庄乡张庄村，山东省肥城市肖家店村、阳谷县西关村、邵楼村、西汉庄村、国庄村，天津市西堤头镇西堤头村、刘快庄村。这些经济活跃带上的村庄，都在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和痛苦，那就是癌症。
“癌症村”的他们
一颗颗“环境化学定时炸弹”开始爆炸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现代生态环境地质研究中心的林景星教授曾去过多个“癌症村”
雨越下越大了，韦东英不时朝外张望着，她牵挂着在钱塘江里打渔的丈夫邵关通。
2000年以来，韦氏夫妻从江里打到的鱼逐年减少。“你看，昨天才那么几条。”韦东英编着一顶花伞，院子里一条破船上的舱里卧着七八条一尺来长的鱼儿，那是他们2007年夏季一天的收获。
邵关通终于从江里回来了，他冒着暴雨打的鱼将被卖给外面的饭店。他收拾着渔具，向妻子嘟囔着收获更少了，“这鱼少，有毒，还不能吃”，有的鱼已经基本绝种，比如鲥鱼。
相距千里的江苏省阜宁县杨集镇东兴村，段德桂等村民在村里自2001年以来因癌症死去80多人后，将村旁的巨龙化工厂告到江苏盐城法院。导致官司败诉的因素是他们从村里取的水样送到上海化验的结果不被法院采信。“一定是化工厂污染了村里的水，庄稼都是有毒的。”段德桂等人在败诉后，又上诉到江苏省高级法院，他们仍然要求法院对化工厂作出赔偿并搬迁的裁决。“我们需要证据，但我们却不知怎么取证，从哪里找。”
中国地质科学院现代生态环境地质研究中心的林景星教授曾去过多个与东兴村相似的“癌症村”，努力找出“病根”。“有一次，我跟央视经济半小时去山东省肥城市安驾庄镇肖家店村，那里的情况也很严重。”林教授等人在肖家店村喝了那里的水，“不能喝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被污染了。”促使他们前往那个村庄的原因是，近年来，这个村庄有40余人死于癌症，也是一个典型的“癌症村”。
让邵关通忿忿不平的，不只是江里的鱼少又绝了种，他端过韦东英递过来的饭碗正要吃的时候，一股刺鼻的气味从门口飘了进来，屋里的人忍不住恶心起来。“每天都是这种味道，到了晚上，都睡不着觉。”邵家的房前屋后不远处遍布着数十家化工厂， “2003年12月29日，老邵打电话到市环保局投诉无法生活了，接电话的人让找南阳镇，推来推去。”韦东英说，从那天开始，她开始了长达4年的“环保日记”写作。
更多的化工厂在东兴村周边扩建着，就在这之后，段德桂的乡亲又至少有6人在癌症中死去。在第一次的官司失败后，大多数村民选择了忍耐，只有段德桂等少数几人坚持上诉。他为此借了数万元的外债。
林景星教授去过肖家店村后，山东省、肥城市有关部门对肖家店村突然关心起来。“现在还有18个癌症病人在县城医院里。”现任村支部书记杜先富神秘地说，这是他托了关系，让上面来村里普查，并免费给村民治疗的。
“前不久，陕西龙岭村民来电话，又有两人得癌症死了。”林教授带着学生研究了半年龙岭村的水、土壤、地质、庄稼，他感觉触摸到了“病根”。“我给这种情况取了个名字，叫生态环境地质病。”
是的，一颗颗“环境化学定时炸弹”开始爆炸了。
化工厂来了，鱼米之乡远去
村庄在一点点被蚕食着。就在邵关通收获的鱼一天天减少时，钱塘江两岸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
“2003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我的丈夫在钱塘江边捕鳗鱼，我去接他，回来经过江城桥，看见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未经处理就往内河里排放……”
韦东英的“环保日记”开始了，她没想到，她这个识不了多少字的农妇从此跟村子周围的化工园区发生了关系。“老邵说，你要是憋得慌，就写下来吧。”老邵不识字，“我如果识字，早就把这些化工厂告了。”老邵说。
