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3-30 21:59:09作者：姚监复/高瑜推荐
高瑜推荐：姚监复先生今年70有4，早已歇顶，是一位充满幽默感的老人。他在1953年时是冯兰瑞教授经济学的得意门生，50年后被老师称为“老友”，如此美誉，在于姚先生勤于耕学，博闻强记，他不仅记得当年恩师穿着呢质西服裙风度翩翩倾倒课堂，还熟悉半个多世纪共产运动的轶闻掌故，这便是今天这位著名农业经济学家颇受大家欢迎的个人魅力所在。
两会之后鲍彤先生申请姚监复来家吃咸菜，当局反问：“来得太多了吧？”鲍先生力争：“探监一月一次，姚监复一月来一次总可以了吧？”当局再问：“上次姚监复来，呆的时间太长，你们都讲什么了？”鲍先生回答：“姚监复的笑话多，我们听他讲笑话。”今年3月，姚监复终获去鲍家吃咸菜。
今年元旦收到姚先生新年贺信，姚氏风采暴露无遗，贺信本分上下篇29条目，下篇被网警封杀退回，后来又向姚先生索要，先生除送来下篇，又送来新辑成的21条目，丁亥新春全家大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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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欢庆新年的幸福日子里，大家笑对世界和亲人。在面对生活中的苦难与挫折时仍要以乐观态度笑对人生，以减少痛苦程度，增加度过苦难历程的信心。因此，要多寻找、发现、记住生活中的笑料。这还可以在欢乐的日子里，使朋友们更为欢乐。在迎接2007年新年和丁亥年春节之际，我从记忆的仓库中搜罗出一束笑料，有的可能是令人笑出眼泪的笑话，有的是含着眼泪的苦笑，却是真实的故事。真心献给关心我的网友们、读者和编辑们、特别是热情鼓励我的和尖锐批判我的网友们，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中更欢乐、更幸福、更成功、欢欢喜喜、和和谐谐、平平安安度过新的一年又一年！但愿下面的笑话能增加大年除夕夜和长假中网友们的欢快情绪！永远要笑对人生！祝福你们！
为欢乐而生，笑对人生吧！
“你这个披着狼皮的羊！”
1966年 6月文革伊始，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召开千人大会，第一次进行革命大批判，批斗我这个贴了几张大字报的“当权派”——秘书科副科长，还戴上了吓人的帽子：“6.23.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反革命事件的黑司令”，后来当然也平反了，一风吹掉了这个大帽子。许多批判发言我全忘记了，但是我记得批判会上黄工精彩的发言。这位平时爱同我笑嘻嘻地开个玩笑的南方人，拿着稿子大声地又紧张得音调有点发抖地念着报上抄下来的名句“披着羊皮的狼”时，扩音器里传出了他的怒吼声：“姚监复！你这个披着狼皮的羊！”
“我承认‘反动’，不过‘学术权威’不敢当。”
批斗红楼梦学术权威俞平伯时，造反派大喊：“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俞平伯必须老实交待！”俞平伯老实交待道：“反动，我承认，我认罪。不过，‘学术权威’，不敢当。”造反派又大喊：“你不老实！老实交待你的想法！”俞平伯又老实交待：“我一直不敢交待，我现在交待我一直想说的话：你刚才念的批判稿子中，有个字念错了，是个别字。”
“四海翻腾……，五洲震荡……”
文革中大批判会上最流行的开场白是人人必读的语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显示了放眼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豪情，一位热情而又懒惰秘书，为造反派头头起草发言稿时，一开始就用了这几句主席的诗句，自认为领导也背熟了，就把后面三个字省略了，来了几个省略号，但是又把圆点划成逗号了，成了“四海翻腾,, ,, ,,，五洲震荡,, ,, ,,。”最后，正式开大会时，造反派头头大声吼道：“四海翻腾，腾！腾！！腾！！！五洲震荡，荡！荡！！荡！！！”
“八只苍蝇，嗡嗡叫”
上一则笑料中的马大哈秘书，为造反派头头准备另一次批判会发言稿时，以狂草似怀素非怀素体写下了著名的诗词名句，“小小寰球，有几只苍蝇，嗡嗡叫。几声抽泣，几声凄厉。”可惜“几”字写得有些分散，似“八”又象“九”。于是，领导在台上念稿子时误念为：“有八只苍蝇！嗡嗡叫！”秘书一听，大事不好，出错了，赶紧告诉领导：“几只苍蝇。”造反派回头一瞪秘书，大喝一声：“几只苍蝇？八只！八只！”此时，台下听众也热情提醒领导：“几只苍蝇！”“几只苍蝇！”造反派领导一拍桌子，大吼一声：“几只苍蝇？毛主席说了：八只苍蝇！八只！”
“鬼叫！”“放狗屁！”
一老人带着小孙子走在山间夜路上，空谷幽静、阴暗，出奇地恐怖。原来走在后面的小孙子害怕后面有鬼，要求走在前面，老人同意。脚步声的回声，又使走在前面的小孙子误以为前面黑黝黝的大树为魔鬼，心跳加速，在十分惊恐中，老人忽然放了一个声音有点怪异的响屁。小孙子吓了一大跳，大叫一声：“鬼叫！”老人大喝一声，骂道：“放狗屁！”
赫鲁晓夫厕所放屁被监听
2006年12月21日凤凰卫视台《红都风云——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节目中，赫鲁晓夫之子回忆往事时讲到，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住在乡间别墅，仍被监视、监听。有一次赫鲁晓夫在厕所里放了一个大屁，忽然他听见外屋监听人员的哈哈笑声，可能是赫氏之屁声有点古怪而宏亮，使警察也蹩不住应掩饰的欢乐之情，竟然违反纪律失态笑出声来。此时，赫鲁晓夫怒吼道：“难道在厕所里放个屁，都不行吗？”
赫鲁晓夫说：“我就在你那个位置上！”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20大作关于批判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等错误的秘密报告时，会场中有一位代表大声喊道：“那时候你在哪里？”赫鲁晓夫对着喊声的方向厉声喝道：“请提问者站起来说！”提问者不敢站起来，全场哑然。这时，赫鲁晓夫手指着提问者的方位说：“那时，我就在你现在坐的位置上。”
“什么问题最重要？吃饭问题最重要。”
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一位健壮的教授在讲课时回忆了大串联中念语录吃饭的经验。他说，当年他正值长身体，吃得很多的青年时代，到太原串联可在红卫兵接待站免费吃饭，但必须先念一段语录。对答如下：
北京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七两！”
太原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节约闹革命。’”瞪眼看着要饭的红卫兵，不盛饭。
北京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六两！”
太原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节约闹革命。’”仍瞪眼，不动手盛饭。
于是，北京红卫兵只好再降格以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五两！”
太原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节约闹革命。’”仍拒不盛饭。
胖胖的肚子大的北京红卫兵想想“三、四两吃不饱”，但又无可奈何，不知所措时，后面的红卫兵战友提醒他：“另外讲一句语录。”
于是，北京红卫兵计上心来，大声喊道：“最高指示：‘什么问题最重要？吃饭问题最重要！’七两！！”
太原红卫兵立即应时答曰：“最高指示：‘为人民服务！’给你，七两！！”
“不许放屁”
文革中传颂最广、反映最强烈、印象最深刻的主席诗词中的名句是讽刺、挖苦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诗词：“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的名句。在农村传达、学习这段名句时，一位老农民提出一个简单而生活气息很浓的问题：“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这煮得烂吗？”支部书记立即厉声叱道：“你没有读下一句 ‘不许放屁’吗？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当然煮不烂，消化不好，屁多。怪不得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不许放屁！”有位当年上山下乡的女红卫兵告诉我说，当年这些女知青白天学习了这段诗句以后，每天晚上集体在高山上齐声大喊：“不—许—放屁！”接着漫山遍野连续不断地发出响亮的回声：“放屁！”“放屁！”“放屁！”
“林彪偷了三只鸡，跑到温都尔，出了一身汗，摔死了。”
林彪叛逃摔死后，逐级传达文件还不准记录，又要口头往下传达，难倒了一些农村支部书记。上级要求每位支部书记最后只记下主要内容：“林彪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他带着老婆叶群，乘坐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最后，一位文化水平和记忆能力都不高，但善于自圆其说，自己编故事的农民支书，一路上把传达内容编得较为圆满后，非常自信地向党员如实传达了林彪事件。他说：“林彪这个秃子，光着屁股慌慌张张地逃跑了。临走时，林彪偷了马克思的一件大衣，披着列宁的外衣跑的。跑走时，林彪还乘机去捞了三只鸡和一群老婆。跑呀跑的，把这个秃小子累得要命，跑到温都尔，出了一身汗，就摔死了！”
