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11-02 17:20:45作者：甘为民
我的成长历程
有谁曾了解，一个前中共高干子弟从一个极左的狂热的好斗青年转变为民主制度的坚定推崇者----的心路历程？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我的成长历程。
1965 年，当我还是一个15岁的青年时，就为当年陈毅外长“我们等着和美帝国主义打仗，等的头发都白了！”的豪迈激动得热血沸腾；为周恩来总理“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我们东方无产阶级一定能做到！”（年代久远，引用可能不准确）所激励，发誓要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超过“西方资产阶级”而肝脑涂地，死而不已！
1966年爆发的“文革”，把我的极左狂热推至顶峰。“敌人磨刀霍霍要杀我们的头，我们怎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面对如此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再埋头科学技术岂不成了“政治上的糊涂虫”？
在“革命”的名义下，我无情地批斗过自己曾经的师长，殴打过“牛鬼蛇神”，“杀上街头‘破四旧’”，抄过“地富反坏右”的家，企图找出“变天账”。在“革命”的神圣名词面前，人的尊严算什么？我也曾怀着无比虔诚的心去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声嘶力竭狂喊万岁直至失声... ...我曾以为这就是革命，这就是进步。
但随着“革命深入”，看到的、想到的问题却越来越多：为什么都在高喊“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对立双方却偏要拼个你死我活？为什么会长期容忍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武斗并导致人民群众生活的艰难？为什么“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不采取“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 ----这不是当初革命的奋斗目标吗？工人不做工，农民不操心种田，这样的“革命”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吗？
去哪里寻找答案？读书！到了1968年，对无休无止的“革命”感到厌烦的同学们，竟都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转向了马克思列宁的大部头著作！为此，我们几乎“偷”空了学校图书馆里的藏书；为此，我们常常夜以继日，如饥似渴... ...
大量的阅读使我看到了马克思和列宁在理论上的巨大差别；领会了什么才是马克思最基本观点，什么是他的一些具体言辞。《鲁迅全集》让我看到了先生对我们民族 “劣根性”的深刻解剖和有力鞭挞，看到了先生在表面冷峻和略有些刻薄的笔锋下，对底层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大爱，和甘愿“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一颗滚烫的心！
1968年，“上山下乡”，在缺粮少菜、缺油没电的农村，在艰辛劳作，肚子都填不饱情况下，我却开始了“农村社会调查”！令我完全想不到的是，农民从骨子里就不赞成“集体化”！他们向往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承包甚至单干，对百般歌颂的“一大二公”敢怒不敢言... ...为什么那些顺应生产力发展、深受农民拥护的，偏偏成为了“禁区”？为什么要将违背农民意愿的政策强加在他们身上，并且不允许讨论、不允许批评？这- ---能算是马克思主义吗？
1968年底，我读了对我一生思想转变起到关键作用的一本书----《苦恼的使团》。书中有两句话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生活在美国最下层的黑人抗议政府时，竟是开着他们的汽车去繁华的路面堵塞交通！----什么？有没有弄错？黑人开着自己的轿车... ...我们的报上不是一直在说，美国黑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四处流浪、露宿街头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谁在说谎？为什么要说谎？
1969 年夏，我偶然从“美国之音”的广播中听到了阿波罗11号划时代的登月飞行----但所有的中国媒体都对自己的人民封锁了这一消息----心头禁不住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同在一个地球上，唯独数亿中国人民无法享受到20世纪60年代人类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这是一种何等的悲哀！
1970年，也就在中国大吹大擂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际，我从《参考消息》上获悉，当时太空中有1300多颗人造卫星，其中仅美国就有1000多颗，苏联有300多颗... ...
1970年，还是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有文章称：即将成为第三个超级大国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日本的钢产量（当时常用钢产量来表达经济先进与落后）已达8000万吨，而偌大一个中国还不足2000万吨... ...
更让我深感震惊的，是发生在1971年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事件----报社居然敢于并且能够起诉总统！而且竟然胜诉！
接连不断的探索和接踵而来的各方面信息，使我在对中美两国政治制度的比较中，日益感受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人民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而不必担心受到惩罚；可以真正而不是在表面形式上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官员的权利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新闻媒体时刻睁大着眼睛，看是否有普通人的利益在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号下受到损害... ...这不正是马克思当年所勾画社会蓝图吗？为什么自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没有一个敢于这么做呢？
1971年的“913事件”和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给了人们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启示... ...