“2003年腊月三十，今天除夕，按照这里的风俗，过年是欢天喜地的日子，而我们却在为航峰镀锌厂老板翁建坤送来的两千元而恼怒。”韦东英在第二天的环保日记中写道。
翁建坤送钱来是要邵关通夫妻帮帮忙，让他的厂子能够顺利开工。“他这个厂刚建时，我们村民问过有无污染，村干部说是五金厂，建好了摇身一变却成了镀锌厂，我们都去制止他生产。”韦东英最终没有收下翁老板的两千元钱。
千里之外的江苏北部，一个韦东英素不相识的村子里，段德桂等村民遭遇着相同的烦恼。 “2000年4月，巨龙化工厂开建，是生产农药、除草剂等，对农作物和人身体影响最大。”段德桂说，村支书招商引资从邻近的建湖县找来的有钱的老板，希望通过这个厂子能给贫困的村庄带来致富的希望。
村民的反对声音在村支书的说服中弱了下来，巨龙建成，黑水流出，村四周的河流一条条脏了起来。
肖家店村看上去还是山东省中部一个秀美的村庄，大汶河就在它的南侧静静流淌着，村民依靠大汶河水和捞取河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村周围也没有化工厂啊，可是，有一天，水却开始臭了。”一位村民说。
林景星在看过肖家店村的地形后发现，该村三面邻三条河流，地势低洼，怀疑是河水倒灌，侵蚀了村庄的饮用水系统。
“大汶河的上游是泰安、莱芜，那里的化工厂是很多的。”杜先富在许多村民相继因癌症死去后，将焦点锁定了百公里之外的工业区。
韦东英未能成功阻止镀锌厂的开工，这已经不是她的第一次失败。“村里最早的化工厂建于1992年，叫赭山化工厂，如今名字已经不存在了。”韦东英记忆中的鱼米之乡渐渐远去，这位来自江西乡下的女人，因恋上这里的风景嫁给了渔民邵关通。
一个两个的化工厂逐步扩大为十个二十个，村庄在一点点被蚕食着。化工厂变成了化工园区，一个园区又裂变为多个园区。就在韦东英的日记本写完一本又换了一本时，钱塘江南岸，人间天堂杭州的侧旁，一个绵延上百公里的化工园区形成了。
段德桂在那个典型的苏北村庄里，眼瞅着田里的庄稼一年不如一年，他起初在巨龙化工厂的边上开了个小店，希望到厂里上班、购销的人能光顾他的生意。“可是，有一天，我发现咳嗽多了。”他病了，气管炎，“说话费力气”，这个61岁的老人关了小店，搬回村里。
不久，那个把巨龙化工厂引进到村里的村支书得了癌症死去。“自己把自己害死了”，村民们说。
尽管如此，正有更多的苏北地方官员跑到苏南、浙江，央求那里的工厂赏脸，他们已经准备了土地、开通了道路，甚至为前来投资办厂的老板摆平了不满的群众。
“看吧，再过几年，这里，还有那里，将是看不到头的工厂。”阜宁县一位官员站在巨龙东进村不远的一个镇办工业园区，这样介绍说。这时，满身怨气的段德桂的表弟，正带人察看被化工厂熏死的稻谷。
一条从南到北的化工园区地带正在东部的沿海低地形成。杜先富推测的大汶河上游的化工园区并不是这条带子的末尾。
韦东英日记本中的化工厂名单一天天变长着。就在邵关通收获的鱼一天天减少时，钱塘江两岸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
7月17日,江苏盐城杨集乡东兴村,54岁、患食道癌的郭义井站在自家门前。
肮脏的水，“很呛的异味”
巨龙化工厂投产半年后，东兴村四周的河道里的鱼虾荡然无存了。“我们昧良心啊，田里打的稻米自己不吃，卖到外面去”
“我从胡阿条媳妇那里借来照相机，到南阳开发区的污染厂排污口拍照，往江城路这里到大展生化旁的沟里，有红色的污水往沟里排。凯星、科本（化工厂名字，记者注）都往沟里排。”2004年3月31日，韦东英写道。从这天开始，老邵和韦东英夫妻为了记录化工厂排污，开始了拍照。后来，一位前来采访的记者赞助了他们一台傻瓜相机。
“早晨，我在钱塘江边的排污口看到了死鱼浮在污水中，就打电话叫葛建华拿照相机把当时的情况拍了下来。晚上，渔民戴金海和蔡本刚一起到钱塘江里去捕鱼，渔网刚刚放好，看见三号坝头的排污口在大量排污水。把整条江染成了红色，还看见小白点子在水面上浮动。”
这是2003年7月15日韦东英的日记，第二天，她家的自来水变成了黄色，儿子只好借用胡阿条家的井水洗澡。
