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王志杰死于孤寂清贫
1959 年，林昭和甘粹这对右派恋人向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室党总支提交了结婚申请书，顶头上司不予批准，理由是一句绝灭人性的话：“右派份子还结什么婚”。十年以后的1969年，终于在四川省解除了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王志杰被批准结婚了，其对象竟然还是一位有几分姿色的妙龄女郎，更令同队众份子艳羡不已的是，这位比三十七岁的王志杰年轻十多岁的小妹还是一位黄花闺女。
当时王志杰所在的劳教就业中队正在修建宜（宾）珙（县）铁路，“份子”们都住在同一间工棚里，没有适合小俩口单独住宿的房间，中队部临时决定，将原来用作堆放工具的破茅棚充作新房。王志杰手忙脚乱地搬进搬出时，从中队部走出了那位姓刘的管教干事对着众“份子”一双双羡慕的眼光说：“高兴什么，不就是个疯婆子嘛”。这位刚和女方谈过话的国家干部似乎意欲未尽，便接着展示了他的幽黙才智：“右派分子结婚有一个共同特点，女方都属于‘五子登科’类型，也就是麻子、跛子，瞎子、疯婆子和寡母子……嘻嘻！”他这句话和人民大学那位党总支书记的话在绝灭人性方面可谓异曲同工。
反右当年，我和王志杰同为诗歌爱好者，他在自贡市文联编《釜溪河》，我在南充市文联编《百花》，同为文学期刊有相互交换的惯例，我们彼此从这些刊物中熟悉了对方的名字。不久我们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成了同一筑路支队的劳教分子，只因中队各异而从未谋面，后来我因逃跑被判刑升级成了劳改犯，对王志杰结婚生子的故事一无所知。上面列举的情况，都是我类右派被“改正”以后，我和王志杰都熟悉的一位右派难友介绍的。
1988年，我接手了《星星诗刊》函授部的工作，主编叶延滨特意交代说：“编辑部的王志杰同志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你可以请他在函授部打一份工，让他增加些收入”。从此，王志杰和我频繁接触愉快的合作了三年，我曾多次去到他家里，也经常看到他的妻儿。
他妻子的确是一个精神病患者，面无表情的对待任何一个来访的客人，我从来没有听见她开口说过一句话。更糟的是，这对可怜的夫妻生下的儿子王葱已经成年，并一天比一天更明显的出现精神病症状，这显然是他母亲的遗传结果。家中这两个大活人，没有能力应付任何一种工作，全靠王志杰一个人的那点工资来养活，他只有拼命的工作和写作以挣更多的钱。他妻儿甚至无法做一点家务事，以减少些他的劳累，王志杰无奈地说：“你蹲在厕所里，她可以给你端一碗面来让你哭笑不得”。更不幸的是他们这一家三口虽然是血肉至亲，却没有感情交流，长年累月的生活在冰凉的精神氛围里，我们这位诗人的血肉之躯究竟能支撑多久？
三年后我去了北京，从此便和他失去了联系，后来又在武汉呆了两年。途中也曾短暂的回到成都，偶尔也听到王志杰的消息，开始是说他儿子结了婚并生下一对双胞胎孙子，我想一生辛苦而清贫的他，退休前能享到这份幸福，兴许也有几分欣慰吧！
2001年，我回到成都，听说六十多岁的王志杰身体不好，已无力照看病中的妻儿只好接受精神病医院的霸王条款，支付高昂的住院费用。还听说他儿媳终因耐不住精神的孤寂离家而去，丢下两个幼小的孙子，使王志杰的拮据雪上加霜。
又过了不久，突然有《星星》老友打电话告诉我说：“王志杰死了！”那时他不过六十六岁呀，电话那端的老友似乎听见了我的叹息声，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他是累死的”。
后来我从省作协的老熟人处得知，他住院期间，曾请某位护士替他买两个苹果，接下去他补充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话：“请记住买小一点的，因为我没有钱”。
一个没有得到过女人的爱抚、没有享受过家庭温馨的悲情诗人死了，把他扔进这无边苦海的是独裁暴君发动的那场罪恶的反右运动。
作家遥攀倒在大街上
