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留下 推动民主选举
1989年中国大陆大学生发起的争民主自由运动，惨遭中共当局的武力镇压，当年参与抗争的人士或为理想而失去宝贵生命，或锒铛入狱、饱受失去自由的痛苦，或流亡海外、备尝离乡背井的艰辛。但「六四」精神永存世人心中，大多数的民运人士不改初衷，继续推动中国大陆迈向民主法治。
拥有「中国民运三朝元老」称号的大陆资深民运人士陈子明，被北京当局扣上「八九民运幕后黑手」的帽子，判处13年有期徒刑，直到去年10月初，才回复完整的公民身份。
陈子明表示，他准备继续过去的事业，包括推动民主选举和成立民间智库，以发展中国大陆的公民社会，推进中国大陆的民主法治：『在80年代初，我们就发起了北京市各大学的人民代表竞选运动，通过选举的方式，把拥护民主的人选上去，参加到人民代表权力的机构中去，当然，这个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像台湾民主运动所揭示的那样，那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其他当然还有很多种种的方式，譬如说，我们在80年代，还搞一个民办的智库(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也很有规模，(而)到现在，也还没有类似于我们当时这样规模的一个民间智库出现，那么，我们当然还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智库再办起来。』
◎ 流亡海外 借镜他山之石
相对于陈子明留在中国大陆，尝试从体制内推动改革，流亡海外的大陆民运人士则是透过亲身感受，汲取外国民主转型的珍贵经验。许多民运人士，例如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张伦以及资深民运人士王军涛等人，到了海外，都继续读书深造，为日后回到中国大陆推动民主化进程预作准备，而他们也都已经学有所成。
王军涛和陈子明过去是并肩合作的夥伴，「六四」之后，也有相同的境遇；但是，王军涛在1994年被送往美国，开始流亡生涯。王军涛认为，在中共严密监控下，民运人士在国内并没有太多的着力点，在海外却能够实地学习及全面思考问题。王军涛说：『在海外，我们有一个优势就是，能够看到别的国家的经验教训，这样在将来中国的转型机会再到来的时候，中国人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因为，我们不仅仅有我们自己的切身的、迫切的要求，进行民主转型，而且，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二、三百年来这种民主政治转型的经验和教训。』
◎ 传达大陆民运人士心声 敦促国际关注中国问题
多年来，海外民运人士一方面充实自己，一方面关注中国大陆情势发展，从事和民主运动有关的活动。王丹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王丹表示，民运人士在海外扮演了重要的桥梁角色：『今天在西方的眼光里，大家看到的普遍的仅仅是经济发展这个层面，其实，这个层面，我们认为，完全不能代表中国的真实面貌，那么，如何把中国政治上的，退一步，包括对人权的迫害以及中国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公的问题，向世界展现，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我觉得，这是首先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第二点，国内的民主运动是真正的主战场，我们在海外如何能够为他们提供帮助、为他们提供辅助，或者说帮助他们，把他们的声音传到国际社会，这是我们第二个能做的工作。第三点就是，未来的中国变化，其实也是需要很多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今天我们生活在西方社会，可以近身的接触很多老牌民主国家的经验，那么，利用这个机会去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去做一些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 主动维护合法权益 维权属广义民运
八九民运之后，中国大陆不曾出现有组织、具规模的民主运动，但是近年来，大陆民间兴起维权运动，不论件数和规模都迅速升高。维权运动从维护个人合法权益出发，民主运动以政治诉求为主；两者表面上看似不同，实质上却都反映了中国大陆民众的公民意识正在提升。
王丹认为，维权运动本身就是民主运动：『其实今天在大陆积极从事维权运动的人士，我想，基本上也都是原来参与过民主运动的人士，从人员上、从诉求上讲，基本上是重合在一起的，只是说，今天的维权运动表现得可能更沉稳、更成熟一些，而不是说，像过去民主运动那样，仅仅提出一些像三权分立等等这些比较高的理论诉求而已，实际上，我觉得二者是一个。』
陈子明也有相同看法，他认为，维权运动属于广义民主运动的一部分。陈子明说：『维权并不直接指向政权的更替，或者指向政治制度的改变，它还是维护个人的、或者小团体的、或者某个阶层的具体的权益；但是，这种以自己个人和小团体的方式来争取权益，而不是等待共产党去赐予的方式，本身就是对共产党体制的一种动摇，所以，这也是一个广义的民主运动。』
◎ 民运与维权殊途同归
