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5-28 07:43:17作者：余志坚
一、在北京东城分局和“K字楼”
18 年前，“五.二三”蛋击毛像事件之后，喻东岳、鲁德成和我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看守所旁边的收容所内。三人是分开关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关在几号监牢了，只记得是和一个北京小贼关在一起。从5月24号到6月3号，我只被提过一次审，日子过的很清闲，号子里就我们两人，什么事也不用做，就是吃饭、睡觉，看看报纸，偶尔聊聊天。我虽然很关心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焦虑时局的演变，但由于与世隔绝，除了能读到一份《北京日报》外，什么信息也得不到。
记得读到6月1日的《北京日报》说：“天安门广场上的十万外地大学生已经撤离了北京”的报道时，我还估计整个学潮和运动也就这样和平的慢慢的收场了。我对自己说：“也好吧，没办法，能怎么样呢！”那时候，我对局势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如果学潮和运动成功，我们的事情肯定会大事化小，而如果学潮和运动失败，则当局很可能会拿我们三人开刀。
6月3日晚上11点，我还没有睡觉，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噼里啪啦”，持续不断，直到天明。我当时感到极度的震惊，尤如五雷轰顶，心里头翻江倒海，彻夜未眠。
伴随着外面“噼里啪啦”的枪声，我写下了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和我后来写的一份遗书，喻东岳、鲁德成、胡敏等人都在湖南衡阳监狱看过，之后在湖南永州监狱我被关严管队时，连同我的另外一些文字被监狱方面查扣，直到出狱也没有还给我。）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当时写下的对时局的判断：“那么，邓小平当局是公然向人民开枪，与人民为敌了！”“中国历史，人类历史最为黑暗的一页正在揭开！”
6月4日早晨，天还没有透亮，号子里就开始进人了，一直不断，被抓的都是清一色的北京小青年和大学生。小青年多半是什么砸了警亭的啊，向大兵扔石头的啊，或者是深夜还在街上游荡的啊，大学生则是身上搜出了传单一类的啊，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由于看守所已被军事管制，这些人进来时几乎个个都遭到大兵拳脚相向，有的是暴打，打的很重，尤其是大学生。有的大学生进来时还分辨：“我是大学生！我没干什么！”，可那帮大兵却边打边骂：“还大学生！就是要打你们这帮大学生！”
不到几天，原来只有两人的不到 20平方的号子里，竟关上了三、四十人。号子里的人勉强能站下脚，连转身都困难，何况便池也在号子里面。人又多，天又热，也不放风，完全成了人间地狱。因为挨打，号子里很恐怖，加上纷纷流传着邓大人的那句“杀他二十万！平息二十年！”的话，气氛更加恐怖。他们都说了外面正在发生的事，如机关枪对着人群扫射，死了很多人，死的人数以万计，等等。
由于时间太久，这些人都差不多忘了，独独记得一位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戴眼镜，姓康，单名，名也忘了。他是6月5日准备从火车站南下演讲时，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宣传品被抓的。他说他自己不是学生领袖，但和他们熟。他5月底时去了丰台火车站，自愿协助工运，和韩东方在一起。他很佩服韩东方，说韩是“中国的瓦文萨”。他虽然挨了打，精神却很振奋，仍然敢说：“人民已经起义了！”“独裁政府肯定垮台！”
依照当时官方的说法，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那么，该有许许多多的暴徒吧。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北京的小青年和大学生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暴徒，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烧过车的、打过大兵的。或许因为是收容所，大概没有真正的暴徒给送进这里来。我对他们的印象都不深，自然也就不太记得了。我想，在我离开了东城分局后，这些人大概也就放的放，劳教的劳教，判刑的判刑了。即便判刑，也应该判的不重吧。
