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8-27 05:17:58作者：
看了几个同学的帖子，心里不是很好受，特别是帖中提到了一些极品老师的极品语录，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无力评价这样宏大的命题。但这个帖子给我的冲击可能是最大的——“不仅是SB老师多，而且是不负责任的老师多，大部分老师都是混饭吃的，按照楼主的理论，我们是不是学了四年的大学以后，连一个正常的人也做不了”。帖子的内容是我从进高校到现在一年多以来最明显感觉到的，但也一直在痛苦的回避的一个问题。我本来是想开一个参与新闻系学生实习的博客，现在却发现变成了一个思想碰撞的论坛，而且还是重磅思想。就像一个本来想做点小菜调剂一下生活的居家小男人，当面对猪肉涨价这样的原则问题时，只有放弃惬意的遐想，放声痛骂一样。）
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一个合理的社会体制应该是把适合的人放到适合的地方，而只有社会结构严重扭曲，才会发生张冠李戴的现象。就像你走进精神病院，看见一个模仿芙蓉姐姐摆poss的人。你一定不会感到奇怪，但你走进一家政府机构，却看到了一群芙蓉姐姐在摆 poss，一个正常的人这时候就应该感到奇怪，因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标准告诉你这一切很不正常。但令人恐怖的是，现在很多貌似或神似芙蓉姐姐的人被派到了他们不该去的地方，，以至于你走到哪里都能遇到芙蓉家族的人，这就是体制出了问题。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高校也不例外。
在十年甚至更早前，基本上是没有大学毕业生愿意留校教书的，那时候留校的大多是来自于农村的同学。因为这是留在城市成本最低的方法，可谓上上之选。他们有几个统一的基本特点：学生干部而且成绩都不是很好，对于领导无限忠诚，大三之后，除了官话，就基本上不会说人话了。这类人留校后大多掌握学校党务和行政大权。可想而知，这类人除了迎合上峰，是不可能有什么办学理念和行政能力的。
如果说就行政部门无能或无聊也就罢了，授课老师强也能让人有置身“象牙塔”的感受。可惜这也是空中楼阁。我们国家的高校知识份子也就集中在五、六十年代的那一批人还有一点知识份子的气节、治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高校进入了扩张期或者说教育大跃进的开始，其中一个需求就是所谓高素质人才。但何谓“高素质”，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一种科学的人才识别方式，于是简单地把学历和人才划上了等号。到今天高校都还有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硕博比例。既然有需求就会有机会，那时候进入高校当教师的硕士和博士也基本具有如下鲜明的特征：来自农村，大多数是农村中学老师，为了改变命运，拼命考研、考博。其目的就是为了留在城市。其实农村同学想留在城市，这根本无可厚非，但这些人如愿以偿后，就带着一种对自己的极高肯定，就像《围城》里的高松年一样，恨不得化一个自己出来拍着自己的肩说： “老高，真有你的”。人一旦进入了这样的境界，那就有趣得危险了。这类人在今天的高校往往已经成为了科研骨干或学术带头人，由于当初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那段“屈辱史”使得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对现实生活往往保持了一种居高临下的距离，所以他们的科研往往也是没有任何现实价值的，科研更多的是体现自己的霸气或愚蠢的尊严，科学精神荡然无存
。
从1999年开始，高校开始扩招，当时的合理解释是，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教育的时期。这种像梦想一样的现实评价，的确很中国。其实这就是当时为了减轻挤兑金融风险，拉动内需，摆脱经济滞胀怪圈不得以采用的应急之术罢了。阳光明媚不一定意味着春天，也可能有紫外线晒伤的可能。由于大量利益向高校倾斜，高校开始了大兴土木的建设，就像一个暴发户到韩国一趟的后果一样，居然帅起来了，也有了一种买两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的豪气了。直观的效果是高校建设得越来越像90年代沿海的乡镇，而潜在的危险则体现在：高校的权力中心化，因为这时候的权力已经可以转化成等值的利益了；教师的犬儒化，发达地区的老师热衷于拿着名片骗项目，落后地区的老师忙碌于到处抢课上，某校的某一个年轻老师刚留校两年就上了七门不同的课。有一个老师的豪言壮语更是闻之胆寒“只要有教材，造原子弹都敢教”。