正在大陆民间如火如荼进行的维权运动，主要是循法律途径来争取或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民主运动则是走革命路线，从体制外推动政治改革，两者方法虽然不同，目标都是促进中国大陆成为民主法治社会。有人认为，维权和民运其实是殊途同归的，两者可以相辅相成。
王军涛表示，中国正在转型，中国共产党希望妥善治理国家，却又顾虑自身的政治利益，未能放手根本解决弊端；原本打算从体制内来解决问题的维权律师，终将意识到，现行体制无法解决当前的一些问题，唯有进行政治改革，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王军涛说：『我觉得，所谓的殊途同归，就是他们最后会意识到，他们得要接受反对运动的政治诉求，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也就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的诉求都会被接受，因为，反对运动中也有主张用和平理性的方式改变现行体制，也有人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我想，很多维权律师不会接受后一种的方式，但是，会跟前一种的反对运动，跟这种和平理性的要求结合起来。』
◎ 维权增进信心 民主前景可期
从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9年西单民主墙运动、八九民运到现在的维权运动，中国大陆公民社会出现明显进展，中国的民主化前景似乎值得期待。
王丹表示，社会力量如果超越国家力量，民主化的实践就指日可待，他觉得，今天的中国大陆，社会力量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国家力量的增长，而维权运动是最主要的信心来源。王丹说：『维权运动代表著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雏型，它的基本特点就是，它不仅仅是去追求一些理论上的诉求或者说一些启蒙性的东西，它是把对民主的理念和老百姓的具体权益结合在一起，它从过去的理论启蒙，发展到今天的利益伸张，这个代表著中国公民社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知道，如何利用当局的一些法律空隙，能为自己的权益扩张出更大的空间，这个方向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可以预见到中国公民自身的成长会越来越成熟和强大，那么，这个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王军涛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民主前景。他表示，如果以经典的民主革命观点来看，中国的民主空间不是很大；但如果根据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中国存在相当大的民主空间。王军涛表示：『当中国的各种利益集团发现，他们谁也吃不掉谁，需要引进一些新的规则来规范他们争权夺利过程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民主、法治等等这些都是不可少；这就是说，在现在的统治集团和菁英中间，他们虽然一方面在旧的体制中发了一些政治财和商业财，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新的制度的规范，他们的安全也会受到很大威胁；其实民主化和其他的政体规则一样，它也是个争权夺利的规则，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民主化在现在中国大陆有一个越来越大的利益基础，不光有它的理念基础了，所以，这个空间还是挺大的。』
◎ 台港经验 值得师法
成熟稳健的公民社会，是国家发展民主法治的基石，而公民社会的发展，主要仰赖内在力量的推进，如能再师法其他国家，必定可以事半功倍。
有鉴于此，王丹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台湾和香港，能够和中国大陆分享经验：『在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下，其实，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还需来自国际社会，来自其他华人的地区，包括像台湾、香港这样的地区的大力的帮助，因为，毕竟公民社会的发展在中国是个比较新的现象，而在其他的国家、尤其像在台湾这样的地方，是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那么，如何把这些经验传达给中国内部的公民社会，我觉得，这是国际社会和华人地区应该更积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经济繁荣发展的支撑下，中国正在国际间快速崛起，为了安抚一些国家的疑虑，北京方面强调和平崛起；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中国领导人如果能够顺应民意，推行政治改革，施行法治，促使中国大陆社会正常发展，「中国威胁论」自然会消弭于无形。(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中央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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