遥攀，本名潘克廉，为纪念他早逝的母亲姚氏而取了这个笔名，1926年出生在四川南充市李渡乡。我早就听说遥攀的父亲是个大地主，土改时被枪毙了。观察
1956 年在省文联《草地》杂志社当编辑的遥攀到南充来组稿，当时在南充县政府工作的业余作者张先痴，正是他组稿的对象之一，交谈中他给了我很多帮助和鼓励，以后在频繁的通信中，加深了相互了解，特别我参加省文学创作会议后，我两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我曾对圈内人说过：“遥攀对我有知遇之恩”。
今天七十五岁左右的成都老人，如果他中学时代曾经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的话，他不可能不知道遥攀这个名字。1948年前后，遥攀就读于南虹艺术专科学校时，他已经在成都文学界小有名气，经常在报刊上露脸的抒情诗作令若干少男少女如痴如醉。如果没有这个“小有名气”，1949年中共建政后他也不可能很快进入省文联当编辑。
象遥攀这种家庭背景的机关干部，若想躲过反右运动的劫难，也许比一头肥猪想不被宰杀更为困难。所幸者反右前几个月，遥攀调去了地广人稀的阿坝州，在那里当上右派以后，他便埋名隐姓，挑着一挑补鞋的工具自食其力地云游四方。
1976年，遥攀之类的右派先后得到“改正”，而我这类由右派又升级成劳改犯的类型显然复杂得多，直到1980年8月我才在劳改农场收到原判法院印有无罪释放四个字的裁定书。
成都是我返回南充原单位的必经之地，我从文学界的一位老熟人那里，听说遥攀早已“改正”并安排在南充教育学院教书，我甚至有一种“有缘千里来相会”的幸运感。
分别二十多年，当我站在他门口的时候，两人都相互认出了对方，我们都强忍着随时可能夺眶而出的泪水。本来嘛.这过去的二十多年该是多么血腥的岁月呀。
在我未上班之前，遥攀执意要我住在他这个单身汉的家里，一贫如洗的我没有理由不捡这个便宜。现在回忆起来，我们这群“改正右派”当年都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必须从教育入手、提高国民素质才能解决的。我不愿回到政府部门去当锦衣玉食的国家公务员，而坚决要象遥攀和几位老友那样改行去教书，自己去踏破铁鞋联系单位，这样一折腾，便在遥攀家里住了一个多月。
多年前，我仿佛听遥攀说过，他结发的妻子在土改时投嘉陵江身亡。这几天正有两位同窗老友刻意为这个年已五十四岁的老光棍介绍对象，第二天便将这位五十出头的准老太太带到他家里来了，此前遥攀曾私下要我给他“参谋参谋”，会面结束后遥攀问我印象如何，在好朋友面前我不能说假话，便劝他慎重考虑，不要匆忙作出决定，我特意将“什么都可以勉强，唯独婚姻不行”的祖传秘方告诉了他，他却坦率地回答说：“我身边多么需要一个女人啊”，作为同样被性饥渴折磨了二、三十年的男性，我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不到一个星期，他俩便领了结婚证，几乎与此同时，遥攀复出后的第一篇小说《养蜜蜂的姑娘》在《四川文学》上发了个头条，难怪有朋友在婚宴上用双喜临门这个激动人心的词汇为他俩的那杯五粮液命名。
我教书的学校距市区三十多里，很难再和遥攀见面，两年后我调到南充市文联编《嘉陵江》杂志，难免找遥攀写稿，便隔三插五地找他。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给朋友这个词下个定义：你愿意主动将隐私告诉他的那个人就叫作朋友。遥攀悄悄对我说：“在床上她简直不许我碰她”。说到床第之欢，她说：“都这把岁数了，还做那些事简直羞死人了”。还说：“结婚只是为了合作写一部回忆录”。
当初的双喜临门一变而为祸不单行，遥攀延续他的性饥渴，而且再也没有写出一篇文章了。
不久，放弃了“教育救国论”的我去成都、北京和武汉鬼混。若干年后，我回南充去看了遥攀，发现他精神状态很糟榚，异常疲惫，相当苍老。那天文联的一位年轻编辑用嘲笑的口吻对我说：“有人在某个涉嫌色情的场所发现过遥攀的身影……”我的内心一阵绞痛。请别嘲笑可怜的遥攀，也别责怪不幸的遥攀，要知道象他这类老知识份子，当他跨进那个房间、也就是跨越他一贯坚守的道德底线时，要经历多么严酷的自我斗争，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呀！