六月十五日，我们三人被从东城分局收容所转走。来了七、八辆军用吉普车，几十个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腰系大皮带，脚登大皮鞋的全副武装的大兵。几个大兵象拎小鸡一样，把我丢进一辆军用吉普车中。我刚倒在车上，完全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个大兵又用冲锋枪的枪托一托子打在我的嘴上，我满嘴是血，一颗门牙被当即打脱。这几个大兵随即跳上车，用军用皮靴踩住我的头、背和脚上。我当时的一个最极端的想法，是以为他们要把我们三人拉到外面给秘密枪决了，感觉毫无办法，无法可想。
然而不是，终于到了一个地方。他们把我拖下车，带到一幢大楼的一个大厅。然后，宣布我们三人被正式逮捕了，罪名是“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煽动宣传罪”。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K字楼”，即“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因其建筑结构象“K”字，故名“K字楼”，据说还是日本人占据北京的时候修建的老建筑。与“K字楼”一墙之隔的，便是北京市第一监狱。
由分局到市局，由收容审查到正式逮捕，意味着我们的案子已经严重升级了。我刚到“K字楼”时是关在二楼，5筒，最里面的一个小号子。喻东岳关在我对面的筒子里，鲁德成关在楼下的筒子里。我刚进号子的时候，里面关了三个刑事犯，其中的牢头是个经济犯，叫田苗，是个干部子弟。他们在里面关久了，对外面的形势显的异常关心，兴趣极大，事无巨细，总是问个没完没了。他们知道我是砸毛像进来的，便表示很佩服，可也认为我们很傻，肯定要被枪毙，有些不值得。他们问我“六四”大屠杀的事，我有些答不上来，只是把在收容所听说到的一些事说了说，由于说得不太真切和细致，他们竟然感到非常的遗憾。
过了两天，我们号子进了一个新人，叫刘国庆。三十多岁，高个头，很强壮，住北京市门头沟煤矿附近。他是个傻子，也是个结巴。说他傻，是因为他智商比平常人低，性格却很忠厚，从未谈过恋爱，也没结婚，有着浑身的力气。他倒确确实实是一个暴徒，因为他是烧装甲车进来的。我们反复问他烧车的事，他却答不上来，也说不出自己是在哪儿烧的车，真是遗憾。我们反复的问，他总是反复的说， “气愤!......气愤!......坦克车轧死人了！坦克车轧死人了！”
在反复的询问当中，我们总算了解到有关刘国庆烧车的一些真实情况：原来刘国庆烧车时，是亲眼见到坦克车轧死了人，他气不过。旁边的人很多，一些人把汽油往路过的装甲车上泼，他则用丝手套沾上汽油，点着火，然后朝装甲车上扔。一辆装甲车就这样被点火烧着了。
没过几天，刘国庆便从我们的号子里转出去了，听说是以“放火罪”被判了死刑。出去的时候，他黑红的脸都白了！“K字楼”的规矩是，接了死刑判决，就转到死牢里去。死牢据说就在“K字楼”的地下室。
在这之前，北京已公开宣布枪决了两批六四“暴徒”，西方国家也由此开始一致对中国政府实行制裁。在这之后，被枪毙的人也就再没有在媒体上公布姓名了。当时对六四“暴徒”的打击真叫是“从重从快”，闻所未闻。据说是一审、二审法院同时办案，一审判决死刑，服不服？不服？二审当即开庭：维持原判，拉出去枪毙！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刘国庆究竟被枪毙没有？他的姓名是真实的，北京门头沟煤矿的住址也是真实的，我希望北京的有心人，能帮忙去查找一下。一个傻子出于义愤，烧了车，被判了死刑，这实在是一个悲剧。
刘国庆走了以后，又进来了一个人，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徒，大名叫路中枢，中等个子，是河北邯郸市郊区的农民。他可了不得，据说，他一个人竟烧了五、六辆坦克车和装甲车，其中有一辆价值几百万元的德制装甲车，里面竟然坐着一位师长，车被他烧了，师长当然也就屁滚尿流地逃了。可是不管我们怎么问他，他总是一个字也不说。他的情况，我们都是听管我们筒的一个叫赵队长的警察说的，赵队长还说：“路中枢有精神病，他会不会判死刑，就看法庭会不会承认他有精神病。”
号子里的人都和我一样，认为烧车越多越英雄。我们打心眼里佩服路中枢，都叫他“路大侠”，好吃好喝的待遇他，可路大侠一点面子也不给我们，从头至尾也没说过一句话。我们不知道路大侠是不是精神病患者，我们也不知道路大侠为什么不说话。和刘国庆一样，我也不知道路中枢的死刑究竟被执行了没有？尽管我判断他们十有八九是被枪毙了，但这不是确证，现在也很难去确切地查证。我写下这些文字，是录此存档，作为纪念的意思，我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能搞清楚他们的真相和结果。
七月初，我接到了起诉书，检察院对我们的指控很严厉，什么“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后果特别严重，性质极为恶劣，在国内外造成极坏影响”，等等。“K字楼”里流行一句话，叫“两特两极，必死无疑”。同号的人都认为我们会判死刑，赵队长经常找我聊天，他也对我说，“判不判你们死刑，就在于邓大人一句话了。如果他不发话，你们也就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下了一份准备留给我姐姐的遗书，大意是两点：一，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是宝贵的。二，我对我自己做的事负责，死而无憾。我还在号子里的墙壁上写下了那首《仍然——我的五四宣言》：
