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10-18 22:56:40作者：邹媛巛
1958年9月6日，《云南日报》头版头条登载了《“卫星”高挂漾濞县，引出高产万万千——平坡社中稻亩产三万三千斤》的报道和《高产红旗插在点苍山上 ——漾濞平坡社高产“卫星”上天目击记》的记者采访，还配发了《欢呼我省第一颗水稻“卫星”》的社论。这颗“卫星”开云南省放“卫星”之先河，使假报高产、虚报浮夸之风愈演愈烈，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大理州“大跃进”运动同全国各地一样，由1957年11月下旬开始发动宣传，1958年正式开展，历时3年时间。1958年2月25日-30日，中共大理地委召开了为期5天的县书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60条”和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的“18条”，讨论和研究了全州三年实现水利化和七年达到亩产400公斤的问题，要求1958年全州粮食增长三成。县书会议后，全州各行各业“大跃进”运动蓬勃兴起，夜以继日，挑灯夜战，“早出工、晚收工，月亮底下比英雄”。为完成党委提出的各项跃进指标苦干、硬干，规模宏大的工农业生产新高潮一浪高一浪。但是与其他地、州相比，地、县委领导的思想跟不上当时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左”的形势，1958年6月4日被云南省委插了白旗。中共大理地委因被省委插了白旗而感到极大震动，奋起直追，号召各县深入发动群众，踏踏实实搞好生产，为全州争一口气，决心做出更大成绩送走白旗，插上红旗。为了“夺红旗”，争老大，大理地委于1958年6月28日-7月6日在宾川县召开县书会议，通过现场参观和开展辩论，解决高速度增产认识问题，研究拔“白旗、插红旗”的指标和措施，提出了粮食总产要比1957年5.25亿公斤翻两番、1958年全州粮食总产要达17亿公斤和尖子田亩产稻谷2500-5000公斤、包谷亩产1500-2500公斤的目标，把红、蓝、白旗插到各县，会后各县相继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四干会”，动员“插红旗”，“拔白旗”，“争上游、放卫星”，大理地委三次派出检查团赴各县督促检查。
1958 年8月17日省委传达第一书记谢富治从北京打来电话：实验田要密植移栽，弄几个1万-1.5万公斤的高产“卫星”。《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麻城放出了早稻亩产18450公斤的“大卫星”，大理地委和各县闻风而动，立即在下关东站搞机关“卫星实验田”，并用并苗（并秧）密植，即将20-30亩快要成熟稻谷拔起并拢在1丘田里，假报高产。全州各县大搞密植移栽，制作高产“卫星”热潮如火如荼。
1958年9月1日，中共大理地委第二书记王民向各县市通报三个问题，把“争上游，放卫星，做出成绩迎国庆”放在首位，大理州干部群众制作高产“卫星”田的热情更进一步高涨。上行下效，县县都在挖空心思超常规地运作。此时大理州漾濞县平坡乡平坡社制作中稻高产“卫星”田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9月6日，大理州漾濞县平坡乡平坡社中稻亩产1.67万公斤这颗高产“卫星”腾空出世。
大理州漾濞县平坡乡平坡社的彝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农民放出云南省第一颗高产“卫星”，他们是怎样进行“制作”的呢？漾濞县平坡乡平坡社自然条件差，属山区河谷地带，海拔1500米，北依点苍山，南望红山，西洱河由东向西横流而过，全社境内没有一块平坝，都是梯田，坡度在25℃以上，每1梯级高差1米多，整块面积有一亩的田都很难找到。农作物主要以种植包谷为主，有极少的一部分水田种植水稻，产量也很低，亩产 100-150公斤。经过几年的坡改梯，1957年水田面积才逐步扩大到1000亩，全部水田依靠点苍山流下的雪水灌溉，群众称之为冷水田，通过精耕细作，每亩至多能产250-300公斤。种植高产“卫星”的试验田，是平坡社第三生产队的，1956年以前是种植包谷的梯地，由2丘组成，这块试验田是在乡党委书记的亲自领导下进行试验的。他们在试验田里选用了当地最优良的谷种团软谷（原来是芒市的长软谷），于1958年4月2日播种，5月10日栽插，栽插前经过四犁四耙，深耕60-70厘米，施厩肥2万公斤为底肥，栽插的时候实行粪水蘸秧，每50公斤大粪中还放了5公斤“六六六”药粉，先后薅了七道草，施了1.15万公斤追肥（堆肥和草木灰）。在稻子抽穗时间又遇到了当地历史上罕见的钻心虫灾害。为了彻底扑灭虫灾，他们第一次用二瓶“一○五九”杀虫剂喷射在试验田和周围近300亩稻田中，第二次在试验田里撒了150公斤“六六六”药粉，第三次放上了上万斤苦葛藤。