“四菜一汤，凉菜不算。”
有次在南方就餐时，负责招待的官员抱歉地向京城官员解释说：“今天，不能上红焖大虾了。对不起，只有卤大虾，上凉菜了。”京城官员随从问：“为什么虾是凉菜，不上热菜？”南方官员说明原因：“最近中央有文件，只准四菜一汤。因此，只能上四个热菜。”“那么，你为什么又上了卤大虾？”答道：“中央文件写明了：‘四菜一汤，凉菜不算。’因此，就不上红焖大虾了。”回京后一查文件，确系如此，写道：“四菜一汤（凉菜不算）。”还有次在北方就餐，桌子上只有四个大盆子热菜，但是吃了一点点，服务员就端下去了，又放上四盆新的不同的佳肴美味。北京客人问道：“为什么没吃多少，就端走了？”北方主人答道：“中央文件，招待客人，只能四菜一汤。我们桌子上永远只是四个菜。”北京客人叹道：“聪明。这是动态的四菜一汤。”还有次在西部，每个人面前放一个菜，主人说：“中央有文件，四菜一汤。我们执行中央文件很坚决，一人只一个菜。”客人说：“怎么每个人菜不一样？”主人故作惊奇状说：“哎呀！菜不一样呀！那大家把菜盆子往前推一推，一起吃！”一人一菜变成了十菜一汤了。
“停一停！热烈鼓掌！”
一位局长历来作报告比较呆板，无重音和抑扬顿挫地死念稿子，善于将听众催人入睡，在报告中催眠了，少数人打呼噜进入梦乡。秘书为了改变这种会场秩序，在下一个报告中加上一段慷慨激昂、催人奋进并有物质刺激的精彩讲话，然后在这段讲话结束处加上提示：“（停一停。热烈鼓掌。）”要局长念到此段时，不要连着念，使听众有时间鼓鼓掌。果然，局长报告这段话激发了听众鼓掌热情，极为罕见又极为热烈地开始响起一阵阵掌声。面对这种热烈鼓掌的场面，局长继续沉着冷静地死念稿子，举起右手对着听众大声念道：“括弧！停一停！”于是会场中刚刚爆发的掌声嘎然而止，停了下来。然后局长又念道：“热烈鼓掌！”但是，刚才让“停一停”的急刹车的掌声马上启动不起来，只有零星的轻轻的残余的几声掌声在大厅回响。局长旁若无人地又平铺直叙地念道：“括弧完了。”
“天上掉下来的！还有一个‘嘛’！”
一位文化水不高的造反派，当上了文革的革委会主任，又喜欢在会上作作报告念念大批判稿和语录，但是又不注意有时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在下一页。有次，他念语录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又指指天花板，自以为理解了文章真义后得意地继续念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再翻过一页，看到上面第一行的第一个字“嘛？”他又大声说：“呦！还有他妈的一个‘嘛’！”秘书接受教训，在他的报告或书上类似情况下用铅笔写上三个字，注明：“翻过来。”革委会主任又一次报告中又将这三个字念了出来，念成：“十月革命一声炮，翻过来响！”
#p#“对！要发展马户驴！”
秘书为处长起草报告时，书法不高明，常被误读，引起误解。有次处长念道：“我们要发展畜牧业，增加牛、马、骡、驴。”时，说成：“要多多生产马户”。因为秘书把马与户写得间隔太大了。秘书说： “驴！”处长立即应时答曰：“对！要发展马户驴！”处长念念报告又喊道：“我们要发扬苦干加二十三干的精神！”秘书把“巧”字写得太草了，象“23”。秘书又提醒：“巧干！”处长接着说：“对！二十三干加上巧干，那就是二十四干的精神了！”
“蒋小毛”被勒令改名为“毛小蒋”
小猫、小狗，阿狗、阿猫……之类的小孩小名，是大人期望小孩子能象小动物一样顺利、平安地生长、长大。小猫、小狗们长大了学名就叫“小毛”。上海红卫兵蒋小毛在大串联时到了杭州，半夜时分，杭州立即召开批斗蒋小毛的现场会。红卫兵从登记本上查出他的名字，认为存在有损毛主席威信和抬高蒋介石身价的严重政治问题，在批斗以后，勒令“蒋小毛”立即改名为“毛小蒋”。蒋小毛本人曾在报上回忆此段经历。
永远健康，比较健康和勉强健康
纪登奎曾对我讲过一段真实的故事。文革中贵州省第一任革委会主任李再含在任时，曾经允许在群众大会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和“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祝福口号之后，加上一句“敬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周总理曾让纪登奎从贵州调来录音审查，证明确实喊过此口号。我问，那是不是给李再含什么处分呢？纪登奎说，后来也没有给他处分，只是不准他以后再这样喊了。不能毛林以后接着就是你比较健康的口号了。人家只讲是小月亮，只不过反射北京红太阳的光芒。北京领袖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李再含要求不过是“比较健康”而已。不算错误，但是，也不准他喊排在毛林之后“比较健康”了。
2003年在一次与贵州客人聚会时，我谈到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的故事，大家哄堂大笑后，朱厚泽说我：“是你编的吧？我当过贵州省委书记，怎么不知道这个口号？”我讲：“这是1967年夺权高潮后一段时期的流行颂词。那时你在那里？”朱厚泽说：“那时我在劳改。”我讲：“可能你没有权利同革命群众一起祝福统帅、副统帅和省军区司令员的健康。”在座的贵州的一位县委书记说：“老姚讲的是真的。我们县当年几万人开群众大会时，在祝福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之后，我们大家都喊过：‘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的口号。”县委书记又补充一句：“我们还要再加上一句祝福县革委主任的口号。”我赶紧问：“比较健康之后，祝福什么健康呢？”县委书记说：“敬祝县革委主任张三同志身体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几万人同声严肃而热情地高声祝福领导“比较健康”和“勉强健康”。
迪斯科和喇叭裤
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原农机部副部长项南对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位负责意识形态的大人物批评项南宣传迪斯科和喇叭裤，并要他读一篇苏联《共青团真理报》批判迪斯科、喇叭裤是西方文化全盘西化的文章。项南讲，他给这位大人物写了一封回信，说喇叭裤是我们唐朝的中国文化，敦煌壁画里的人物好多都是穿的喇叭裤，如《丝路花雨》中国女孩的裤子。喇叭裤这是西方人学中国的，怎么中国文化成了西方文化？不是“西化”，是“中化”。至于搂搂抱抱的交谊舞，从延安起就可以跳，对于迪斯科就更不必反对，因为跳迪斯科，男女二人不接触、不拉手，相隔的距离比交际舞更远一些，因而也更文明。所以，如果不反对跳交际舞，就更不必反对跳迪斯科。项南讲这个故事时哈哈大笑，很幽默，也很得意。可是他不知道，他这封信肯定刺伤了这位大人物的自尊心。他也没有预料到，不是所有人都有宽广的胸襟，他有可能会遭到有朝一日必然会出现的报复。
“”谆谆教导”与“不是请客，就是吃饭”
当年在文革中，有位工厂的文革小组组长念《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的“孙中山先生临终时谆谆教导我们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时，把“谆谆”读成“哼哼”。有人教他：“读‘谆 ’，不念‘哼！’”他反驳道：“一个人临死了，一边哼哼着，一边哼着说话、革命哼哼尚未成功，同志哼哼仍须努力。怎么会是‘谆谆’呢？”还有位来自西部某市的青年，改不掉当地的口头语“就是”，说话中每句话都加上几个“就是”。他念语录就读成“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
点头右派、摇头右派
某机关有两人脖子有病，一人经常地作轻微地点头状，另一人经常地轻微地作摇头状。两人均被定为右派。批判会上主要定性的理由是，一人看右派反党大字报似在连连点头；另一人看批判、反击右派的大字报时似在连连摇头。因此一人为“点头右派”，另一人为“摇头右派”。在最后确定右派数量时，发现不足5%指标，尚差一人，会上大家沉默不语，推选不出最后一个右派时，有人内急，赶忙去洗手间，回会场后发现在他走出会场以后，便被其他人一致同意定为右派，称为“小便右派”。还有个单位，也是久拖不决时，主持会的支部书记说：“那就报我一个吧！”就真定为右派。2006年12月乘火车由广州回京的邻坐旅客告诉我，他的父亲在福建A县交通局工作，布置会场时，他说了一句“把凳子都放在右边”。因此也被定为右派分子。
从正面说
我第一次受命为党委办公室写一个向上汇报的简报，报告本单位运动开始以来大字报处理情况。我如实写道：“从运动发动开始一个月，全机关共贴出1000张大字报，其中95%尚未处理。”党委书记看了我写的简报初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以后说：“姚监复，你入党好多年了，怎么不知道我们党的传统，不懂得要从正面说这条写材料的基本原则？”他看我一脸茫然，又耐心教导我：“知道曾国藩修改秘书给皇帝的战报的故事吗？曾国藩的秘书写的报告是：‘屡战屡败’。曾国藩改成‘屡败屡战’。这样一改，报告从肯定挨批评变成肯定受表扬。”为了给我作示范，党委书记把我写的简报改了一下：“从运动发动开始仅一个月，全机关已贴出1000张大字报，其中5%已经迅速处理完毕，剩余部分正在处理中。”