到了文革后期，专制体制的弊端就看得更清楚了：为什么眼睁睁的看着就那么几个害人精为非作歹，数亿人民却束手无策？为什么全国的新闻媒体都必须跟着他们的指挥棒，硬是谎话连篇、指鹿为马，非要把黑的说成白的？频临崩溃的经济硬是吹成“莺歌燕舞”，清华大学都办成“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了，还在那里吹嘘 “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而恰恰是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却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愚昧！
我爱我的祖国，爱我中华民族。我曾为获悉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兴奋得彻夜不眠；曾为恢复实事求是传统的“11届3中全会路线”欢欣鼓舞；我为胡赵主政时期的开明政策感到乐观，甘愿为改革开放而去奔走呼号... ...当然，我也为改革开放走回头路、为政治体制改革迟迟不能启动所导致的腐败毒瘤而痛心疾首！
从15岁到55岁，我的成长历程跨越了40个年头。我也从一个极左的、狂热的、好斗青年转而成为一个民主制度的坚定支持者、推崇者。我知道祖国的民主化进程还有好远的路要走。目前，我虽暂时离开了祖国的怀抱（移民澳洲），但爱我祖国、爱我民族的痴心未改，时刻都在盼望着-----何时能为祖国的民主化进程尽己所能！
啊，祖国！我亲爱的母亲！您的儿子正随时准备着听从您的召唤！
有谁曾了解，一个前中共高干子弟从一个极左的狂热的好斗青年转变为民主制度的坚定推崇者----的心路历程？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我的成长历程。
1965 年，当我还是一个15岁的青年时，就为当年陈毅外长“我们等着和美帝国主义打仗，等的头发都白了！”的豪迈激动得热血沸腾；为周恩来总理“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我们东方无产阶级一定能做到！”（年代久远，引用可能不准确）所激励，发誓要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超过“西方资产阶级”而肝脑涂地，死而不已！
1966年爆发的“文革”，把我的极左狂热推至顶峰。“敌人磨刀霍霍要杀我们的头，我们怎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面对如此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再埋头科学技术岂不成了“政治上的糊涂虫”？
在“革命”的名义下，我无情地批斗过自己曾经的师长，殴打过“牛鬼蛇神”，“杀上街头‘破四旧’”，抄过“地富反坏右”的家，企图找出“变天账”。在“革命”的神圣名词面前，人的尊严算什么？我也曾怀着无比虔诚的心去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声嘶力竭狂喊万岁直至失声... ...我曾以为这就是革命，这就是进步。
但随着“革命深入”，看到的、想到的问题却越来越多：为什么都在高喊“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对立双方却偏要拼个你死我活？为什么会长期容忍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武斗并导致人民群众生活的艰难？为什么“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不采取“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 ----这不是当初革命的奋斗目标吗？工人不做工，农民不操心种田，这样的“革命”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吗？
去哪里寻找答案？读书！到了1968年，对无休无止的“革命”感到厌烦的同学们，竟都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转向了马克思列宁的大部头著作！为此，我们几乎“偷”空了学校图书馆里的藏书；为此，我们常常夜以继日，如饥似渴... ...
大量的阅读使我看到了马克思和列宁在理论上的巨大差别；领会了什么才是马克思最基本观点，什么是他的一些具体言辞。《鲁迅全集》让我看到了先生对我们民族 “劣根性”的深刻解剖和有力鞭挞，看到了先生在表面冷峻和略有些刻薄的笔锋下，对底层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大爱，和甘愿“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一颗滚烫的心！
1968年，“上山下乡”，在缺粮少菜、缺油没电的农村，在艰辛劳作，肚子都填不饱情况下，我却开始了“农村社会调查”！令我完全想不到的是，农民从骨子里就不赞成“集体化”！他们向往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承包甚至单干，对百般歌颂的“一大二公”敢怒不敢言... ...为什么那些顺应生产力发展、深受农民拥护的，偏偏成为了“禁区”？为什么要将违背农民意愿的政策强加在他们身上，并且不允许讨论、不允许批评？这- ---能算是马克思主义吗？
1968年底，我读了对我一生思想转变起到关键作用的一本书----《苦恼的使团》。书中有两句话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生活在美国最下层的黑人抗议政府时，竟是开着他们的汽车去繁华的路面堵塞交通！----什么？有没有弄错？黑人开着自己的轿车... ...我们的报上不是一直在说，美国黑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四处流浪、露宿街头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谁在说谎？为什么要说谎？
1969 年夏，我偶然从“美国之音”的广播中听到了阿波罗11号划时代的登月飞行----但所有的中国媒体都对自己的人民封锁了这一消息----心头禁不住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同在一个地球上，唯独数亿中国人民无法享受到20世纪60年代人类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这是一种何等的悲哀！
1970年，也就在中国大吹大擂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际，我从《参考消息》上获悉，当时太空中有1300多颗人造卫星，其中仅美国就有1000多颗，苏联有300多颗... ...
1970年，还是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有文章称：即将成为第三个超级大国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日本的钢产量（当时常用钢产量来表达经济先进与落后）已达8000万吨，而偌大一个中国还不足2000万吨... ...
更让我深感震惊的，是发生在1971年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事件----报社居然敢于并且能够起诉总统！而且竟然胜诉！
接连不断的探索和接踵而来的各方面信息，使我在对中美两国政治制度的比较中，日益感受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人民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而不必担心受到惩罚；可以真正而不是在表面形式上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官员的权利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新闻媒体时刻睁大着眼睛，看是否有普通人的利益在各种冠冕堂皇的旗号下受到损害... ...这不正是马克思当年所勾画社会蓝图吗？为什么自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没有一个敢于这么做呢？
1971年的“913事件”和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给了人们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启示... ...
到了文革后期，专制体制的弊端就看得更清楚了：为什么眼睁睁的看着就那么几个害人精为非作歹，数亿人民却束手无策？为什么全国的新闻媒体都必须跟着他们的指挥棒，硬是谎话连篇、指鹿为马，非要把黑的说成白的？频临崩溃的经济硬是吹成“莺歌燕舞”，清华大学都办成“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了，还在那里吹嘘 “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而恰恰是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却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愚昧！
我爱我的祖国，爱我中华民族。我曾为获悉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兴奋得彻夜不眠；曾为恢复实事求是传统的“11届3中全会路线”欢欣鼓舞；我为胡赵主政时期的开明政策感到乐观，甘愿为改革开放而去奔走呼号... ...当然，我也为改革开放走回头路、为政治体制改革迟迟不能启动所导致的腐败毒瘤而痛心疾首！
从15岁到55岁，我的成长历程跨越了40个年头。我也从一个极左的、狂热的、好斗青年转而成为一个民主制度的坚定支持者、推崇者。我知道祖国的民主化进程还有好远的路要走。目前，我虽暂时离开了祖国的怀抱（移民澳洲），但爱我祖国、爱我民族的痴心未改，时刻都在盼望着-----何时能为祖国的民主化进程尽己所能！
啊，祖国！我亲爱的母亲！您的儿子正随时准备着听从您的召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