在整个栽培过程中，由于传统习惯是种植大四方株，党委会又提出试验田要密植，有正义感有良知的社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栽密不得吃，密植如果产到2000 斤，我们的手掌心可以煎出鸡蛋来”等。但是群众的呼声被当时争上游、放“卫星”的声浪所淹没，他们还是坚持栽下小四方棵，一亩达43000丛，以后党委书记潘乃兴又到凤仪、邓川、大理、宾川、弥渡去参观，看到密植比他们还凶，接着湖北麻城放出了早稻亩产18450公斤的“大卫星”，又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和启发，他们感到只有密植，才能高产。在地委书记、合作部长、县委书记的再三鼓励下，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心，准备在试验田里加大密度，当群众反对和责怪社干部“加大密度将来吃草还是吃谷”时，主张密植一定要创造出万斤“大卫星”的领导班子却说：“麻城早稻能够亩产几万斤，我们中稻又为什么不能呢？只要别人能够干出来的事，我们就能干出来，而且还要超过它。”1958年8月3日-7日社里进行了并秧密植。他们将本田里和周围约40亩即将成熟已发黄的谷子拔起来，再深挖30多厘米，加1层肥料，又盖上1层土，共施下250公斤发过酵的磷矿粉、100公斤过磷酸钙、97挑猪粪和25挑人粪，再把拔起来的谷子并栽在这块试验田里，由副乡长李明昌、社主任熊恒桃、生产队长熊继昌日夜看守管理。为了解决好放水通风等问题，组织社员在试验田里的周围每隔一米打下一根木桩，再用铁丝纵横拉起来。每天早晚，管理人员就拉动铁丝帮助谷子通风，谷子成熟又可以防止倒伏。当田边开了四五个水口，水还流不进田里的时候又用竹竿掀开谷杆，让水流进田里，两天两夜才把整块试验田泡满。
1958年9月2日上午7时开始收割，试验田里谷杆密密麻麻。简直无法分出株行距，上面铺着厚厚的谷穗，鸡蛋放在上面落不下去，小孩子可以在上面走来走去，大人也可以睡在上面。这块试验田由150多个社员，从9月2日上午7时开始收割，接连收了两天一夜加一个早上，到9月4日上午10点多钟才收割完毕。为了给外地群众参观，他们留下了0.023亩未收，只收割了1.067亩，共收得稻谷 21399.05公斤，折合亩产16746.21公斤。这块高产田经过5次丈量，收割时由云南省农业厅副厅长谢芳草、大理白族自治州妇联主任李琳娥和漾濞县县长常结根验收。在验收过程，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刘林元，大理地委第一书记欧根、第二书记王民等曾经到现场查看。惊人的奇迹就是以这样快的速度创造出来，使这颗中稻高产“卫星”放上了天。
“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高产”。全州各行各业争放“卫星”，洱源县用5-6天的时间办起了200多个工厂；全州3天集中30万劳动力大战钢铁铜，集中20万劳力大搞积肥；邓川东风公社放出了亩产稻谷5万公斤的全省最大“卫星”。祥云县为了“争上游，创奇迹，多快好省闹中耕，争放卫星”，县委决定：种1亩试验田要求达到1200万个穗头，亩产2万公斤争取达到2.5万-3万公斤。在城东管理区把孕穗的20多亩水稻搬到1亩多田里，结果稻穗沤烂、发臭，有种无收。在小麦生产丰产试验田里，每亩施肥2.5万公斤，播种上百斤，结果是只见麦苗绿，不见麦成熟。宾川县搞了亩产皮棉5000公斤的“大卫星”田。用并栽的方法在罗官营、龙泉管理区将几十亩的孕穗的秧苗移栽到一起，各搞了一亩5万公斤的“大卫星”田，22500公斤包谷“大卫星”田，25万公斤的红薯“大卫星”田。大理市放出了“五颗卫星”，产出了“六大王”，农业生产“大跃进”“卫星”成串，“卫星”一个比一个大。为了快速达到增产，盲目放高产“卫星”，人为进行密植（并秧），弄虚作假把正在孕穗的水稻连根拔起，集中移植到试验田里，其结果这些高产“卫星”田颗粒无收。高产“卫星”放了，还涉及到高产后公余粮上缴问题，这个县高产上千斤，那个县高产上万斤。高产的数字在那摆着，公余粮任务数亦跟着“卫星”往上提高，高指标下的高征购，公余粮卖多了扛了红旗。