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中央党校举行的高级官员会议上，胡锦涛发表了为十七大定调的“6.25讲话”，《人民日报》连发八篇评论员文章加以全面阐发，意在消除杂音、统一思想，开一个平稳而风光的十七大。然而，胡锦涛的余音还在袅袅，《人民日报》的阐发还未发酵，中共党内的民主派和毛派就先后登场，胡温中央遭到左右夹攻。
因为，今日中国早已告别了党魁一言堂的时代，无论是党外还是党内，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必然带来多元的声音，即便中共极尽打压、封锁、灌输、诱导之能事，也无法把全民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党魁的讲话上。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多元化在中共内部的日益醒目，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的政治风景之一。特别是那些已经离退休的党内民主派和毛派，二者的政治观点都不同于现任当权者，不时地发出批评性的声音。
与此同时，现任官员的价值观也不再是铁板一块，大多数官员奉行私下一套而表面另一套的犬儒策略。即便是官员们的公开发言，也不再是千人一腔了，有些官员甚至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比如，谈到中国的司法改革，最高法院院长肖杨的言论显然比公安部长周永康开明得多；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喜欢谈“协商民主”， 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喜欢谈“和平崛起”，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一直是宪政民主的提倡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一直坚持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提出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共军中将刘亚洲经常在网上发表出格的异见，前卫生部副部长公开抨击中国的医疗改革，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公开说出“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名言……等等。
民主派要求进行党政分开的政治改革
《炎黄春秋》2007年7月号发表了山西省委党校教授吴敏先生的文章《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该文以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关于政治改革的几篇讲话为尚方宝剑，重提1987年赵紫阳主持的中共十三大留下的政治改革遗产。作者说，早在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就设计了一幅科学、严谨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然而，由于受到中国六四和苏东剧变等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六四后的中共政权便将邓小平的政改蓝图和时间部署暂时搁置起来了。现在，着手完成邓小平的未了之愿，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是新一代中共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也是对邓小平在天之灵的最好慰籍。
文章虽然列举了邓小平政改蓝图的九个方面，但其核心却是赵紫阳在在十三大过后已经着手进行的党政分开，也就是从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独裁体制入手，改变权力集中在党委、党委权力集中在书记的一言堂体制。这样，就必须把党政分开放在政改的第一位，逐步改变“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现行政治制度。
文章警告说，政治改革是一场矛头直指传统政治体制“总病根”的攻坚战，而长期搁置邓小平的政治改革蓝图，一直不对传统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发起进攻，致使其危害愈演愈烈，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文中最为意味的内容是对1987年中共十三大后赵紫阳进行的政治改革的高度肯定，似乎是有意配合田纪云对赵紫阳的称赞。比如，文章列举了十三大后党政分开改革的方方面面：1，转变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划清党权和政权各自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2，在实行党政分开的改革中，明确中央、地方和基层所应采取的不同方式，先从中央和地方做起，之后扩展到基层；3，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撤销各级党委中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撤销党委机关中与政府机构重迭对口的部门，撤销政府各部委的党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企事业单位党组织逐步改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