坦白从宽是犯罪
为了新农村建设，A县宣传部门下达B村刷写大标语1000 平方米，以美化村容，宣传荣耻观。由于农村没有连绵不断的长墙和标语牌，有的标语只能写在相隔甚远的农户墙上。有一幅标语写的是“坦白从宽是犯罪”。我不解其意、莫名其妙，请问村支书：“此口号出处是什么？”支书答曰：“上级文件。”我问他：“这意思不全面、不准确吧！？”他说：“农民房子小，写不下大标语，是没完。你再往前走，看见前面房子的墙上的后半句标语了吧？”我近视，走近了，才看清后半句标语口号：“分子的唯一出路。”原来把“坦白从宽是犯罪分子的唯一出路”的口号一分为二了。
在国外星期天穿黑西装上街，路人均志哀。
20年前出国时，代表团由公家发制装费，统一指定商店、统一格式、颜色，全团一模一样地整整齐齐着装，如同军队出操。星期天，我们团也是整装、正装出去逛公园、商场，在大街上走时，发现路人均面有哀色、严肃而同情地看着我们。在周末他们都是穿着随便，花花绿绿的T恤、衬衫、短袖便装，女士们则裙子、牛仔裤、短上衣，热情奔放、笑声连片。而我们，街上也只有我团全体团员穿着深黑色西装、深色领带、黑色皮鞋正装集体上街游玩。原来这些外国人看到星期天我们如此打扮，误以为我们是办丧事，因此均严肃、同情地向我们投来一束束哀悼与祝福升天的目光。
台湾教授说大陆官员思想真开放
我曾听见台湾一位大学教授赞颂大陆官员思想解放、真正开放，他说，他会见大陆一位局长时，局长亲切地询问：“你的夫人做什么工作？”台湾教授回答道：“我的太太也是教授。”然后也反问一句：“你的夫人做什么工作？”大陆局长随口应对道：“我的爱人下海了！”这位台湾教授大吃一惊，不敢再提问、对话了。然后他悄悄告诉我：“这位官员真开放。”我问他，为什么这么高的评价大陆官员的思想？台湾教授说：“我问局长，他夫人做什么工作。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反而把他的隐私都告诉我了。”我问他：“什么隐私？”台湾教授说：“台湾话‘爱人’是情人，‘下海’是当舞女。局长把他的情人在当舞女的事告诉我们这些客人。思想多开放呀！”
真是大便饭
一位学中国话的外国留学生应邀到中国老师家里吃饭，坐到桌前准备开饭时，中国老师习惯性地客气、谦虚一下，指着桌子上的八菜一汤说：“这是一顿便饭，没什么菜，不成敬意。”外国留学生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客客气气地致谢辞：“可怜（爱）的老师，你请我吃的 ‘便饭’，有这么多好看的大菜，真是一个‘大便饭’！”
检阅仪仗队时，甩出右手的同时迈开了右脚
有位官员检阅南亚一个国家的仪仗队时，有点紧张、疲劳。他慌慌张张地在军乐团开始奏乐时，右手一甩的同时，右脚也迈出了一步。这样，他就按着鼓点一顺一顺地、先出右手右脚，又出左手左脚，一步一晃地走完红地毯，象动画片的可爱的小动物一样，令人难忘。
报社寄给我一元稿费
有次我去湖北调查，发现有个拖拉机站站长自费为全站驾驶员每人订了一份“中国农机化报”。我把这情况告诉了编辑，他又把25个字的这句话编入“简讯”栏，发表了。作为公开发表的稿件，严肃认真的会计按字数计算了稿费，四舍五入，再从优付酬，同其他稿件一起从邮局正式汇到各位作者的工作单位。因此，有一天我一到办公室，办事员就大喊：“姚监复，汇款单！一万元！”一位年轻的同志抢过去一看，又喊：“姚监复，汇款单！1000元！”又一个年老的同志看了一眼，又喊：“姚监复，汇款单！100元！”然后交给我说：“你自己看，多少钱！”我一看：“1.00元！”按每千字当时20元的标准，25个字只应有0.5元，会计已经多给我了一倍，凑够了1元钱，还正式通过邮局寄到“北京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姚监复。”由于尊重报社如此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也很认真地到邮局，领回了这一元钱的稿费。
用俄文回答美国人的英文、用中文同老外对话
上个世纪 80年代初期，北京农机化学院的曾德超教授找到了当年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美国朋友，在湖南长沙召开了一次主题为农业国工业化的国际性研讨会。我的一位朋友是留学苏联的高材生，又当过所长、厅长，向会议提供了相当有份量的论文，因此也敢于同外国学者交谈，谈得很投机、热烈，就像英文很好的曾教授用英语同外宾交流一样地熟练。我走到他后面，听他讲什么，只听他哇里哇啦不断地讲他在苏联学的俄文，非常流利，一点都不打磕巴。美国专家瞪着眼盯着我的中国朋友，脸上浮现着认真、热情而专注的神色，我的朋友在每一段演说停顿时，美国人都有礼貌地点点头，又“恩恩恩”几声。看了、听了一段他们的对话以后，我断定美国人不太懂俄文，只是讲讲礼貌点头而已，我悄悄地对我的朋友说：“你讲的是俄文。”他说：“我还以为他是苏联人！”反正，外国人鼻子都高，长相差不多，他讲俄文，美国人也点头。
至于我自己，吴象先生在他公开出版的书中也有记述，在他的《人在山水中》一书274页“法兰克福和科隆忆旧”一文中写道： “我们中国农业代表团1984年夜游美茵河，“乘坐一艘大型豪华游船，人很多很拥挤，我们代表团竟被挤散了，进到一个舱室，找座位坐下，只有姚监复、余展和我在一起，团长武少文、霍臣和翻译都不见了。桌上有丰盛的点心和水果，可以任意食用。欧洲人在我们看都差不多，分不清是哪个国家的，没有翻译，无法交谈。但这些热情的‘老外’见了我们中国人都主动趋前问长问短，我和余展只好笑着比划手势，不知怎么回答。姚监复稍懂一点俄文，还在自修德文，英文也马马虎虎来几句。我原以为他这两下子是无法同老外交谈的，不料他却勇敢地站了出来，毫不犹豫地当了翻译。又是德文，又是英文，不行了再来几句中国话带手势，居然半通不通地为双方作了沟通，正因为半通不通，似懂非懂；不时引发哈哈大笑，但友好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互不知道姓名，可说是萍水相逢，却给人留下了热情友好的印象。”
虽然，我向老外讲了中文，比我的朋友讲俄文更令吴象先生难忘，17年后在书中还写上一大段。不过，我也可以为自己辩护，因为中文是联合国规定的通用语言。但这则笑话是想劝年轻人一定要好好掌握外语，最好还会第二外语，免得再出类似的洋相。
听高一级领导的意见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位很好的好人，很诚恳地真心劝我：“姚监复，你有一个缺点不改的话，将来对你很不利。为什么你总要有你自己的观点呢？领导讲了话，你又来了你的观点，还引用党中央的文件、毛主席的话，有时又举些下面调查的例子，似乎你的观点还有道理。这样不好，对你的将来不好。”我问他：“应当怎么办？” 他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听高一级领导的意见。”
多少年过去了，黑发变白又脱光了，我悟性忽然的来了，懂得了我的这位好心的领导是要我注意“效果”。因为，听上一级领导的意见办事，如果对了，我就加倍地对了，既办好了事，又听了上一级领导的话。如果错了，也不是我的错，因为我是忠实地执行了上一级领导的意见，我是听话的，是同上一级领导保持一致的。反之，如果我不听上一级领导的话，不按他的具体指示办事、不照办照抄地执行，自认为符合更高的上级的指示精神和下面的实际情况，一旦错了，我就加倍错了，既把事情搞糟了，又不听上一级领导的话，笨上加笨，蠢上加蠢，傻瓜中的大傻瓜。万一我办对了，我自以为比这位高一级的领导高明，那好，这一次不听高一级领导的话侥幸没出现错误、罪过，算我逃开了责罚。但是，记性很好的领导不会忘记你不听话的坏习惯，像猎人一样盯着你，等待着，总有一天有那么一次我又不听高一级领导的最高指示，而且真正把事搞砸了，坏事了，出现后果严重的错误时，这位高一级的领导一定会新帐老帐加上复利息、高利率一起算帐，把我狠狠地打下十八层地狱。到老了，才悟出“听高一级领导意见”的现实意义。
2006年12月31日于北京北沙滩
#p#翻译的笑话
“可口可乐”，最早的一个被废弃的译文是“蝌蚪”。如果真变成“蝌蚪可乐”，谁敢喝？
“麻婆豆腐”，翻译成“一个天花病后满脸麻子的老太太制作的豆腐”。“油炸臭豆腐”，翻译成“一块腐烂的发出臭味的豆腐用油炸过”，肯定把洋人食客吓走。
“红烧狮子头”，翻译成“把狮子的头经过酱油烧红”，也会使人目瞪口呆。
抗美援朝时，一位俄文翻译把飞机头部尖尖的突出部分，照原文意译为“飞机的鼻子”，倒也能使人明白何所指。当然，飞机最后边一部分，就是“飞机的屁股”了。
“你找谁？”“我找我！”
严冬，我穿上既厚实挡风又显得朴素大方的20元一件的棉质军大衣。可能象一个上访的老农民的一身打扮，进机关门时，门卫挡住问我：“你找谁？”我答道：“我找我！”他疑惑不解地盯着我，怀疑的目光追随着我。从此以后，这件老老实实的军大衣同我永别了。
贝多芬写过有名的诗：“生命诚可贵……”
在一次纪念贝多芬诞生多少周年的会上，中方主办人员致辞时，热情地高度评价了德国音乐家贝多芬，讲到在中国有许多听众会高唱他的《欢乐颂》时，中国的这位文化官员随机地又来了一段即席插话：“贝多芬的音乐，中国人很熟悉。同时，中国人也很熟悉贝多芬的诗，我们年轻时就背熟了贝多芬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座的中方音乐界的朋友们，为官员将德国音乐家贝多分与匈牙利诗人裴多斐混为一谈，而纷纷低下了头。
“查一查孙逸仙夫人干什么？”
纪登奎告诉过我，确实有一位文革中从基层工人直接提拔到国务院的直升飞机式干部，在接见外国代表团时，外国客人询问宋庆龄的近况：“请问孙逸仙夫人最近身体情况还好吗？”这位大官不知道孙逸仙就是孙中山，孙逸仙夫人乃是宋庆龄，就回头询问随员：“查一查孙逸仙夫人在干什么？”