可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的粮食，群众就没有口粮。放了高产“卫星”，“扛了红旗群众饿了肚皮”。接着爆发饿死人的“金华事件”，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大理州“大跃进”运动同全国各地一样，由1957年11月下旬开始发动宣传，1958年正式开展，历时3年时间。1958年2月25日-30日，中共大理地委召开了为期5天的县书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60条”和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的“18条”，讨论和研究了全州三年实现水利化和七年达到亩产400公斤的问题，要求1958年全州粮食增长三成。县书会议后，全州各行各业“大跃进”运动蓬勃兴起，夜以继日，挑灯夜战，“早出工、晚收工，月亮底下比英雄”。为完成党委提出的各项跃进指标苦干、硬干，规模宏大的工农业生产新高潮一浪高一浪。但是与其他地、州相比，地、县委领导的思想跟不上当时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左”的形势，1958年6月4日被云南省委插了白旗。中共大理地委因被省委插了白旗而感到极大震动，奋起直追，号召各县深入发动群众，踏踏实实搞好生产，为全州争一口气，决心做出更大成绩送走白旗，插上红旗。为了“夺红旗”，争老大，大理地委于1958年6月28日-7月6日在宾川县召开县书会议，通过现场参观和开展辩论，解决高速度增产认识问题，研究拔“白旗、插红旗”的指标和措施，提出了粮食总产要比1957年5.25亿公斤翻两番、1958年全州粮食总产要达17亿公斤和尖子田亩产稻谷2500-5000公斤、包谷亩产1500-2500公斤的目标，把红、蓝、白旗插到各县，会后各县相继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四干会”，动员“插红旗”，“拔白旗”，“争上游、放卫星”，大理地委三次派出检查团赴各县督促检查。
1958 年8月17日省委传达第一书记谢富治从北京打来电话：实验田要密植移栽，弄几个1万-1.5万公斤的高产“卫星”。《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麻城放出了早稻亩产18450公斤的“大卫星”，大理地委和各县闻风而动，立即在下关东站搞机关“卫星实验田”，并用并苗（并秧）密植，即将20-30亩快要成熟稻谷拔起并拢在1丘田里，假报高产。全州各县大搞密植移栽，制作高产“卫星”热潮如火如荼。
1958年9月1日，中共大理地委第二书记王民向各县市通报三个问题，把“争上游，放卫星，做出成绩迎国庆”放在首位，大理州干部群众制作高产“卫星”田的热情更进一步高涨。上行下效，县县都在挖空心思超常规地运作。此时大理州漾濞县平坡乡平坡社制作中稻高产“卫星”田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9月6日，大理州漾濞县平坡乡平坡社中稻亩产1.67万公斤这颗高产“卫星”腾空出世。
大理州漾濞县平坡乡平坡社的彝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农民放出云南省第一颗高产“卫星”，他们是怎样进行“制作”的呢？漾濞县平坡乡平坡社自然条件差，属山区河谷地带，海拔1500米，北依点苍山，南望红山，西洱河由东向西横流而过，全社境内没有一块平坝，都是梯田，坡度在25℃以上，每1梯级高差1米多，整块面积有一亩的田都很难找到。农作物主要以种植包谷为主，有极少的一部分水田种植水稻，产量也很低，亩产 100-150公斤。经过几年的坡改梯，1957年水田面积才逐步扩大到1000亩，全部水田依靠点苍山流下的雪水灌溉，群众称之为冷水田，通过精耕细作，每亩至多能产250-300公斤。种植高产“卫星”的试验田，是平坡社第三生产队的，1956年以前是种植包谷的梯地，由2丘组成，这块试验田是在乡党委书记的亲自领导下进行试验的。他们在试验田里选用了当地最优良的谷种团软谷（原来是芒市的长软谷），于1958年4月2日播种，5月10日栽插，栽插前经过四犁四耙，深耕60-70厘米，施厩肥2万公斤为底肥，栽插的时候实行粪水蘸秧，每50公斤大粪中还放了5公斤“六六六”药粉，先后薅了七道草，施了1.15万公斤追肥（堆肥和草木灰）。在稻子抽穗时间又遇到了当地历史上罕见的钻心虫灾害。为了彻底扑灭虫灾，他们第一次用二瓶“一○五九”杀虫剂喷射在试验田和周围近300亩稻田中，第二次在试验田里撒了150公斤“六六六”药粉，第三次放上了上万斤苦葛藤。
