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6-07 02:43:03作者：天安门母亲
"共产党把我们当敌人"
十八年来，"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承受着巨大的伤痛，无处说话，无处伸冤，但他们坚持了不屈的抗争。从而，他们成了中共当权者的打压对象和眼中钉。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被列入这个打压名单的，不仅是丁子霖一人，也不仅是张先玲、周淑庄、李雪文、徐珏、尹敏等群体的主要人员，其中还包括北京的赵廷杰、张树森、张振霞、金贞玉、杜东旭、尤维洁、黄金平、张艳秋、郭丽英......以及外地的吴定富、孙承康、周治刚、潘木治、刘仁安等一大批。有些难友生前受尽警察的野蛮暴行，现已先后离世，其中有吴学汉、苏冰娴、邝涤清等等。粗略算起来，这十八年来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难友不下七、八十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历次公开信的联署者。各地公安和安全系统经常采用上门恐吓、出门跟踪、电话监控以及软禁、传讯乃至刑事拘留等等手段，无端地限制、剥夺"六四"难属的人身自由。有些边远省市，还沿用了毛泽东时代对待地、富、反、坏、右等"管制分子"的规定，即出门要批准，回家要报告，平时不许乱说乱动。这说明中共当局面对"六四"的恐惧和虚弱，他们惧怕难友们联合起来，惧怕他们向外界发出声音。另一方面也说明，"六四"难属这十八年的抗争，使中共的掌权者感到了威胁，成了中共权势者的心腹之患。
"六四"遗孀付媛媛回忆了这些年来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她说：我丈夫邝家三代人中，不是被"镇压"，就是被枪杀，中间一代没完没了地挨整，总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但也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89年邝敏遇难，我公公咽不下这口气，豁出去参加了难属群体的签名上书活动，从此不断遭到警察的监视和盘问。我公公前年含冤离开人世，派出所的民警很久都不知道。有次民警问居委会："邝涤清最近没有事吧！"（指有没有给政府找麻烦）居委会的干部回答说："早死了。"这位民警的第一反应竟是："这下我们可省事了！"付媛媛说：我不恨那些民警，他们也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们是奉命行事，但说出这样的话实在太伤人了，当我们什么了？！把人家打死了还不让人说话。
付的公公叫邝涤清，遇难的丈夫叫邝敏，邝敏遇难时，刚结婚不久，没有孩子。此后邝老先生就与儿媳一起艰难度日，儿媳悉心照顾这位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没有再嫁，近年来，她皈依了佛门。
在这次座谈中，难友袁淑敏也谈到了公安警察对她家的骚扰。她说：多少年来，每到"六四"，他们就找我，民警换了一个又一个，换一个，找我；换一个，还找我。有次把我叫到居委会，一看派出所来了四五个人。他们审问我说：你们的组织谁是负责人？谁是"头"？ 我回答他们：我们没有"头"，你是问我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那我告诉你：我们没有组织，我们都是自个儿走到一块的。警察又问我，那么你们是怎么碰到一块去的？我说，人走了都得放在八宝山，我们的问题没有解决，不都要去八宝山扫墓吗？碰到别的家属，大家就不能叨唠叨唠心里的话，一叨唠，大家不就都认识了吗！警察还问我：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说你指什么呀，我告诉你，有男有女，你问这干什么，什么意思。警察还盘问我谁动员签名的？我回答他：谁叫我签我都签，你叫我签我也签，只要能解决"六四"问题。