被这位大官后来对记者否认的另一条传闻是一个外国医学代表团在会见这位大官时，外国客人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我国医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大官立即大声问道：“李时珍同志今天来了没有？”
山东打虎，山西打算盘
章含之说过一段故事，在等待外宾时，中方人员已到齐，闲得没事，外贸部长李强讲了一个小故事。话说有三人住店同宿一室，半夜中忽听得店小二大喊大叫：“门口来了一只大老虎。”此时屋内三人三个动作，有一个山东人做什么？拎着哨棒，推开门，奔向老虎，学武松打虎了。还有一个江苏人，做什么？保护自己，胆子较小，钻入床下了。最后一个山西人，做什么？打开包袱，取出算盘，拨上拨下，精打细算。算什么？他是晋商后代，细细算清虎皮、虎骨、虎肉、虎鞭等的价格，可卖多少钱。李强讲完，众人大笑，只见有人摆座在主席台上一笑不笑，原来是华主席——山西人。
石膏像打碎了，全体下跪请罪
文革中，一连战士紧跟着手捧毛主席石膏像以像代旗的高大旗手，排成一行鱼贯而行，整齐地走在田间小路上。战士们高唱着歌颂毛主席的革命歌曲的欢乐情绪突然中断，因为旗手捧着石膏像，没看清路上的牛屎，一下滑倒了，石膏像脱手了，粉碎了。可怜的悲哀的旗手惊呆了，痛心地跪下来向石膏像请罪，后面跟着的第二名战士立即保持一致地跪下来了，接着第二名、第三名跪下了，连长、指导员也跪下了，都在沉默地诚心地为石膏像的破坏而请罪。一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突然，连长一声号令：“前面村子里有紧急情况，立正、跑步前进！”进了村子，似乎没有出现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时，连长又命令一排长同他一起， “回到原路上继续搜索。”午饭后，全连行军再回到石膏像摔坏地点时，发现再也没有碎石膏片了。这位连长真有智慧。
口号千万别喊错
一位老干部获得“解放”，需要向文革中批判、斗争他、抄他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作一个触及灵魂的检查，低头认罪，承认批判是对的、斗争是对的、抄家也是对的，最后还要喊两句口号：“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他心里记住了，并多次练习了，熟悉了这两个口号，并一再提醒自己：“毛主席是万岁！”“刘主席是打倒！”千万不能弄颠倒了。第二天，开宽严大会，他作为“从宽”的典型，做了表态报告，革命群众似也谅解、可怜这个老头的低头认罪的态度，准备放他一马了。不料，他最后喊两个口号时，又弄错了，把“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的人名又给喊颠倒了。这一下，群众又来揪斗他，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又请他回牛棚了。
“紧接下页”、“此处大声念”
一位非执政党的干部在会上作报告，认真地老老实实地按秘书起草经所在单位党委批准的稿子念，照本宣科，一字不改。念到一段时，突然念：“刮弧”，“紧接下页！”听众还没有脑筋急转弯时，他又念：“刮弧完了。”到报告正文读完后，该喊口号时，他又念：“刮弧！”“此处大声念！”“刮弧完了。”然后再领着听众大喊了几个稿子上印好的口号。待口号喊完，群众热烈鼓掌的掌声平息之后，报告人又加上一句：“刮弧”“仅供报告人参考！”“刮弧完了！”
“我到安屁股门”
有一位西部地区来的老汉来京，最后挤上104路电车时，动作比车门关闭速度慢了一拍，屁股被留在车门外边。老汉大叫：“夹腚了！”售票员问他：“嘉定？”老汉说：“夹腚了！”售票员说：“你去嘉定，去坐往上海的火车呀！为什么上电车？”老汉指指在车门外的屁股说：“不是去嘉定。是夹腚了！”售票员说：“哦！夹住屁股了！”于是喊司机开门，放屁股进入车厢后，又教育西部老汉：“老大爷！对不起，夹了你的屁股！你记住，北京人不说腚，要把腚说成屁股，人家才懂。记住了吗？”老汉答：“记住了。北京人不准说定，要把腚说成屁股。”售票员说：“对！记好！别再说腚了。买票吧！到哪里去呀？老大爷！”老汉半天不敢说去什么站，又低声问了一句：“到北京，要把腚说成屁股？” 售票员肯定了这一规定，认真地说：“记住，把腚说成屁股。不要再说腚了。”老汉这下放心了，下定决心，大声地告诉售票员：“俺买张票到安屁股门！”即他要去的“安定门”。
小淘气改写龟兔赛跑
一个淘气的小男孩认真地对我讲龟兔赛跑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乌龟约好了一只兔子，举行第二次长跑比赛，请了狡猾的狐狸当裁判。比赛开始不久，小兔子就跑得远远的，看不见影子了，小乌龟在后面慢慢爬，追呀追呀，终于看到了小白兔在路边又睡觉了。小乌龟就努力地使劲往前爬，爬呀爬呀，终于爬到了终点。它以为它是冠军，可是狐狸裁判对它说：‘小乌龟，祝贺你得了第二名。’小乌龟很生气地说：‘狡猾的狐狸姐姐，你不公平！小白兔在路上睡觉呢！怎么会是第一名？！’狐狸笑了笑着说：‘小白兔上次赛跑，先睡觉，吃了亏，得了第二名。这次，小白兔先跑到终点，又返回去接你，半路上又睡觉了。’”
绅士“认屁”
2007年1月《青年参考》报介绍了考察英国绅士的试金石是 “认屁”。在大庭广众之中，你身边的高贵的小姐放了一个又响又臭的屁时，你敢不敢认屁？如果你是绅士风度的高贵绅士，你应该立即大声说明：“女士们、先生们，我很荣幸地通知各位，我非常痛快地又非常愉快地放了一个臭屁。由于造成了环境污染，我表示遗憾，并致以歉意。”当然，如果周围有十名绅士，在小姐屁声未停之际，一定会响起十位绅士异口同声的“认屁”，“对不起，这是我放的屁，不是小姐放的。”于是，绅士们得到了小姐的青睐。
看到外国绅士“认屁”的故事，又想起参观一个民族历史博物馆看到的“刑律”，习惯性不成文法。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位未婚女子如当众放屁，必须回家自杀。如当时全盘西化或开放改革，引进英国绅士“认屁”规则，那就可以挽救不少放屁而被迫自杀的女子了。惜哉！又联想起赵丹临终前留下“少干预”的遗言，被一位领导批判为“临死还放了一个臭屁！”幸亏20世纪进步的中国没有女子当中放屁需自杀的风俗，也没有来得及算帐，赵丹老先生就一走了之了。但是“臭屁”的警告，也使中国的文人们聪明起来了，以后放屁只准放上面喜欢听的很响的响屁，闻起来有异香的香屁，不放或少放赵丹式“臭屁”，因为中国“认屁”的绅士太少了，太少了……而由于放了“臭屁”而自杀的女子或男子，在古代和近代又太多了，太多了……
更无豪杰怕熊猫
西南曙光照耀文革山区后，有一文化水平不高的造反派扶摇直上，荣登县革委会主任宝座，从此需要在大会上作报告，报告之前必须念几段语录，每次还要换换新的，可惜他又不认识其中的字，更可怕的是他还不懂装懂，自以为是地胡念。有一次，秘书为他的报告选了两段他还没有亮过相的语录：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语录符合时间、地点和气势需要，但是他不懂“罴”就是一种熊。这位造反派读成：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猫！”
下一句的“郁郁葱葱”，他读成：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有有忽忽（悠悠乎乎！）。”
装鬼吓走鬼
《不怕鬼的故事》中介绍过一个书生晚上读书，深更半夜书桌前突然站着一个恶鬼，狰狞恐怖的怪脸，吓唬书生。书生学恶鬼样子，也装鬼脸，还拿毛笔把自己脸上也图得比鬼还黑、还怪、还可怕。鬼睁圆大眼睛，书生把眼睛也睁得大大的，你瞪我，我也瞪你！你会挤眉弄眼、张牙舞爪，我也挤眉弄眼，张牙舞爪。这样僵持了一阵，恶鬼无计可施，不好意思地退下场了。书生把鬼吓跑了。
文革中我一个同学在光机所被打成“四国特务”，因为他在东北伪国高学过日文，想当然是 “日本特务”；后来上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了俄文，想当然是“苏修特务”；毕业后，俄文没用，又学了英文，想当然是“美帝特务”；再内查外调，本人交待，有个远房亲戚与国民党特务有关系，他当然是“中国国民党特务”，这样成了四国特务。被批斗，被打得要死时，他也学《不怕鬼的故事》的书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他哀求打手：“我老实交待，我发展的特务名单，我只能同军管会主任本人谈。”于是，不打他了，晚上他向军管会主任交待了他发展的特务，就是当天打他最狠的打手。第二天，这个打手被定为特务，也挨打了，可是我的同学仍然继续遭到毒打。他于是又哀求新的打手：“我一定老实交待我发展的特务名单。但是，我只能同军管会主任本人谈。”这样，鞭打停止了。晚上，他又向军管委主任交待了他发展的另一名特务，就是第二天用鞭子抽他最狠的那位打手。到了第三天，第二个打手又成了特务，也挨专案组的皮鞭了，可是，我的同学仍然挨打，第三批打手仍然狠狠地行刑拷打，他只好又向打手哀求：“我一定老实交待我发展的特务名单。但是，我只能同军管会主任本人谈。”这样，刑讯逼供又停止了。晚上，他如法炮制，向军管会主任揭发，第三天残酷用刑的打手就是特务。军管会主任认定，他是为了假装革命毒打知情人，进行威胁。这样，第四天，这位打手同前两天的打手一起当成特务，也被关起来了。从此以后，我这位同学没有人敢于狠狠打他了，也没有被打残，打手们不敢再狠狠打他了。但是，他告诉我，改革开放后平反了，领导让他当日文翻译随团出访日本，他死活不愿去，经过组织批评教育，他勉强随团去了机场，登上了飞机。最后，他仍然坚决走下了飞机，不去日本。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们都不会日文，就我一个人翻译。下一次文革说我里通外国，我怎么说得清呀！？”