仍然要砸！——砸不破的铁屋
仍然要倒！——倒不烂的酱缸
仍然要流！——流不出的眼泪
仍然要干！——干不下的杜康
仍然要战！——战不胜的死神
仍然要登！——登不上的山峰
仍然要画！——画不圆的圆圈
仍然要拂！——拂不去的忧思
据廖亦武的文章说，北京有位叫武文威的画家，后来也关在我呆过的这个号子，他看过我的题诗。
七月中旬吧，我被从小监号调到隔壁的一个大监号，号子里有六四“暴徒”，但更多的是刑事犯，也就十七、八个人。此后一段时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六四“暴徒”，是个青年，不到三十岁，长得白白净净，非常清秀，已经结婚，夫妻很恩爱。我现在连他的名字也忘了，只知道他的绰号叫“费翔”，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当局指控他杀害了一位姓崔的“共和国卫士”，有街头摄像枪的录像作为证据，我问过他，他不否认，可也不愿深谈。从他的外表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暴力倾向，但从他说的不多的话中，我们能设想到当时的那种场景和气氛。
这位青年，或许知道自己肯定会被判死刑，他不愿谈六四，也不愿谈政治，很坦然面对的样子。他的绰号叫“费翔”，是因为他唱歌唱得很好，都是挺抒情的，象费翔一类的歌，他唱的一首《安娜》，感动得我当时都哭了。我还深深地记得，吃罢晚饭，大伙把铺盖收起，十几个戴着手铐脚镣的可能会判死刑的犯人在一起跳舞，在木地板上，脚镣“哐当哐当”地响，节奏感也很强。这种舞会每次都有“费翔” 参加，他唱歌跳舞的样子都很安详，实在让人难以忘记！直到有一天，监牢的铁门哐当的一声响：“某某某，出来！”这位我们叫做“费翔”的青年就这样消失了！和刘国庆、路中枢一样，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因为他出去接的是死刑判决书！
东城分局和“K字楼”关押的六四“暴徒”很多，我见过的却很少，现在还记得的就只有上面提到的康同学以及刘国庆、路中枢、“费翔”三人了。18年过去了，我写下了这些文字，是为六四18周年祭吧。
2007.5.23于湖南浏阳
18 年前，“五.二三”蛋击毛像事件之后，喻东岳、鲁德成和我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看守所旁边的收容所内。三人是分开关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关在几号监牢了，只记得是和一个北京小贼关在一起。从5月24号到6月3号，我只被提过一次审，日子过的很清闲，号子里就我们两人，什么事也不用做，就是吃饭、睡觉，看看报纸，偶尔聊聊天。我虽然很关心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焦虑时局的演变，但由于与世隔绝，除了能读到一份《北京日报》外，什么信息也得不到。
记得读到6月1日的《北京日报》说：“天安门广场上的十万外地大学生已经撤离了北京”的报道时，我还估计整个学潮和运动也就这样和平的慢慢的收场了。我对自己说：“也好吧，没办法，能怎么样呢！”那时候，我对局势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如果学潮和运动成功，我们的事情肯定会大事化小，而如果学潮和运动失败，则当局很可能会拿我们三人开刀。
6月3日晚上11点，我还没有睡觉，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噼里啪啦”，持续不断，直到天明。我当时感到极度的震惊，尤如五雷轰顶，心里头翻江倒海，彻夜未眠。
伴随着外面“噼里啪啦”的枪声，我写下了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和我后来写的一份遗书，喻东岳、鲁德成、胡敏等人都在湖南衡阳监狱看过，之后在湖南永州监狱我被关严管队时，连同我的另外一些文字被监狱方面查扣，直到出狱也没有还给我。）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当时写下的对时局的判断：“那么，邓小平当局是公然向人民开枪，与人民为敌了！”“中国历史，人类历史最为黑暗的一页正在揭开！”
6月4日早晨，天还没有透亮，号子里就开始进人了，一直不断，被抓的都是清一色的北京小青年和大学生。小青年多半是什么砸了警亭的啊，向大兵扔石头的啊，或者是深夜还在街上游荡的啊，大学生则是身上搜出了传单一类的啊，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由于看守所已被军事管制，这些人进来时几乎个个都遭到大兵拳脚相向，有的是暴打，打的很重，尤其是大学生。有的大学生进来时还分辨：“我是大学生！我没干什么！”，可那帮大兵却边打边骂：“还大学生！就是要打你们这帮大学生！”