难友们这么多年与警察的交道打得多了，也渐渐就学会了怎么应付。徐珏女士为我们难属群体作了很多事情，是群体中的一个主要成员。她在发言中说：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有理有节，有勇有谋，也很团结，很民主，所以我们能够坚持这么长久的抗争，得到全世界的支持。我们现在并不孤单，包括单位的同事也都对我很同情、很尊重，有时便衣警察跟到我单位，我的同事都不回避。但是，政府却对我们非常冷漠。我不知他们害怕什么，常常把我们限制在家里。那年赵紫阳先生去世，要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我好不容易拿到了一张票，后来公安的人发现了我是难属，就来了七八条大汉，不许我出门参加赵紫阳的遗体告别。我说为什么不让我去，人死了去送一送都犯法？还讲不讲一点人性！后来我出去买菜，他们也不让，说帮我去买，我说你们买的我不爱吃。我偏要出去，他们就上来拉我，我说你们敢动我一下！他们强迫我坐他们的警车，我拒绝，我说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他们只得跟我去了菜市场，但回来的时候，还是强行把我塞到了他们的警车里。你说，这叫什么？老百姓都骂他们。我的邻居劝慰我，给我送菜送饺子。他们怕我想不开，出意外，我说我死了儿子，丈夫又气死了，我不会去死了，死了他们高兴。
由于难友周淑庄已经半瘫痪，无法出席这次座谈会，丁子霖向在座的难友介绍了周淑庄近年来的情况。周在"六四"十周年的时候因频繁地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精神过度紧张，不幸突发脑溢血，从此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靠轮椅行动。但就是这样，警察还不放过她。每逢清明、"六四"，都对她严密监控，不许出门。不止一次，警察都把她堵在家里，经过来来回回反复交涉，才允许连人带轮椅把她抬到警车上，一路警戒开到目的地--西郊万安公墓。这里长眠着七、八位"六四"死难者。对于一个基本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用得着这样惧怕吗？据说，是为阻止外国记者的采访和报道。其实，难属们无非是向死去的亲人献上一束鲜花，洒上一杯浊酒，表达一下追思与缅怀而已，并不想借此制造什么轰动的新闻效应。
中共当权者至今不肯放弃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也不肯消除头脑里的敌对意识。在他们眼里，天安门母亲群体正是一个与其政权敌对的体。他们不敢公开取缔，就实行严密的监控，剥夺其行动自由。
天安门母亲作为一个特殊的受难者群体，她们十多年来所进行的抗争，说到底也是一种维权斗争。这次在座的很多难友，都谈到了自己这些年来与警方有理有节地进行抗争与周旋的故事。她们坚持一条底线，那就是不容辱没自己死去的亲人，不拿自己的人格尊严作交易。他们都主张，在上述前提下，尽可能避免与警方的冲突，尽可能争取警员的同情。因为作为那场大屠杀的受害人，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去做呢。
十八年来，"六四"受难者和受难亲属承受着巨大的伤痛，无处说话，无处伸冤，但他们坚持了不屈的抗争。从而，他们成了中共当权者的打压对象和眼中钉。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被列入这个打压名单的，不仅是丁子霖一人，也不仅是张先玲、周淑庄、李雪文、徐珏、尹敏等群体的主要人员，其中还包括北京的赵廷杰、张树森、张振霞、金贞玉、杜东旭、尤维洁、黄金平、张艳秋、郭丽英......以及外地的吴定富、孙承康、周治刚、潘木治、刘仁安等一大批。有些难友生前受尽警察的野蛮暴行，现已先后离世，其中有吴学汉、苏冰娴、邝涤清等等。粗略算起来，这十八年来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难友不下七、八十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历次公开信的联署者。各地公安和安全系统经常采用上门恐吓、出门跟踪、电话监控以及软禁、传讯乃至刑事拘留等等手段，无端地限制、剥夺"六四"难属的人身自由。有些边远省市，还沿用了毛泽东时代对待地、富、反、坏、右等"管制分子"的规定，即出门要批准，回家要报告，平时不许乱说乱动。这说明中共当局面对"六四"的恐惧和虚弱，他们惧怕难友们联合起来，惧怕他们向外界发出声音。另一方面也说明，"六四"难属这十八年的抗争，使中共的掌权者感到了威胁，成了中共权势者的心腹之患。
"六四"遗孀付媛媛回忆了这些年来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她说：我丈夫邝家三代人中，不是被"镇压"，就是被枪杀，中间一代没完没了地挨整，总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但也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89年邝敏遇难，我公公咽不下这口气，豁出去参加了难属群体的签名上书活动，从此不断遭到警察的监视和盘问。我公公前年含冤离开人世，派出所的民警很久都不知道。有次民警问居委会："邝涤清最近没有事吧！"（指有没有给政府找麻烦）居委会的干部回答说："早死了。"这位民警的第一反应竟是："这下我们可省事了！"付媛媛说：我不恨那些民警，他们也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们是奉命行事，但说出这样的话实在太伤人了，当我们什么了？！把人家打死了还不让人说话。