文革中毛泽东看笑话集
几年前我在北京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公开出版的一本书《毛泽东读过的笑话》，其中长长的“前言”介绍了文革中在何年何月何日从什么图书馆借来了什么版本的什么书名的笑话集，包括不太雅观的《笑林广记》的多种版本，总数不是几本，也不是几十本，而是上百本。集中借阅笑话集的时间，似为林彪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估计是心情不佳，需找些轻松好笑的书读读。《前言》介绍毛泽东借的笑话集，不仅从北京图书馆借，还从上海图书馆借，借到北京的笑话集都是孤本，印刷的字体偏小，不适于有眼疾的老人阅读，因此为毛泽东阅读《笑林广记》等笑话，又专门印刷大字本，这可能是古代笑话的编著者生前没有想到的死后殊荣。文革中，十亿人认真地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互相斗；造反有理，造了十年反，造成浩劫；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高举又高举，绝对不敢想，在北京除了印刷《毛选》、《语录》以外，还印刷了大字本的多种版本的《笑林广记》。
#p#狼来了的故事的启示，谎话只能说两次
1999年我乘22路公共汽车由牡丹园去西四，站在我旁边的两个女孩约八九岁，可能是二年级小学生，正在讨论她们感兴趣的各种“脑筋急转弯”的问题，高一点的女孩问稍胖一点的同伴：“狼来的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谎话只能说两次。”胖胖女孩毫不犹豫地干脆利落地作了回答。
北京很行、工商很行、交通很行、中国人民很行
有一位外地人到北京旅游回家后，友人来访，询问旅游观感。
友人问：“北京怎么样？”
主人答：“北京很多地方都写着：北京很行。”
友：“北京交通怎么样？”
主：“北京到处都是‘交通很行’。”
友：“北京工商业不错吗？”
主：“那还要说，不远都能看见‘工商很行’。”
友：“北京农业呢？”
主：“农业很行，多着呢！”
友：“北京真不错！”
主：“北京很行！”
友：“北京人真行。”
主：“北京好多街上都写了‘中国人民很行’！”
友（若有所思）：“你看见的是招牌吧？”
主：“是呀！”
友（顿悟）：“那是‘银行’吧！怎么是‘很行’呢？”
夜半鬼敲门
文革中张三出差途中，装有身份证的钱包在火车上被小偷偷走。小偷命不好，跳车逃跑时被压死，验尸后火化并按身份证通知家人和单位领取骨灰。老家召开了追悼会后几天，这位钱与身份证丢了的倒霉仁兄，在尽力完成出差任务后，半夜回到家。他轻轻地敲门，里面问：“谁？”他答：“我！”又问：“你是谁？”答：“我是张三呀！”问：“你要干什么？”张三答：“我要进屋里！”答：“你还要什么？你在外面说，我们一定办。你不要进来！”张三说：“我就是要进来！”……家里人审问了很久，才怀疑敲门的是死鬼索债，还是张三可能还活着，才开了个门缝，心惊胆战地审视了半天，明白了是人不是鬼。
鬼变洋娃娃
深夜，一位出租车司机开车经过据说经常有白衣女鬼出现的树林边，突然发现浓浓夜雾中有一白色人影，站在路中间拦住出租车。司机十分恐惧，心惊胆战地停下车，只见一个女鬼打开后门，啪的一声坐到后座上。司机回头一看，女鬼没影了。吓得他慌里慌张、急速开车逃跑。走了一半，偷偷地回头看看后座。只见一个大洋娃娃对他微笑，没有人，也没有鬼。他赶回出租汽车公司，下气不接上气地报告经理：“我半路上碰见鬼了！”经理问：“鬼在哪里？”司机说：“鬼……还在车里后座上。已经变成洋娃娃鬼了。”经理大声怒斥道：“你真是见鬼了！刚才一位女士打手机向公司投诉，说她在路中间拦了辆出租车，刚把洋娃娃丢上车，到路边拿箱子时，你把车开跑了！
美国学生给中文老师的伊妹儿（Email）
《世界日报》登过杨小滨的“一个美国学生给回国探亲的中文老师的伊妹儿Email”，照抄如下。
“您好杨老师；我是刘学生。我贵姓刘，您送给了我的名字。您活在中国的十间太九，我们都很失去您。放家，没有学校了。我的中文不但快快地坏了，我的体重而且慢慢地大了。
您的身体什么样？天气在北京怎么办？今天是星期末，您必须在用朋友玩儿？我猜？或者，做研究功课，勤勤奋奋？再次，我们真的失去您了。我们老老实实希望您来美国回得早。请让我们认识您的飞翔号码，所以我们可以去飞机场一起把您检起来。”
布什自己出自己洋相
美国电视有一个周末午夜搞笑的节目，像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那样，主持人搞笑，下边一帮现场观众哈哈大笑，千万电视观众开怀大笑，然后，十二点哗哗一响，大家笑嘻嘻地进入梦乡。有一次，这位主持人还请来布什总统来搞笑，他把媒体不断记录、挖苦他的在国内外讲话中弄错了人名、地点、时代、事件的失误集中起来，由他自己重新表演一通。有一次也把一位唱本国歌剧的总统的录相编辑成笑料，电视上放出一段段录相，总统张着大嘴怪模怪样、“啊……”、“呀……”、 “咦……”怪声怪调地唱着表演着，主持人跟着学，现场观众也跟着学，然后全场大笑，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也哈哈大笑，笑完就大睡。我周一见了一位美国教授： “为什么你们把总统、武装部队总司令变成电视上的小丑？多不严肃！”美国教授很严肃地说：“我们更喜欢小丑，比起暴君来。”
再见！祝大家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平平安安，真正幸福！相当健康，相当健康，相当健康！
姚监复
（2007年2月丁亥年正月于北京）
两会之后鲍彤先生申请姚监复来家吃咸菜，当局反问：“来得太多了吧？”鲍先生力争：“探监一月一次，姚监复一月来一次总可以了吧？”当局再问：“上次姚监复来，呆的时间太长，你们都讲什么了？”鲍先生回答：“姚监复的笑话多，我们听他讲笑话。”今年3月，姚监复终获去鲍家吃咸菜。
今年元旦收到姚先生新年贺信，姚氏风采暴露无遗，贺信本分上下篇29条目，下篇被网警封杀退回，后来又向姚先生索要，先生除送来下篇，又送来新辑成的21条目，丁亥新春全家大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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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欢庆新年的幸福日子里，大家笑对世界和亲人。在面对生活中的苦难与挫折时仍要以乐观态度笑对人生，以减少痛苦程度，增加度过苦难历程的信心。因此，要多寻找、发现、记住生活中的笑料。这还可以在欢乐的日子里，使朋友们更为欢乐。在迎接2007年新年和丁亥年春节之际，我从记忆的仓库中搜罗出一束笑料，有的可能是令人笑出眼泪的笑话，有的是含着眼泪的苦笑，却是真实的故事。真心献给关心我的网友们、读者和编辑们、特别是热情鼓励我的和尖锐批判我的网友们，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中更欢乐、更幸福、更成功、欢欢喜喜、和和谐谐、平平安安度过新的一年又一年！但愿下面的笑话能增加大年除夕夜和长假中网友们的欢快情绪！永远要笑对人生！祝福你们！
为欢乐而生，笑对人生吧！
“你这个披着狼皮的羊！”
1966年 6月文革伊始，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召开千人大会，第一次进行革命大批判，批斗我这个贴了几张大字报的“当权派”——秘书科副科长，还戴上了吓人的帽子：“6.23.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反革命事件的黑司令”，后来当然也平反了，一风吹掉了这个大帽子。许多批判发言我全忘记了，但是我记得批判会上黄工精彩的发言。这位平时爱同我笑嘻嘻地开个玩笑的南方人，拿着稿子大声地又紧张得音调有点发抖地念着报上抄下来的名句“披着羊皮的狼”时，扩音器里传出了他的怒吼声：“姚监复！你这个披着狼皮的羊！”
“我承认‘反动’，不过‘学术权威’不敢当。”
批斗红楼梦学术权威俞平伯时，造反派大喊：“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俞平伯必须老实交待！”俞平伯老实交待道：“反动，我承认，我认罪。不过，‘学术权威’，不敢当。”造反派又大喊：“你不老实！老实交待你的想法！”俞平伯又老实交待：“我一直不敢交待，我现在交待我一直想说的话：你刚才念的批判稿子中，有个字念错了，是个别字。”
“四海翻腾……，五洲震荡……”
文革中大批判会上最流行的开场白是人人必读的语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显示了放眼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豪情，一位热情而又懒惰秘书，为造反派头头起草发言稿时，一开始就用了这几句主席的诗句，自认为领导也背熟了，就把后面三个字省略了，来了几个省略号，但是又把圆点划成逗号了，成了“四海翻腾,, ,, ,,，五洲震荡,, ,, ,,。”最后，正式开大会时，造反派头头大声吼道：“四海翻腾，腾！腾！！腾！！！五洲震荡，荡！荡！！荡！！！”
“八只苍蝇，嗡嗡叫”
上一则笑料中的马大哈秘书，为造反派头头准备另一次批判会发言稿时，以狂草似怀素非怀素体写下了著名的诗词名句，“小小寰球，有几只苍蝇，嗡嗡叫。几声抽泣，几声凄厉。”可惜“几”字写得有些分散，似“八”又象“九”。于是，领导在台上念稿子时误念为：“有八只苍蝇！嗡嗡叫！”秘书一听，大事不好，出错了，赶紧告诉领导：“几只苍蝇。”造反派回头一瞪秘书，大喝一声：“几只苍蝇？八只！八只！”此时，台下听众也热情提醒领导：“几只苍蝇！”“几只苍蝇！”造反派领导一拍桌子，大吼一声：“几只苍蝇？毛主席说了：八只苍蝇！八只！”