作者关于政治改革的设想极为清楚：打邓小平的政改旗号是虚，回归紫阳政改之路为实。也就是说，今日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继承八十年代的优良遗产，从20年前赵紫阳启动的党政分开做起。
中共毛派对邓小平式改革和三个代表的激烈抨击
7月12日，在“毛泽东旗帜网”上，发布了中共毛派马宾等十七名离休部级官员《关于对山西黑砖窑等问题的认识和关于十七大的建议》。他们痛陈跛足改革造成的种种弊端，激烈批判邓小平式改革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甚至声言已经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邪路：“现在中国进行的改革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的改革，是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如果十七大还是这样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走下去，叶利欣式的人物就一定会出现，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马上就会到来。”。为此，毛派建议胡温中央：
首先，在党章中恢复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纠正关于“两个先锋队”的错误提法和允许资本家入党的错误规定，彻底废止“资本家入党”的政策，用开除或劝退的方式将已经入党的资本家清除出党；
其次，要求中央领导高举马、列、毛的伟大旗帜，在十七大之召开之前掀起一个学习马列毛理论的热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展对民主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开展全党的大鸣大放，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秋后算账，不'双规'，不坐牢，不软禁监视使人失去自由，不暗害，不杀头，不牵连亲属、朋友。使大家敢讲真话，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贡献宝贵的意见。”
最后，在十七大的人事安排上，建议结合七中全会和十七大进行的情况，尽量对候选人的安排预案进行必要的调整，像党的七大那样，经过几上几下，最后按党章的规定差额选举来决定。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由十七大全体代表或中央委员会差额直接选举。
关于中国未来改革的路径选择，左右两派的观点针锋相对、形同水火，正好与知识界的自由派和新左派之争相对应。如果说，民主派对政改的公开呼吁，是以邓小平八十年代的讲话为尚方宝剑，直指党权至上的独裁制度的话，那么，毛派对邓小平式改革的激烈抨击，则是以毛泽东亡灵和中共意识形态正统为保护伞，要求回归正统意识形态和毛泽东体制。但出人意料的是，二者都要求扩大党内民主，毛派甚至建议总书记和中央常委应该十七大全体党代表差额直选产生。
毛派要求党魁的差额选举，的确是件新鲜事，在近年来毛派的多封万言书中还是第一次提出。而在以往的岁月里，只有党内民主派的政改建言才多次提出更高层次的差额选举。有人说，毛派的这种举动，显然是受到越南共产党进行政治改革的影响，是毛派的进步。但在我看来，毛派在这封公开信中出此“新意”，并非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民主，而是为了与民主派争夺“民主旗帜”或“话语权”。所以，为了抢旗，毛派才能自相矛盾，全然不顾整个建议书的陈腐立场，不顾充满了斗争哲学和仇恨语言的文革遗风，不顾坚持一党独裁与扩大民主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炎黄春秋》上的赵紫阳照片
在《炎黄春秋》2007年7月号上，除了发表了吴敏先生的《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及其实践》之外，还发表了另一篇更受瞩目的文章——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先生的《国务院大院的记忆》，公开赞扬长期被封杀的前总书记赵紫阳，还配发了赵紫阳的一张照片。
田纪云回忆了八十年代国务院机关的工作作风，文中指出，在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任人唯贤，五湖四海”，“艰苦朴素”，“一丝不苟”。他特别强调：“赵紫阳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他严格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购置贵重高档用品，一切从俭，不浪费国家一分钱。”“领导外出，轻车简从，与陪同人员同坐一辆面包车，谈笑风生，边走边谈。经常途中停车，到群众家里、到工地现场、到车间班组看望群众，了解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所到各地，不清道，不戒严，不搞花架子，不搞假现场，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