苏北平原的村圩子也开始发出了“很呛的异味”，巨龙化工厂投产半年后，东兴村四周的河道里鱼虾荡然无存了。“那时，化工厂附近有个浴室，将河水烧热使用，不少村民洗过后浑身发痒、头晕，还有人当即昏倒在浴池中。”段德桂的咳嗽变得严重了，“村子里有十来个人在厂子里打工，有一个人死掉了，因为化工原料泄漏。”后来，大多数人逃离了工厂，不再去做工。
刘文达在巨龙化工厂不远处承包了一个7亩多的鱼塘。化工厂墙后一条小小的排水沟将污水运到鱼塘里。“三千多斤半成鱼死光了。差不多要破产了。”
“我们昧良心啊，田里打的稻米自己不吃，卖到外面去，再买外地的米吃。”段德桂想起一件往事，一个粮贩子用极低的价格把东兴村附近几个村子的稻米收购后，转卖到几百里外的扬州市，被当地的工商局查出是重金属严重超标的有毒大米。
林景星教授来到山东肖家店村时，看到了一组当地环保部门拍摄的照片，那是2001-2004年上游工厂向汶河排放污水的画面。他们也在肖家店村拍摄到了遭污染的大汶河情景。河水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臭味，水面已经变成了黄褐色，上面还漂浮着一层油腻腻的泡沫。
“晚上水很臭，在河边住的晚上都不敢开门。原来这个大汶河的水，鱼也好，现在水成酱油色了，河里鱼都没有了。”肖家店村民说，一浇地，庄稼都药死了，庄稼都受不了，就别说人喝了。
就是这样的水，环绕在肖家店村周围。尽管又臭又脏，但却是村里唯一的灌溉水源。
韦东英一年比一年担心钱塘江，她每篇的日记中都要提到钱塘江的排污口。“我到江边收鱼，看见江面排放的污水有绿色的漂浮物，我叫渔民郑一民把绿色的漂浮物用瓶子装好。用照相机也把当时的情景拍了下来。”
韦东英坐不住了，她取了家中的自来水水样，到市里找人检测。“检测站的人很小心地说千万不要说出去是他们检测的。”几天后，检测的人给她发来一个手机短信，水样PH值6.28，偏酸。
2006年，萧山市环保局的监测报告显示，南阳化工园区每天向钱塘江排放的污水达2000多吨。
苏北东兴村的情况愈发不妙，与巨龙化工厂对门的东兴小学生最先采取了行动。“孩子们在那里受不了啊，头晕得上不成课。”于是，孩子们一个个退学了，家长们每月花60元钱送孩子到几公里外的村去读书，200多学生的小学校从2003年开始，便没有了朗朗书声。
山东肖家店村的村民从1985年前后就看着大汶河开始变黄，那是山东乡镇企业高度发展的黄金时代。“20多年了，就没见这条河好转过。”
2004年，村里打了一眼200多米深的水井，借此躲开大汶河从百里之外冲来的有毒之水。
不断增加的死亡名单
苏北东兴村于2001年开始遭遇与坞里村同样的不幸。“以前二组是368人，现在还有241人，除去外迁的，就是死于癌症的”
韦东英所在的浙江省萧山市南阳镇坞里村第一个死于癌症的是邵关通的二哥，那可以追溯到1995年。“去年就埋掉8个人了，都是癌症。乳腺癌、食道癌、肝癌、肺癌、胰腺癌等是高发的。”韦东英记录着，邵关通的姨父是去年死于食道癌的。
苏北东兴村在2001年开始遭遇与坞里村同样的不幸。“第一个死的叫戴玟，接下来是刘其洋，都是50来岁，还没到老的年龄啊。”段德桂也不能断药，虽然外债欠了不少，可他还是想法凑出保命的药钱。
东兴村民以2000-2005年为时间段对当地癌症患者（已死亡及幸存者）进行了统计。其中，包括死亡及幸存者在内的癌症患者共99人，呈逐年递增趋势。食道癌48人，约占48%，肺癌18人，占18%，肝癌14人，胃癌13人，其他为肠癌等癌症。
林景星在山东肖家店村碰到一个叫肖平（音）的人，她的脸上挂满了哀伤。一年前的4月，她的丈夫突然因食道癌死掉了，年龄只有29岁。丈夫的死才是噩梦的开始，不久，她的公婆也因食道癌先后辞世。在短短3年之内，一个五口之家却只剩下了孤儿寡母 ―――肖平和她的孩子。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变得空荡荡。“晚上想起都出汗，太可怕了。”这位可怜的寡妇说。