付的公公叫邝涤清，遇难的丈夫叫邝敏，邝敏遇难时，刚结婚不久，没有孩子。此后邝老先生就与儿媳一起艰难度日，儿媳悉心照顾这位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没有再嫁，近年来，她皈依了佛门。
在这次座谈中，难友袁淑敏也谈到了公安警察对她家的骚扰。她说：多少年来，每到"六四"，他们就找我，民警换了一个又一个，换一个，找我；换一个，还找我。有次把我叫到居委会，一看派出所来了四五个人。他们审问我说：你们的组织谁是负责人？谁是"头"？ 我回答他们：我们没有"头"，你是问我们是怎么组织起来的？那我告诉你：我们没有组织，我们都是自个儿走到一块的。警察又问我，那么你们是怎么碰到一块去的？我说，人走了都得放在八宝山，我们的问题没有解决，不都要去八宝山扫墓吗？碰到别的家属，大家就不能叨唠叨唠心里的话，一叨唠，大家不就都认识了吗！警察还问我：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说你指什么呀，我告诉你，有男有女，你问这干什么，什么意思。警察还盘问我谁动员签名的？我回答他：谁叫我签我都签，你叫我签我也签，只要能解决"六四"问题。
难友们这么多年与警察的交道打得多了，也渐渐就学会了怎么应付。徐珏女士为我们难属群体作了很多事情，是群体中的一个主要成员。她在发言中说：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有理有节，有勇有谋，也很团结，很民主，所以我们能够坚持这么长久的抗争，得到全世界的支持。我们现在并不孤单，包括单位的同事也都对我很同情、很尊重，有时便衣警察跟到我单位，我的同事都不回避。但是，政府却对我们非常冷漠。我不知他们害怕什么，常常把我们限制在家里。那年赵紫阳先生去世，要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我好不容易拿到了一张票，后来公安的人发现了我是难属，就来了七八条大汉，不许我出门参加赵紫阳的遗体告别。我说为什么不让我去，人死了去送一送都犯法？还讲不讲一点人性！后来我出去买菜，他们也不让，说帮我去买，我说你们买的我不爱吃。我偏要出去，他们就上来拉我，我说你们敢动我一下！他们强迫我坐他们的警车，我拒绝，我说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他们只得跟我去了菜市场，但回来的时候，还是强行把我塞到了他们的警车里。你说，这叫什么？老百姓都骂他们。我的邻居劝慰我，给我送菜送饺子。他们怕我想不开，出意外，我说我死了儿子，丈夫又气死了，我不会去死了，死了他们高兴。
由于难友周淑庄已经半瘫痪，无法出席这次座谈会，丁子霖向在座的难友介绍了周淑庄近年来的情况。周在"六四"十周年的时候因频繁地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精神过度紧张，不幸突发脑溢血，从此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靠轮椅行动。但就是这样，警察还不放过她。每逢清明、"六四"，都对她严密监控，不许出门。不止一次，警察都把她堵在家里，经过来来回回反复交涉，才允许连人带轮椅把她抬到警车上，一路警戒开到目的地--西郊万安公墓。这里长眠着七、八位"六四"死难者。对于一个基本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用得着这样惧怕吗？据说，是为阻止外国记者的采访和报道。其实，难属们无非是向死去的亲人献上一束鲜花，洒上一杯浊酒，表达一下追思与缅怀而已，并不想借此制造什么轰动的新闻效应。
中共当权者至今不肯放弃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也不肯消除头脑里的敌对意识。在他们眼里，天安门母亲群体正是一个与其政权敌对的体。他们不敢公开取缔，就实行严密的监控，剥夺其行动自由。
天安门母亲作为一个特殊的受难者群体，她们十多年来所进行的抗争，说到底也是一种维权斗争。这次在座的很多难友，都谈到了自己这些年来与警方有理有节地进行抗争与周旋的故事。她们坚持一条底线，那就是不容辱没自己死去的亲人，不拿自己的人格尊严作交易。他们都主张，在上述前提下，尽可能避免与警方的冲突，尽可能争取警员的同情。因为作为那场大屠杀的受害人，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去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