虽然，田文对赵紫阳的赞扬，仅限于国务院的工作作风方面，也符合胡温政权的亲民路线和加大反腐力度的“政治正确”，并未涉及赵紫阳主政时期的政治改革、赵紫阳在八九运动时期的作为和六四后被软禁至死问题。然而，“赵紫阳”三字本身就是中共的忌讳。因为，赵紫阳的名字紧连着六四，他是因反对太上皇邓小平的屠杀决策而下台，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所表现出的政治良知，是中共建政以来最高决策层中的最大异数，也是必将载入中国自由史册的标志性人物。所以，自六四以来，赵紫阳被中共官权视为“叛徒”，他的名字变成敏感的禁区，已经在大陆媒体上消失多年。即便赵紫阳的亡灵，也让中共现政权极为惶恐：前总书记在软禁中去世，官方没有举行正规仪式悼念不说，即便民间的自发悼念和追思也要受到官权的压制。
所以，《炎黄春秋》敢于突破敏感的禁忌，公开发文称赞赵紫阳并配有照片，在大陆媒体上尚属首次。更何况，该文还是前副总理公开赞扬被软禁到死的前总书记，让外界产生善意的联想或期待，并不让人奇怪。
但是，联想和期待并不等于现实。在我看来，如果把此文解读为启动政改或解决六四问题的征兆，那么外界的善意期待必然很快落空。以胡温上台以来的作为而言，赵紫阳的名字和照片在大陆杂志上的首次出现，并不意味着中国政治气候的转暖或十七大将启动政改。正如2005年11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也曾让海外舆论热炒了一阵，但至今见不到任何政治改革的征兆。所以，这样的政治开明秀，不过是胡温政权的花拳绣腿，其最大的意义，是胡温政权对胡耀邦的良好声誉的机会主义利用，以此来笼络党心民意和塑造开明的国际形象，而与启动政治改革或解决六四问题完全无关。
我要强调的是，外界很少注意到，《炎黄春秋》公开发表田纪云赞扬赵紫阳的文章，与胡温政权召开纪念胡耀邦座谈会完全不同，决不能从官权的角度来解读，而只能从民间自发拓展言论空间的角度来解读。《炎黄春秋》的文章绝非高层授意的行为，而是这本民间声誉卓著的开明杂志的自发努力，是田纪云的良知和杂志的勇敢一拍即合的产物，是民间争取言论自由对中共言禁的又一次巧妙突围。而境外媒体之所以更多地从官权的角度提出问题，就在于它们在观察中国问题的时候，养成的眼睛向上的习惯性思维。
如果从民间的角度解读《炎黄春秋》所为，那就不会感到奇怪或惊喜。因为事实上，自新世纪以来，《炎黄春秋》就不断地通过自发努力来测试中共言论管制的界限，不断地发表离退休党内开明派的言论。特别是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该杂志总是扮演突破言论禁区的先锋角色，发表过许多突破禁区、针砭时政和呼唤政改的好文章。就在今年《炎黄春秋》的2月号上，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先生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借助于胡锦涛和温家宝关于“民主”的说辞，提出并论证了“只有民主能够救中国”的命题。此文一经发表，不仅引发海外舆论对中国政治改革的普遍关注，而且引发了国内关于中国未来政治模式选择的大讨论。
但是，在我阅读《炎黄春秋》的记忆中，谢韬先生的文章并非该杂志最为大胆的突破，最为大胆的突破是在中共十六大召开后不久。在《炎黄春秋》2003年1月号上，发表了李锐先生《政改建议书》，其核心内容是敦促新上台的胡温政权启动政治改革。众所周知，无论是在职还是离职，李锐一向以直率敢言著称且历经磨难，在延安整风、1959年反右倾、文革和六四等政治运动中，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在延安就曾被逮捕审查，还在被囚于秦城大牢7年。他在离开官位后，一直致力于对毛泽东时代的清理和批判，特别是在六四后的十八年中，面对政治紧缩的恐怖，他仍然直言敢言，与李慎之等老人结成坚定的老年自由派，敦促中共平反六四和尽快启动政治民主化。
《炎黄春秋》之所以敢于并善于打擦边球，一是因为有一批老资格的党内民主派坐镇，中宣部不敢轻易封掉，因为查封《炎黄春秋》的政治成本太高，弄不好就会象今年年初的禁书事件一样，让胡温中央既难堪又无奈。二是今日中国毕竟不是毛泽东时代了，无论是党外还是党内，价值多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非黑即白的言论管制早已无法维系，言论的灰色地带不断扩张，让开明媒体、党内民主派和自由知识分子能够在打擦边球的游戏中生存下来，也让中共言论管制效力不能不逐渐弱化。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和快速普及，为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越来越多的勇敢者通过网络进行自由言说，言论监狱的“漏洞百出”已经无法修复。
权利意识觉醒的大陆民间已经意识到，与其等待官方自上而下的恩赐，远不如致力于民间自下而上的争取，自己争来的自由就将永远属于自己。正是在民间的自发努力下，通过开明媒体的一次次突破言禁的尝试，通过民间对打压异见的一次次反抗，官方的言禁边界才一点点退却，民间的言论空间才一寸寸扩张。
在今日的国际大势和国内民心的情况下，推动中国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实乃推动中国社会稳定转型的首要目标，党禁可以缓开，但开放言禁却刻不容缓，言禁一开，自由中国必定降临！
2007年7月18日于北京家中（《争鸣》2007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