“鬼叫！”“放狗屁！”
一老人带着小孙子走在山间夜路上，空谷幽静、阴暗，出奇地恐怖。原来走在后面的小孙子害怕后面有鬼，要求走在前面，老人同意。脚步声的回声，又使走在前面的小孙子误以为前面黑黝黝的大树为魔鬼，心跳加速，在十分惊恐中，老人忽然放了一个声音有点怪异的响屁。小孙子吓了一大跳，大叫一声：“鬼叫！”老人大喝一声，骂道：“放狗屁！”
赫鲁晓夫厕所放屁被监听
2006年12月21日凤凰卫视台《红都风云——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节目中，赫鲁晓夫之子回忆往事时讲到，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住在乡间别墅，仍被监视、监听。有一次赫鲁晓夫在厕所里放了一个大屁，忽然他听见外屋监听人员的哈哈笑声，可能是赫氏之屁声有点古怪而宏亮，使警察也蹩不住应掩饰的欢乐之情，竟然违反纪律失态笑出声来。此时，赫鲁晓夫怒吼道：“难道在厕所里放个屁，都不行吗？”
赫鲁晓夫说：“我就在你那个位置上！”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20大作关于批判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等错误的秘密报告时，会场中有一位代表大声喊道：“那时候你在哪里？”赫鲁晓夫对着喊声的方向厉声喝道：“请提问者站起来说！”提问者不敢站起来，全场哑然。这时，赫鲁晓夫手指着提问者的方位说：“那时，我就在你现在坐的位置上。”
“什么问题最重要？吃饭问题最重要。”
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一位健壮的教授在讲课时回忆了大串联中念语录吃饭的经验。他说，当年他正值长身体，吃得很多的青年时代，到太原串联可在红卫兵接待站免费吃饭，但必须先念一段语录。对答如下：
北京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七两！”
太原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节约闹革命。’”瞪眼看着要饭的红卫兵，不盛饭。
北京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六两！”
太原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节约闹革命。’”仍瞪眼，不动手盛饭。
于是，北京红卫兵只好再降格以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五两！”
太原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节约闹革命。’”仍拒不盛饭。
胖胖的肚子大的北京红卫兵想想“三、四两吃不饱”，但又无可奈何，不知所措时，后面的红卫兵战友提醒他：“另外讲一句语录。”
于是，北京红卫兵计上心来，大声喊道：“最高指示：‘什么问题最重要？吃饭问题最重要！’七两！！”
太原红卫兵立即应时答曰：“最高指示：‘为人民服务！’给你，七两！！”
“不许放屁”
文革中传颂最广、反映最强烈、印象最深刻的主席诗词中的名句是讽刺、挖苦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诗词：“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的名句。在农村传达、学习这段名句时，一位老农民提出一个简单而生活气息很浓的问题：“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这煮得烂吗？”支部书记立即厉声叱道：“你没有读下一句 ‘不许放屁’吗？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当然煮不烂，消化不好，屁多。怪不得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不许放屁！”有位当年上山下乡的女红卫兵告诉我说，当年这些女知青白天学习了这段诗句以后，每天晚上集体在高山上齐声大喊：“不—许—放屁！”接着漫山遍野连续不断地发出响亮的回声：“放屁！”“放屁！”“放屁！”
“林彪偷了三只鸡，跑到温都尔，出了一身汗，摔死了。”
林彪叛逃摔死后，逐级传达文件还不准记录，又要口头往下传达，难倒了一些农村支部书记。上级要求每位支部书记最后只记下主要内容：“林彪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他带着老婆叶群，乘坐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最后，一位文化水平和记忆能力都不高，但善于自圆其说，自己编故事的农民支书，一路上把传达内容编得较为圆满后，非常自信地向党员如实传达了林彪事件。他说：“林彪这个秃子，光着屁股慌慌张张地逃跑了。临走时，林彪偷了马克思的一件大衣，披着列宁的外衣跑的。跑走时，林彪还乘机去捞了三只鸡和一群老婆。跑呀跑的，把这个秃小子累得要命，跑到温都尔，出了一身汗，就摔死了！”
“四菜一汤，凉菜不算。”
有次在南方就餐时，负责招待的官员抱歉地向京城官员解释说：“今天，不能上红焖大虾了。对不起，只有卤大虾，上凉菜了。”京城官员随从问：“为什么虾是凉菜，不上热菜？”南方官员说明原因：“最近中央有文件，只准四菜一汤。因此，只能上四个热菜。”“那么，你为什么又上了卤大虾？”答道：“中央文件写明了：‘四菜一汤，凉菜不算。’因此，就不上红焖大虾了。”回京后一查文件，确系如此，写道：“四菜一汤（凉菜不算）。”还有次在北方就餐，桌子上只有四个大盆子热菜，但是吃了一点点，服务员就端下去了，又放上四盆新的不同的佳肴美味。北京客人问道：“为什么没吃多少，就端走了？”北方主人答道：“中央文件，招待客人，只能四菜一汤。我们桌子上永远只是四个菜。”北京客人叹道：“聪明。这是动态的四菜一汤。”还有次在西部，每个人面前放一个菜，主人说：“中央有文件，四菜一汤。我们执行中央文件很坚决，一人只一个菜。”客人说：“怎么每个人菜不一样？”主人故作惊奇状说：“哎呀！菜不一样呀！那大家把菜盆子往前推一推，一起吃！”一人一菜变成了十菜一汤了。
“停一停！热烈鼓掌！”
一位局长历来作报告比较呆板，无重音和抑扬顿挫地死念稿子，善于将听众催人入睡，在报告中催眠了，少数人打呼噜进入梦乡。秘书为了改变这种会场秩序，在下一个报告中加上一段慷慨激昂、催人奋进并有物质刺激的精彩讲话，然后在这段讲话结束处加上提示：“（停一停。热烈鼓掌。）”要局长念到此段时，不要连着念，使听众有时间鼓鼓掌。果然，局长报告这段话激发了听众鼓掌热情，极为罕见又极为热烈地开始响起一阵阵掌声。面对这种热烈鼓掌的场面，局长继续沉着冷静地死念稿子，举起右手对着听众大声念道：“括弧！停一停！”于是会场中刚刚爆发的掌声嘎然而止，停了下来。然后局长又念道：“热烈鼓掌！”但是，刚才让“停一停”的急刹车的掌声马上启动不起来，只有零星的轻轻的残余的几声掌声在大厅回响。局长旁若无人地又平铺直叙地念道：“括弧完了。”
“天上掉下来的！还有一个‘嘛’！”
一位文化水不高的造反派，当上了文革的革委会主任，又喜欢在会上作作报告念念大批判稿和语录，但是又不注意有时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在下一页。有次，他念语录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又指指天花板，自以为理解了文章真义后得意地继续念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再翻过一页，看到上面第一行的第一个字“嘛？”他又大声说：“呦！还有他妈的一个‘嘛’！”秘书接受教训，在他的报告或书上类似情况下用铅笔写上三个字，注明：“翻过来。”革委会主任又一次报告中又将这三个字念了出来，念成：“十月革命一声炮，翻过来响！”
#p#“对！要发展马户驴！”
秘书为处长起草报告时，书法不高明，常被误读，引起误解。有次处长念道：“我们要发展畜牧业，增加牛、马、骡、驴。”时，说成：“要多多生产马户”。因为秘书把马与户写得间隔太大了。秘书说： “驴！”处长立即应时答曰：“对！要发展马户驴！”处长念念报告又喊道：“我们要发扬苦干加二十三干的精神！”秘书把“巧”字写得太草了，象“23”。秘书又提醒：“巧干！”处长接着说：“对！二十三干加上巧干，那就是二十四干的精神了！”
“蒋小毛”被勒令改名为“毛小蒋”
小猫、小狗，阿狗、阿猫……之类的小孩小名，是大人期望小孩子能象小动物一样顺利、平安地生长、长大。小猫、小狗们长大了学名就叫“小毛”。上海红卫兵蒋小毛在大串联时到了杭州，半夜时分，杭州立即召开批斗蒋小毛的现场会。红卫兵从登记本上查出他的名字，认为存在有损毛主席威信和抬高蒋介石身价的严重政治问题，在批斗以后，勒令“蒋小毛”立即改名为“毛小蒋”。蒋小毛本人曾在报上回忆此段经历。
永远健康，比较健康和勉强健康
纪登奎曾对我讲过一段真实的故事。文革中贵州省第一任革委会主任李再含在任时，曾经允许在群众大会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和“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祝福口号之后，加上一句“敬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周总理曾让纪登奎从贵州调来录音审查，证明确实喊过此口号。我问，那是不是给李再含什么处分呢？纪登奎说，后来也没有给他处分，只是不准他以后再这样喊了。不能毛林以后接着就是你比较健康的口号了。人家只讲是小月亮，只不过反射北京红太阳的光芒。北京领袖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李再含要求不过是“比较健康”而已。不算错误，但是，也不准他喊排在毛林之后“比较健康”了。