不到几天，原来只有两人的不到 20平方的号子里，竟关上了三、四十人。号子里的人勉强能站下脚，连转身都困难，何况便池也在号子里面。人又多，天又热，也不放风，完全成了人间地狱。因为挨打，号子里很恐怖，加上纷纷流传着邓大人的那句“杀他二十万！平息二十年！”的话，气氛更加恐怖。他们都说了外面正在发生的事，如机关枪对着人群扫射，死了很多人，死的人数以万计，等等。
由于时间太久，这些人都差不多忘了，独独记得一位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戴眼镜，姓康，单名，名也忘了。他是6月5日准备从火车站南下演讲时，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宣传品被抓的。他说他自己不是学生领袖，但和他们熟。他5月底时去了丰台火车站，自愿协助工运，和韩东方在一起。他很佩服韩东方，说韩是“中国的瓦文萨”。他虽然挨了打，精神却很振奋，仍然敢说：“人民已经起义了！”“独裁政府肯定垮台！”
依照当时官方的说法，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那么，该有许许多多的暴徒吧。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北京的小青年和大学生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暴徒，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烧过车的、打过大兵的。或许因为是收容所，大概没有真正的暴徒给送进这里来。我对他们的印象都不深，自然也就不太记得了。我想，在我离开了东城分局后，这些人大概也就放的放，劳教的劳教，判刑的判刑了。即便判刑，也应该判的不重吧。
六月十五日，我们三人被从东城分局收容所转走。来了七、八辆军用吉普车，几十个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腰系大皮带，脚登大皮鞋的全副武装的大兵。几个大兵象拎小鸡一样，把我丢进一辆军用吉普车中。我刚倒在车上，完全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个大兵又用冲锋枪的枪托一托子打在我的嘴上，我满嘴是血，一颗门牙被当即打脱。这几个大兵随即跳上车，用军用皮靴踩住我的头、背和脚上。我当时的一个最极端的想法，是以为他们要把我们三人拉到外面给秘密枪决了，感觉毫无办法，无法可想。
然而不是，终于到了一个地方。他们把我拖下车，带到一幢大楼的一个大厅。然后，宣布我们三人被正式逮捕了，罪名是“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煽动宣传罪”。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K字楼”，即“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因其建筑结构象“K”字，故名“K字楼”，据说还是日本人占据北京的时候修建的老建筑。与“K字楼”一墙之隔的，便是北京市第一监狱。
由分局到市局，由收容审查到正式逮捕，意味着我们的案子已经严重升级了。我刚到“K字楼”时是关在二楼，5筒，最里面的一个小号子。喻东岳关在我对面的筒子里，鲁德成关在楼下的筒子里。我刚进号子的时候，里面关了三个刑事犯，其中的牢头是个经济犯，叫田苗，是个干部子弟。他们在里面关久了，对外面的形势显的异常关心，兴趣极大，事无巨细，总是问个没完没了。他们知道我是砸毛像进来的，便表示很佩服，可也认为我们很傻，肯定要被枪毙，有些不值得。他们问我“六四”大屠杀的事，我有些答不上来，只是把在收容所听说到的一些事说了说，由于说得不太真切和细致，他们竟然感到非常的遗憾。
过了两天，我们号子进了一个新人，叫刘国庆。三十多岁，高个头，很强壮，住北京市门头沟煤矿附近。他是个傻子，也是个结巴。说他傻，是因为他智商比平常人低，性格却很忠厚，从未谈过恋爱，也没结婚，有着浑身的力气。他倒确确实实是一个暴徒，因为他是烧装甲车进来的。我们反复问他烧车的事，他却答不上来，也说不出自己是在哪儿烧的车，真是遗憾。我们反复的问，他总是反复的说， “气愤!......气愤!......坦克车轧死人了！坦克车轧死人了！”
在反复的询问当中，我们总算了解到有关刘国庆烧车的一些真实情况：原来刘国庆烧车时，是亲眼见到坦克车轧死了人，他气不过。旁边的人很多，一些人把汽油往路过的装甲车上泼，他则用丝手套沾上汽油，点着火，然后朝装甲车上扔。一辆装甲车就这样被点火烧着了。
没过几天，刘国庆便从我们的号子里转出去了，听说是以“放火罪”被判了死刑。出去的时候，他黑红的脸都白了！“K字楼”的规矩是，接了死刑判决，就转到死牢里去。死牢据说就在“K字楼”的地下室。