1996 年5月30日，刚过古稀之年的遥攀独自一人外出散步时，突然倒在街上人事不醒，有人叫来急救车，在急诊室，一贯不修边幅的他衣着邋遢，衣兠里没有任何身份证件，医护人员甚至怀疑他是个腰无分文的农民，也就挫伤了他们救死扶伤的积极性，这是因为“国情不同”所致。直到第二天，医院知道他是一位大学教授时，他早已孤独的死去。
如果那天他散步时，身边有个人挽着他的手臂，这一切还会发生吗？如果遥攀的命运一开始就不那么苦涩，这一切又会发生吗？
始作俑者，“组织上”也
这是一个不得不对主人翁“姑隐其名”的故事，虽然这个作法将暂时改变我的写作习惯。这样作的原因是我担心本文中的某些句子，不小心而伤害到那些不幸的幸存者。
中共在决定给右派改正的文件中，曾有这样的规定，其大意是：凡因错划右派而导致离婚的夫妻，右派改正后，如本人要求恢复夫妻关系时，组织上可以出面协助。前文提到的“组织上”三个字万万不可低估它的分量，在我们这个共产极权国家，它甚至就是一党专政的代名词。
我对上述貌视“破镜重圆”的政策，通常是用一句民谚来表述我的看法，民谚说：“既知今日，何苦当初”。
勿庸置疑，被我称作朋友的人，十之八九都是右派分子，除非他已经是个反革命分子。我的这位朋友名叫贾民，是个劳教分子（肯定是右派分子），在当右派之前，曾是他所在单位的一名副科长，他有一个幸福美好的家庭，妻子是一个贤淑漂亮的护士，名叫齐丽，他们还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女儿。也许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女儿，贾民在劳教期间，虽然“组织上”曾几度动员她和阶级敌人贾民划清界限，齐丽总是婉言回绝，她回话说：“我相信英明的党能把他改造好。”直到贾民再度以“反革命罪”判了十八年重刑，这个事实证明他已经很难改造好了，她才接受了“组织上”的劝告，嫁给了一位药剂师。婚后这一对夫妻又生了一儿一女，家庭也算和美。
1980年，贾民的右派问题被“改正”后，反革命案旋即平反，出狱后贾民回到原单位，第一件事就是向“组织上”提出了复婚要求，这个符合现行政策的要求，“捉鬼是他，放鬼也是他”的始作佣者是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的。“组织上”便再次找到了齐丽，当然也找了药剂师……
在中国大陆很少有人敢于抗拒“组织上”的意图，这对还算恩爱的夫妻只有忍痛割爱，办了离婚手续，女儿判给齐丽，儿子归药剂师。
贾民是个血性男子，十分坚强，他在监狱里受尽酷刑，手臂被捆断，肋骨被打断，也许长期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扭曲了他，在家庭生活上，他心胸不是那么开阔，对妻子的再婚和婚后生的一儿一女格格不入，而他又是个大男子主义者，这就苦了齐丽和她从药剂师家里带回来的女儿，偏偏齐丽又是那样温驯善良。
一次，慈爱的母亲背着贾民给不在身边的儿子准备了几件衣服，被贾民发现，他甚至认为是齐丽怀念药剂师的铁证，便当着全家人的面将这些衣物用菜刀砍碎，当然也同时砍碎了齐丽的心，为这个“破镜重圆”的家庭抹上了阴暗的底色。
在这个阴暗的家庭里，齐丽带回来的女儿终于患上了忧郁症，在她满二十岁生日那天从五楼的窗口纵身跳下，当场毙命。
贾民的心理扭曲和多疑，在伤害了他众多亲人的同时，最为严重的受害人其实还是他自己，六十八岁时的某日，他站在客厅里，好像自言自语似的说了句：“我好象不行了。”说完便倒在沙发上，再也没有动一下。
1955年，当贾民和齐丽携手走进婚姻殿堂时，参加婚礼的男女老少，无一不向这一对郎才女貌的天作之合投去惊叹和祝福.谁想到，两年以后开展的反右运动，让这一对郎才女貌在历尽重重苦难之后，结局却又是这般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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