2003年在一次与贵州客人聚会时，我谈到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的故事，大家哄堂大笑后，朱厚泽说我：“是你编的吧？我当过贵州省委书记，怎么不知道这个口号？”我讲：“这是1967年夺权高潮后一段时期的流行颂词。那时你在那里？”朱厚泽说：“那时我在劳改。”我讲：“可能你没有权利同革命群众一起祝福统帅、副统帅和省军区司令员的健康。”在座的贵州的一位县委书记说：“老姚讲的是真的。我们县当年几万人开群众大会时，在祝福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之后，我们大家都喊过：‘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的口号。”县委书记又补充一句：“我们还要再加上一句祝福县革委主任的口号。”我赶紧问：“比较健康之后，祝福什么健康呢？”县委书记说：“敬祝县革委主任张三同志身体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几万人同声严肃而热情地高声祝福领导“比较健康”和“勉强健康”。
迪斯科和喇叭裤
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原农机部副部长项南对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位负责意识形态的大人物批评项南宣传迪斯科和喇叭裤，并要他读一篇苏联《共青团真理报》批判迪斯科、喇叭裤是西方文化全盘西化的文章。项南讲，他给这位大人物写了一封回信，说喇叭裤是我们唐朝的中国文化，敦煌壁画里的人物好多都是穿的喇叭裤，如《丝路花雨》中国女孩的裤子。喇叭裤这是西方人学中国的，怎么中国文化成了西方文化？不是“西化”，是“中化”。至于搂搂抱抱的交谊舞，从延安起就可以跳，对于迪斯科就更不必反对，因为跳迪斯科，男女二人不接触、不拉手，相隔的距离比交际舞更远一些，因而也更文明。所以，如果不反对跳交际舞，就更不必反对跳迪斯科。项南讲这个故事时哈哈大笑，很幽默，也很得意。可是他不知道，他这封信肯定刺伤了这位大人物的自尊心。他也没有预料到，不是所有人都有宽广的胸襟，他有可能会遭到有朝一日必然会出现的报复。
“”谆谆教导”与“不是请客，就是吃饭”
当年在文革中，有位工厂的文革小组组长念《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的“孙中山先生临终时谆谆教导我们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时，把“谆谆”读成“哼哼”。有人教他：“读‘谆 ’，不念‘哼！’”他反驳道：“一个人临死了，一边哼哼着，一边哼着说话、革命哼哼尚未成功，同志哼哼仍须努力。怎么会是‘谆谆’呢？”还有位来自西部某市的青年，改不掉当地的口头语“就是”，说话中每句话都加上几个“就是”。他念语录就读成“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
点头右派、摇头右派
某机关有两人脖子有病，一人经常地作轻微地点头状，另一人经常地轻微地作摇头状。两人均被定为右派。批判会上主要定性的理由是，一人看右派反党大字报似在连连点头；另一人看批判、反击右派的大字报时似在连连摇头。因此一人为“点头右派”，另一人为“摇头右派”。在最后确定右派数量时，发现不足5%指标，尚差一人，会上大家沉默不语，推选不出最后一个右派时，有人内急，赶忙去洗手间，回会场后发现在他走出会场以后，便被其他人一致同意定为右派，称为“小便右派”。还有个单位，也是久拖不决时，主持会的支部书记说：“那就报我一个吧！”就真定为右派。2006年12月乘火车由广州回京的邻坐旅客告诉我，他的父亲在福建A县交通局工作，布置会场时，他说了一句“把凳子都放在右边”。因此也被定为右派分子。
从正面说
我第一次受命为党委办公室写一个向上汇报的简报，报告本单位运动开始以来大字报处理情况。我如实写道：“从运动发动开始一个月，全机关共贴出1000张大字报，其中95%尚未处理。”党委书记看了我写的简报初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以后说：“姚监复，你入党好多年了，怎么不知道我们党的传统，不懂得要从正面说这条写材料的基本原则？”他看我一脸茫然，又耐心教导我：“知道曾国藩修改秘书给皇帝的战报的故事吗？曾国藩的秘书写的报告是：‘屡战屡败’。曾国藩改成‘屡败屡战’。这样一改，报告从肯定挨批评变成肯定受表扬。”为了给我作示范，党委书记把我写的简报改了一下：“从运动发动开始仅一个月，全机关已贴出1000张大字报，其中5%已经迅速处理完毕，剩余部分正在处理中。”
坦白从宽是犯罪
为了新农村建设，A县宣传部门下达B村刷写大标语1000 平方米，以美化村容，宣传荣耻观。由于农村没有连绵不断的长墙和标语牌，有的标语只能写在相隔甚远的农户墙上。有一幅标语写的是“坦白从宽是犯罪”。我不解其意、莫名其妙，请问村支书：“此口号出处是什么？”支书答曰：“上级文件。”我问他：“这意思不全面、不准确吧！？”他说：“农民房子小，写不下大标语，是没完。你再往前走，看见前面房子的墙上的后半句标语了吧？”我近视，走近了，才看清后半句标语口号：“分子的唯一出路。”原来把“坦白从宽是犯罪分子的唯一出路”的口号一分为二了。
在国外星期天穿黑西装上街，路人均志哀。
20年前出国时，代表团由公家发制装费，统一指定商店、统一格式、颜色，全团一模一样地整整齐齐着装，如同军队出操。星期天，我们团也是整装、正装出去逛公园、商场，在大街上走时，发现路人均面有哀色、严肃而同情地看着我们。在周末他们都是穿着随便，花花绿绿的T恤、衬衫、短袖便装，女士们则裙子、牛仔裤、短上衣，热情奔放、笑声连片。而我们，街上也只有我团全体团员穿着深黑色西装、深色领带、黑色皮鞋正装集体上街游玩。原来这些外国人看到星期天我们如此打扮，误以为我们是办丧事，因此均严肃、同情地向我们投来一束束哀悼与祝福升天的目光。
台湾教授说大陆官员思想真开放
我曾听见台湾一位大学教授赞颂大陆官员思想解放、真正开放，他说，他会见大陆一位局长时，局长亲切地询问：“你的夫人做什么工作？”台湾教授回答道：“我的太太也是教授。”然后也反问一句：“你的夫人做什么工作？”大陆局长随口应对道：“我的爱人下海了！”这位台湾教授大吃一惊，不敢再提问、对话了。然后他悄悄告诉我：“这位官员真开放。”我问他，为什么这么高的评价大陆官员的思想？台湾教授说：“我问局长，他夫人做什么工作。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反而把他的隐私都告诉我了。”我问他：“什么隐私？”台湾教授说：“台湾话‘爱人’是情人，‘下海’是当舞女。局长把他的情人在当舞女的事告诉我们这些客人。思想多开放呀！”
真是大便饭
一位学中国话的外国留学生应邀到中国老师家里吃饭，坐到桌前准备开饭时，中国老师习惯性地客气、谦虚一下，指着桌子上的八菜一汤说：“这是一顿便饭，没什么菜，不成敬意。”外国留学生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客客气气地致谢辞：“可怜（爱）的老师，你请我吃的 ‘便饭’，有这么多好看的大菜，真是一个‘大便饭’！”
检阅仪仗队时，甩出右手的同时迈开了右脚
有位官员检阅南亚一个国家的仪仗队时，有点紧张、疲劳。他慌慌张张地在军乐团开始奏乐时，右手一甩的同时，右脚也迈出了一步。这样，他就按着鼓点一顺一顺地、先出右手右脚，又出左手左脚，一步一晃地走完红地毯，象动画片的可爱的小动物一样，令人难忘。
报社寄给我一元稿费
有次我去湖北调查，发现有个拖拉机站站长自费为全站驾驶员每人订了一份“中国农机化报”。我把这情况告诉了编辑，他又把25个字的这句话编入“简讯”栏，发表了。作为公开发表的稿件，严肃认真的会计按字数计算了稿费，四舍五入，再从优付酬，同其他稿件一起从邮局正式汇到各位作者的工作单位。因此，有一天我一到办公室，办事员就大喊：“姚监复，汇款单！一万元！”一位年轻的同志抢过去一看，又喊：“姚监复，汇款单！1000元！”又一个年老的同志看了一眼，又喊：“姚监复，汇款单！100元！”然后交给我说：“你自己看，多少钱！”我一看：“1.00元！”按每千字当时20元的标准，25个字只应有0.5元，会计已经多给我了一倍，凑够了1元钱，还正式通过邮局寄到“北京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姚监复。”由于尊重报社如此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也很认真地到邮局，领回了这一元钱的稿费。
用俄文回答美国人的英文、用中文同老外对话
上个世纪 80年代初期，北京农机化学院的曾德超教授找到了当年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美国朋友，在湖南长沙召开了一次主题为农业国工业化的国际性研讨会。我的一位朋友是留学苏联的高材生，又当过所长、厅长，向会议提供了相当有份量的论文，因此也敢于同外国学者交谈，谈得很投机、热烈，就像英文很好的曾教授用英语同外宾交流一样地熟练。我走到他后面，听他讲什么，只听他哇里哇啦不断地讲他在苏联学的俄文，非常流利，一点都不打磕巴。美国专家瞪着眼盯着我的中国朋友，脸上浮现着认真、热情而专注的神色，我的朋友在每一段演说停顿时，美国人都有礼貌地点点头，又“恩恩恩”几声。看了、听了一段他们的对话以后，我断定美国人不太懂俄文，只是讲讲礼貌点头而已，我悄悄地对我的朋友说：“你讲的是俄文。”他说：“我还以为他是苏联人！”反正，外国人鼻子都高，长相差不多，他讲俄文，美国人也点头。