在这之前，北京已公开宣布枪决了两批六四“暴徒”，西方国家也由此开始一致对中国政府实行制裁。在这之后，被枪毙的人也就再没有在媒体上公布姓名了。当时对六四“暴徒”的打击真叫是“从重从快”，闻所未闻。据说是一审、二审法院同时办案，一审判决死刑，服不服？不服？二审当即开庭：维持原判，拉出去枪毙！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刘国庆究竟被枪毙没有？他的姓名是真实的，北京门头沟煤矿的住址也是真实的，我希望北京的有心人，能帮忙去查找一下。一个傻子出于义愤，烧了车，被判了死刑，这实在是一个悲剧。
刘国庆走了以后，又进来了一个人，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徒，大名叫路中枢，中等个子，是河北邯郸市郊区的农民。他可了不得，据说，他一个人竟烧了五、六辆坦克车和装甲车，其中有一辆价值几百万元的德制装甲车，里面竟然坐着一位师长，车被他烧了，师长当然也就屁滚尿流地逃了。可是不管我们怎么问他，他总是一个字也不说。他的情况，我们都是听管我们筒的一个叫赵队长的警察说的，赵队长还说：“路中枢有精神病，他会不会判死刑，就看法庭会不会承认他有精神病。”
号子里的人都和我一样，认为烧车越多越英雄。我们打心眼里佩服路中枢，都叫他“路大侠”，好吃好喝的待遇他，可路大侠一点面子也不给我们，从头至尾也没说过一句话。我们不知道路大侠是不是精神病患者，我们也不知道路大侠为什么不说话。和刘国庆一样，我也不知道路中枢的死刑究竟被执行了没有？尽管我判断他们十有八九是被枪毙了，但这不是确证，现在也很难去确切地查证。我写下这些文字，是录此存档，作为纪念的意思，我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能搞清楚他们的真相和结果。
七月初，我接到了起诉书，检察院对我们的指控很严厉，什么“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后果特别严重，性质极为恶劣，在国内外造成极坏影响”，等等。“K字楼”里流行一句话，叫“两特两极，必死无疑”。同号的人都认为我们会判死刑，赵队长经常找我聊天，他也对我说，“判不判你们死刑，就在于邓大人一句话了。如果他不发话，你们也就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下了一份准备留给我姐姐的遗书，大意是两点：一，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是宝贵的。二，我对我自己做的事负责，死而无憾。我还在号子里的墙壁上写下了那首《仍然——我的五四宣言》：
仍然要砸！——砸不破的铁屋
仍然要倒！——倒不烂的酱缸
仍然要流！——流不出的眼泪
仍然要干！——干不下的杜康
仍然要战！——战不胜的死神
仍然要登！——登不上的山峰
仍然要画！——画不圆的圆圈
仍然要拂！——拂不去的忧思
据廖亦武的文章说，北京有位叫武文威的画家，后来也关在我呆过的这个号子，他看过我的题诗。
七月中旬吧，我被从小监号调到隔壁的一个大监号，号子里有六四“暴徒”，但更多的是刑事犯，也就十七、八个人。此后一段时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六四“暴徒”，是个青年，不到三十岁，长得白白净净，非常清秀，已经结婚，夫妻很恩爱。我现在连他的名字也忘了，只知道他的绰号叫“费翔”，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当局指控他杀害了一位姓崔的“共和国卫士”，有街头摄像枪的录像作为证据，我问过他，他不否认，可也不愿深谈。从他的外表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暴力倾向，但从他说的不多的话中，我们能设想到当时的那种场景和气氛。
这位青年，或许知道自己肯定会被判死刑，他不愿谈六四，也不愿谈政治，很坦然面对的样子。他的绰号叫“费翔”，是因为他唱歌唱得很好，都是挺抒情的，象费翔一类的歌，他唱的一首《安娜》，感动得我当时都哭了。我还深深地记得，吃罢晚饭，大伙把铺盖收起，十几个戴着手铐脚镣的可能会判死刑的犯人在一起跳舞，在木地板上，脚镣“哐当哐当”地响，节奏感也很强。这种舞会每次都有“费翔” 参加，他唱歌跳舞的样子都很安详，实在让人难以忘记！直到有一天，监牢的铁门哐当的一声响：“某某某，出来！”这位我们叫做“费翔”的青年就这样消失了！和刘国庆、路中枢一样，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因为他出去接的是死刑判决书！
东城分局和“K字楼”关押的六四“暴徒”很多，我见过的却很少，现在还记得的就只有上面提到的康同学以及刘国庆、路中枢、“费翔”三人了。18年过去了，我写下了这些文字，是为六四18周年祭吧。
2007.5.23于湖南浏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