在整个栽培过程中，由于传统习惯是种植大四方株，党委会又提出试验田要密植，有正义感有良知的社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栽密不得吃，密植如果产到2000 斤，我们的手掌心可以煎出鸡蛋来”等。但是群众的呼声被当时争上游、放“卫星”的声浪所淹没，他们还是坚持栽下小四方棵，一亩达43000丛，以后党委书记潘乃兴又到凤仪、邓川、大理、宾川、弥渡去参观，看到密植比他们还凶，接着湖北麻城放出了早稻亩产18450公斤的“大卫星”，又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和启发，他们感到只有密植，才能高产。在地委书记、合作部长、县委书记的再三鼓励下，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心，准备在试验田里加大密度，当群众反对和责怪社干部“加大密度将来吃草还是吃谷”时，主张密植一定要创造出万斤“大卫星”的领导班子却说：“麻城早稻能够亩产几万斤，我们中稻又为什么不能呢？只要别人能够干出来的事，我们就能干出来，而且还要超过它。”1958年8月3日-7日社里进行了并秧密植。他们将本田里和周围约40亩即将成熟已发黄的谷子拔起来，再深挖30多厘米，加1层肥料，又盖上1层土，共施下250公斤发过酵的磷矿粉、100公斤过磷酸钙、97挑猪粪和25挑人粪，再把拔起来的谷子并栽在这块试验田里，由副乡长李明昌、社主任熊恒桃、生产队长熊继昌日夜看守管理。为了解决好放水通风等问题，组织社员在试验田里的周围每隔一米打下一根木桩，再用铁丝纵横拉起来。每天早晚，管理人员就拉动铁丝帮助谷子通风，谷子成熟又可以防止倒伏。当田边开了四五个水口，水还流不进田里的时候又用竹竿掀开谷杆，让水流进田里，两天两夜才把整块试验田泡满。
1958年9月2日上午7时开始收割，试验田里谷杆密密麻麻。简直无法分出株行距，上面铺着厚厚的谷穗，鸡蛋放在上面落不下去，小孩子可以在上面走来走去，大人也可以睡在上面。这块试验田由150多个社员，从9月2日上午7时开始收割，接连收了两天一夜加一个早上，到9月4日上午10点多钟才收割完毕。为了给外地群众参观，他们留下了0.023亩未收，只收割了1.067亩，共收得稻谷 21399.05公斤，折合亩产16746.21公斤。这块高产田经过5次丈量，收割时由云南省农业厅副厅长谢芳草、大理白族自治州妇联主任李琳娥和漾濞县县长常结根验收。在验收过程，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刘林元，大理地委第一书记欧根、第二书记王民等曾经到现场查看。惊人的奇迹就是以这样快的速度创造出来，使这颗中稻高产“卫星”放上了天。
“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高产”。全州各行各业争放“卫星”，洱源县用5-6天的时间办起了200多个工厂；全州3天集中30万劳动力大战钢铁铜，集中20万劳力大搞积肥；邓川东风公社放出了亩产稻谷5万公斤的全省最大“卫星”。祥云县为了“争上游，创奇迹，多快好省闹中耕，争放卫星”，县委决定：种1亩试验田要求达到1200万个穗头，亩产2万公斤争取达到2.5万-3万公斤。在城东管理区把孕穗的20多亩水稻搬到1亩多田里，结果稻穗沤烂、发臭，有种无收。在小麦生产丰产试验田里，每亩施肥2.5万公斤，播种上百斤，结果是只见麦苗绿，不见麦成熟。宾川县搞了亩产皮棉5000公斤的“大卫星”田。用并栽的方法在罗官营、龙泉管理区将几十亩的孕穗的秧苗移栽到一起，各搞了一亩5万公斤的“大卫星”田，22500公斤包谷“大卫星”田，25万公斤的红薯“大卫星”田。大理市放出了“五颗卫星”，产出了“六大王”，农业生产“大跃进”“卫星”成串，“卫星”一个比一个大。为了快速达到增产，盲目放高产“卫星”，人为进行密植（并秧），弄虚作假把正在孕穗的水稻连根拔起，集中移植到试验田里，其结果这些高产“卫星”田颗粒无收。高产“卫星”放了，还涉及到高产后公余粮上缴问题，这个县高产上千斤，那个县高产上万斤。高产的数字在那摆着，公余粮任务数亦跟着“卫星”往上提高，高指标下的高征购，公余粮卖多了扛了红旗。可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的粮食，群众就没有口粮。放了高产“卫星”，“扛了红旗群众饿了肚皮”。接着爆发饿死人的“金华事件”，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