江苏省阜宁县杨集镇东兴村54岁的郭义井刚从盐城市医院回来。“花了4万多块钱做了手术，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了3800元。”他是2003年就得上癌症的，“开了三个刀口，胃被移到了身体上部，变小了，一天要吃6顿饭。”
他的家在村子北部，“早上散步不敢往东边走，气味太难闻。”他担心着，说不定哪天，自己就成为村子里死于癌症的下一个。
郭义井担任过东兴村二组的组长，“以前二组是368人，现在还有241人，除去外迁的，就是死于癌症的，村里的总人口是下降的。”
这个不幸的苏北村庄，40-50岁之间的村民正成为被癌症击中的主力，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于10人偏瘫不起。
山东肖家店村支书杜先富忙着他个人的生意，已经不愿多谈及村里的癌症。“上头来查过多次了，该免费治疗的也在治着。”村民们也与村支书保持高度一致，“别再说我们村有癌症了，男孩子讨不到老婆，女孩子嫁不出去，那可咋办？”
艰难的较量
当韦东英的证据照片累积到5斤多重时，南阳化工园区还没有搬迁的迹象。她得到的答复是：南阳的环境监测在2006年已达标，化工园不用搬迁，因为记“环保日记”，韦东英成了萧山的名人，她更是萧山环保局的熟客。
她和丈夫已经花去两万多元，为了拍照片取证，为了一遍遍租车往钱塘江上的排污口跑。“六工段、二工段、四工段，都是排污严重的口子。”她提起几个排污口如数家珍，可如果跑上一趟，沿着弯曲的钱塘江大堤，那可是数十公里远的路程。
她忧心的已经不止是坞里一个村庄，而是钱塘江南岸下游百多公里的化工产业带危及的百万群众的生命。
2002年3月，一封由许宝涛、刘玉华、朱友才、舒其昌等10余名党员代表，王保学、夏正荣、刘启江等20余名群众代表联名的信件，从苏北东兴村出发，寄往阜宁县、盐城市等有关主管部门和领导。
但是，这些信件如泥牛入海，一点回音都没有。随后，300多村民写下联名信，按下鲜红的手印。“有点像（当年的）小岗村那么悲壮。”舒其昌说。
再一次，悲壮的联名信遭遇了冷遇，东兴村民的举动在阜宁、盐城等部门领导那里，被看成了“社会渣滓”的闹剧。
山东省肥城市肖家店村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后，村民们害怕了。他们多次将情况反映到市里。“上面也派了专家调查，专家们都认为是大汶河污染造成的。”杜先富说。
可是，肥城市有关部门却对此表示为难，除了对受疾病困扰的百姓表示下同情之外，对大汶河上游的污染工厂却表现得丝毫没有办法，因为那里为泰安、莱芜等市地界，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管辖范围。
不知从何时开始，韦东英给市、省、国家环保总局写起了信。“刚开始给萧山市环保局打电话，他们总说给处理却总不见人来。”直到2004年末，韦东英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南阳化工园成了“杭州市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区”，萧山环保局也开始对南阳化工园进行一系列的整顿。杭州本地媒体报道称“2007年底，南阳化工园将全部搬迁”。
被称为“社会渣滓”的苏北东兴村民在所有的投书无果之后，2006年9月18日，以段德桂为首的369名群众决定起诉巨龙化工厂，索赔73万余元。
此前，他们曾将巨龙厂告到县法院一次，但那次起诉被镇领导调解，由化工厂给全村村民每人每年70元的补助。
2007年5月10日，盐城市法院驳回了东兴村民的起诉，段德桂等人遭受到致命一击。“这次诉讼花了八九万元。”对于抱病在身的段德桂来说，一场官司近乎倾家荡产。
肖家店村最终依靠山东肥城市的支持，从镇里接通了自来水。
当韦东英的证据照片累积到5斤多重时，南阳化工园区还没有搬迁的迹象。她给萧山市、浙江省两级环保局打去电话咨询，得到的答复是：南阳的环境监测在2006年已达标，化工园不用搬迁。