很多老师已经学会了正常情况下永远都不会的“量化思维”，就像某老师劝别人上课别烦的经典语录“你不要烦，你不要想到下面是一群不爱听讲的学生，你把他们看成是一张张活生生的人民币就愉快多了”。老师们谁也不会得罪谁，连正常的学术判断都消失了，人际关系彻底“乡愿”化。当老师已经丧失了做老师的价值体系，结果可想而知；科研“豆腐渣”化，现在高校的科研已经到了“法无定法”的禅宗境界了，因为一个科研项目就意味着极大的利益-----不仅有经济效益（科研经费），还有职称乃至于仕途的预期收益，老师都抢着做科研项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十年代，中国有一部电影嘲笑知识份子只会做“马尾巴的功能”这样无用的研究，现在我们高校已经在大张旗鼓的研究“马尾巴的功能”了。在研项目中，大多数毫无价值，老师们还志高气昂的说填补某某空白，就像非要在一件新衣服上打补丁一样。而高校科研项目如同现实工程发包，也是按照权力树状图分布的，基本上所有的校领导都有大型科研，且不说他们的科研水平，就说他们的时间分布也不可能。因为他们大量的时间都在开会和斗争，怎么会有充裕的时间和冷静的情绪做科研。
从1999年开始，高校开始扩招，当时的合理解释是，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教育的时期。这种像梦想一样的现实评价，的确很中国。其实这就是当时为了减轻挤兑金融风险，拉动内需，摆脱经济滞胀怪圈不得以采用的应急之术罢了。阳光明媚不一定意味着春天，也可能有紫外线晒伤的可能。由于大量利益向高校倾斜，高校开始了大兴土木的建设，就像一个暴发户到韩国一趟的后果一样，居然帅起来了，也有了一种买两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的豪气了。直观的效果是高校建设得越来越像90年代沿海的乡镇，而潜在的危险则体现在：高校的权力中心化，因为这时候的权力已经可以转化成等值的利益了；教师的犬儒化，发达地区的老师热衷于拿着名片骗项目，落后地区的老师忙碌于到处抢课上，某校的某一个年轻老师刚留校两年就上了七门不同的课。有一个老师的豪言壮语更是闻之胆寒“只要有教材，造原子弹都敢教”。很多老师已经学会了正常情况下永远都不会的“量化思维”，就像某老师劝别人上课别烦的经典语录“你不要烦，你不要想到下面是一群不爱听讲的学生，你把他们看成是一张张活生生的人民币就愉快多了”。老师们谁也不会得罪谁，连正常的学术判断都消失了，人际关系彻底“乡愿”化。当老师已经丧失了做老师的价值体系，结果可想而知；科研“豆腐渣”化，现在高校的科研已经到了“法无定法”的禅宗境界了，因为一个科研项目就意味着极大的利益-----不仅有经济效益（科研经费），还有职称乃至于仕途的预期收益，老师都抢着做科研项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十年代，中国有一部电影嘲笑知识份子只会做“马尾巴的功能”这样无用的研究，现在我们高校已经在大张旗鼓的研究“马尾巴的功能”了。在研项目中，大多数毫无价值，老师们还志高气昂的说填补某某空白，就像非要在一件新衣服上打补丁一样。而高校科研项目如同现实工程发包，也是按照权力树状图分布的，基本上所有的校领导都有大型科研，且不说他们的科研水平，就说他们的时间分布也不可能。因为他们大量的时间都在开会和斗争，怎么会有充裕的时间和冷静的情绪做科研。
而现在高校已经成为“海归”的回国首选，这就更有趣了。应该说“海归”中的一部分还是优秀的，但大多数都是在国外无力生存或生存困难的人。于是大量“克莱敦”大学的毕业生回来成为了我们高校的座上名师。
就是在这样鱼龙混杂的教师构成中高校呈现出典型的芙蓉家族化，特征就是自我欣赏，自我娱乐。大多数老师固步自封，自我陶醉，对待学生的方式无外两种：一是调弄，二是漠视。采用哪种方法视个性或心情而定，由于没有科学的精神和标准，高校已经丧失了和外界联动的能力。很多老师在和外界接触时，往往都表现出一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纯洁来，其实这不是情绪排斥，就是心里发虚，能力不及。而一当他们和外界不得不接触时就笑话百出。就像北京某高校一位老师为达能和娃哈哈纠纷所献的高论一样，可以每边都持50%的股份，被娃哈哈老总宗庆后轻蔑一笑答曰：“不可能”。这位教经济的“泰山北斗”居然连股份经营肯定需要控股方的原则都忘了。这类的笑话层出不穷，不胜枚举。想来以后应该可以成为编写《新儒林外史》的极佳素材。所以可想而知这样的老师能教学生什么真的知识，学生也愚蠢的认为“在学校我们只能学到理论”。其实那是理论吗？错，你们学到的只是名词，只是口号，没有理论。很简单，没有一种理论和现实隔得这么远，以至于无法沟通。
总之，本人对今天的高校深表失望，同时深信不疑，如果高校再不从科学和实际的角度出发大力整改，是不可能培养出人才的。请同学们记住这样一句话（这是97届一位高校毕业生的自我鉴定）：“我深知在高校自我教育和自我学习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