“达标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工厂仍然在往钱塘江排污水？闻闻这气味，这叫达标？”说话间，一股怪味袭击而来。
邵关通喊来一辆面包车，急急忙忙往钱塘江大堤赶去。站在大堤上，往远处望去，无边无际的化工园区正笼罩在深黄色的浓雾之中。邵的家，就在浓雾之下，他的妻子韦东英，正在那里为上中学的儿子准备中饭。
“水是第一危险”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黄卫专门做过水污染与肿瘤综合关系的研究。在黄卫的一篇论文中透露，中国多条河流流域的癌症高发与水污染有关
韦东英有一个数据，坞里村的恶性肿瘤发病率比浙江省平均发病率的0.192%高出十几倍。
虽然环保局说化工园区达标了，但她坚持认为工厂的污水还是没有处理。“村里有人拿井水水样到上海检测，得到的结果是有致癌物。”韦东英说，坞里村人到市里告状，信访办的人说，千万别把那个结果公布出来，天下要大乱的。
苏北的段德桂仍然在为他的官司奔走着，他没法取到证据。“我不知该怎么办，又不懂科学。”
中国东部沿海一条狭长的经济带从韦东英的村庄穿过，也穿过了段德桂的村庄，穿过了杜先富的村庄。这些经济活跃带上的村庄，都在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和痛苦，那就是癌症。
林景星试图帮助这些村庄的人们找出病根。“水是第一危险，我们一天到晚离不开水。”他在肖家店村喝过那一碗说不清道不明味道的水之后，感触颇深。“但如想拿到证据却很难，科学家不能随便张口说话，要有质量认证，要有国家两个实验室的章，打官司才能行。”林教授花了3年时间，用去了10万元经费，才对陕西龙岭一个村庄的癌症问题作出结论。
段德桂想打赢官司，将污染的化工厂赶走，如林教授的做法，谈何容易。
林景星曾将肖家店村的土壤、蔬菜以及毛发带到实验室检测，结论是检测物均不同程度受到剧毒元素的污染。其中，菠菜的镉含量超标达到9倍，铬含量超标12倍；河水检测出的锰超标57倍，锰过量正是致癌的原因之一。
“其中超标比较厉害的就是镉，镉是一个剧毒元素，超标会引起各种各样癌症，比如说肠胃癌、食道癌，还有肝癌。”
通过研究，林景星似乎看到了这样一个污染传播途径：水质受到污染-导致土壤污染-土壤污染又直接使蔬菜等食品污染，最后，人摄取食物而使致癌剧毒物进入人体。
早在2001年，林景星便将他的发现命名为“生态环境地质病”。
江苏省的多位专家也进行过类似的研究。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张胜田等人曾研究过一次稻田污染事故。结果发现，灌溉了沿河企业污染过的河水的稻田，因酸性太强的水殃及禾苗，对其发育造成严重影响。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黄卫专门做过水污染与肿瘤综合关系的研究。她的研究表明环境生物效应种类繁多，如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及农业污水大量排放，改变了水体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条件，使鱼类受害，数量减少，甚至灭绝。而污染则可引起染色体突变、机体畸变和癌症发病率上升。黄卫的一篇论文中透露，中国多条河流流域的癌症高发与水污染有关。
“镉、铅、砷、汞等，不同的工厂排放的污染物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是引发疾病的元素。”林景星说，这就是病根。他想对多个地区做相同的调查，“技术不是问题，但受经费制约，不可能开展太多研究。”
这是一个困局，受到癌症等疾病侵袭的村民难以找到辩赢工厂老板、政府官员的证据，而掌握着这把钥匙的科学家，却受困于狭小的实验室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