至于我自己，吴象先生在他公开出版的书中也有记述，在他的《人在山水中》一书274页“法兰克福和科隆忆旧”一文中写道： “我们中国农业代表团1984年夜游美茵河，“乘坐一艘大型豪华游船，人很多很拥挤，我们代表团竟被挤散了，进到一个舱室，找座位坐下，只有姚监复、余展和我在一起，团长武少文、霍臣和翻译都不见了。桌上有丰盛的点心和水果，可以任意食用。欧洲人在我们看都差不多，分不清是哪个国家的，没有翻译，无法交谈。但这些热情的‘老外’见了我们中国人都主动趋前问长问短，我和余展只好笑着比划手势，不知怎么回答。姚监复稍懂一点俄文，还在自修德文，英文也马马虎虎来几句。我原以为他这两下子是无法同老外交谈的，不料他却勇敢地站了出来，毫不犹豫地当了翻译。又是德文，又是英文，不行了再来几句中国话带手势，居然半通不通地为双方作了沟通，正因为半通不通，似懂非懂；不时引发哈哈大笑，但友好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互不知道姓名，可说是萍水相逢，却给人留下了热情友好的印象。”
虽然，我向老外讲了中文，比我的朋友讲俄文更令吴象先生难忘，17年后在书中还写上一大段。不过，我也可以为自己辩护，因为中文是联合国规定的通用语言。但这则笑话是想劝年轻人一定要好好掌握外语，最好还会第二外语，免得再出类似的洋相。
听高一级领导的意见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位很好的好人，很诚恳地真心劝我：“姚监复，你有一个缺点不改的话，将来对你很不利。为什么你总要有你自己的观点呢？领导讲了话，你又来了你的观点，还引用党中央的文件、毛主席的话，有时又举些下面调查的例子，似乎你的观点还有道理。这样不好，对你的将来不好。”我问他：“应当怎么办？” 他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听高一级领导的意见。”
多少年过去了，黑发变白又脱光了，我悟性忽然的来了，懂得了我的这位好心的领导是要我注意“效果”。因为，听上一级领导的意见办事，如果对了，我就加倍地对了，既办好了事，又听了上一级领导的话。如果错了，也不是我的错，因为我是忠实地执行了上一级领导的意见，我是听话的，是同上一级领导保持一致的。反之，如果我不听上一级领导的话，不按他的具体指示办事、不照办照抄地执行，自认为符合更高的上级的指示精神和下面的实际情况，一旦错了，我就加倍错了，既把事情搞糟了，又不听上一级领导的话，笨上加笨，蠢上加蠢，傻瓜中的大傻瓜。万一我办对了，我自以为比这位高一级的领导高明，那好，这一次不听高一级领导的话侥幸没出现错误、罪过，算我逃开了责罚。但是，记性很好的领导不会忘记你不听话的坏习惯，像猎人一样盯着你，等待着，总有一天有那么一次我又不听高一级领导的最高指示，而且真正把事搞砸了，坏事了，出现后果严重的错误时，这位高一级的领导一定会新帐老帐加上复利息、高利率一起算帐，把我狠狠地打下十八层地狱。到老了，才悟出“听高一级领导意见”的现实意义。
2006年12月31日于北京北沙滩
#p#翻译的笑话
“可口可乐”，最早的一个被废弃的译文是“蝌蚪”。如果真变成“蝌蚪可乐”，谁敢喝？
“麻婆豆腐”，翻译成“一个天花病后满脸麻子的老太太制作的豆腐”。“油炸臭豆腐”，翻译成“一块腐烂的发出臭味的豆腐用油炸过”，肯定把洋人食客吓走。
“红烧狮子头”，翻译成“把狮子的头经过酱油烧红”，也会使人目瞪口呆。
抗美援朝时，一位俄文翻译把飞机头部尖尖的突出部分，照原文意译为“飞机的鼻子”，倒也能使人明白何所指。当然，飞机最后边一部分，就是“飞机的屁股”了。
“你找谁？”“我找我！”
严冬，我穿上既厚实挡风又显得朴素大方的20元一件的棉质军大衣。可能象一个上访的老农民的一身打扮，进机关门时，门卫挡住问我：“你找谁？”我答道：“我找我！”他疑惑不解地盯着我，怀疑的目光追随着我。从此以后，这件老老实实的军大衣同我永别了。
贝多芬写过有名的诗：“生命诚可贵……”
在一次纪念贝多芬诞生多少周年的会上，中方主办人员致辞时，热情地高度评价了德国音乐家贝多芬，讲到在中国有许多听众会高唱他的《欢乐颂》时，中国的这位文化官员随机地又来了一段即席插话：“贝多芬的音乐，中国人很熟悉。同时，中国人也很熟悉贝多芬的诗，我们年轻时就背熟了贝多芬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座的中方音乐界的朋友们，为官员将德国音乐家贝多分与匈牙利诗人裴多斐混为一谈，而纷纷低下了头。
“查一查孙逸仙夫人干什么？”
纪登奎告诉过我，确实有一位文革中从基层工人直接提拔到国务院的直升飞机式干部，在接见外国代表团时，外国客人询问宋庆龄的近况：“请问孙逸仙夫人最近身体情况还好吗？”这位大官不知道孙逸仙就是孙中山，孙逸仙夫人乃是宋庆龄，就回头询问随员：“查一查孙逸仙夫人在干什么？”
被这位大官后来对记者否认的另一条传闻是一个外国医学代表团在会见这位大官时，外国客人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我国医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大官立即大声问道：“李时珍同志今天来了没有？”
山东打虎，山西打算盘
章含之说过一段故事，在等待外宾时，中方人员已到齐，闲得没事，外贸部长李强讲了一个小故事。话说有三人住店同宿一室，半夜中忽听得店小二大喊大叫：“门口来了一只大老虎。”此时屋内三人三个动作，有一个山东人做什么？拎着哨棒，推开门，奔向老虎，学武松打虎了。还有一个江苏人，做什么？保护自己，胆子较小，钻入床下了。最后一个山西人，做什么？打开包袱，取出算盘，拨上拨下，精打细算。算什么？他是晋商后代，细细算清虎皮、虎骨、虎肉、虎鞭等的价格，可卖多少钱。李强讲完，众人大笑，只见有人摆座在主席台上一笑不笑，原来是华主席——山西人。
石膏像打碎了，全体下跪请罪
文革中，一连战士紧跟着手捧毛主席石膏像以像代旗的高大旗手，排成一行鱼贯而行，整齐地走在田间小路上。战士们高唱着歌颂毛主席的革命歌曲的欢乐情绪突然中断，因为旗手捧着石膏像，没看清路上的牛屎，一下滑倒了，石膏像脱手了，粉碎了。可怜的悲哀的旗手惊呆了，痛心地跪下来向石膏像请罪，后面跟着的第二名战士立即保持一致地跪下来了，接着第二名、第三名跪下了，连长、指导员也跪下了，都在沉默地诚心地为石膏像的破坏而请罪。一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突然，连长一声号令：“前面村子里有紧急情况，立正、跑步前进！”进了村子，似乎没有出现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时，连长又命令一排长同他一起， “回到原路上继续搜索。”午饭后，全连行军再回到石膏像摔坏地点时，发现再也没有碎石膏片了。这位连长真有智慧。
口号千万别喊错
一位老干部获得“解放”，需要向文革中批判、斗争他、抄他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作一个触及灵魂的检查，低头认罪，承认批判是对的、斗争是对的、抄家也是对的，最后还要喊两句口号：“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他心里记住了，并多次练习了，熟悉了这两个口号，并一再提醒自己：“毛主席是万岁！”“刘主席是打倒！”千万不能弄颠倒了。第二天，开宽严大会，他作为“从宽”的典型，做了表态报告，革命群众似也谅解、可怜这个老头的低头认罪的态度，准备放他一马了。不料，他最后喊两个口号时，又弄错了，把“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的人名又给喊颠倒了。这一下，群众又来揪斗他，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又请他回牛棚了。
“紧接下页”、“此处大声念”
一位非执政党的干部在会上作报告，认真地老老实实地按秘书起草经所在单位党委批准的稿子念，照本宣科，一字不改。念到一段时，突然念：“刮弧”，“紧接下页！”听众还没有脑筋急转弯时，他又念：“刮弧完了。”到报告正文读完后，该喊口号时，他又念：“刮弧！”“此处大声念！”“刮弧完了。”然后再领着听众大喊了几个稿子上印好的口号。待口号喊完，群众热烈鼓掌的掌声平息之后，报告人又加上一句：“刮弧”“仅供报告人参考！”“刮弧完了！”
“我到安屁股门”
有一位西部地区来的老汉来京，最后挤上104路电车时，动作比车门关闭速度慢了一拍，屁股被留在车门外边。老汉大叫：“夹腚了！”售票员问他：“嘉定？”老汉说：“夹腚了！”售票员说：“你去嘉定，去坐往上海的火车呀！为什么上电车？”老汉指指在车门外的屁股说：“不是去嘉定。是夹腚了！”售票员说：“哦！夹住屁股了！”于是喊司机开门，放屁股进入车厢后，又教育西部老汉：“老大爷！对不起，夹了你的屁股！你记住，北京人不说腚，要把腚说成屁股，人家才懂。记住了吗？”老汉答：“记住了。北京人不准说定，要把腚说成屁股。”售票员说：“对！记好！别再说腚了。买票吧！到哪里去呀？老大爷！”老汉半天不敢说去什么站，又低声问了一句：“到北京，要把腚说成屁股？” 售票员肯定了这一规定，认真地说：“记住，把腚说成屁股。不要再说腚了。”老汉这下放心了，下定决心，大声地告诉售票员：“俺买张票到安屁股门！”即他要去的“安定门”。
小淘气改写龟兔赛跑
一个淘气的小男孩认真地对我讲龟兔赛跑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乌龟约好了一只兔子，举行第二次长跑比赛，请了狡猾的狐狸当裁判。比赛开始不久，小兔子就跑得远远的，看不见影子了，小乌龟在后面慢慢爬，追呀追呀，终于看到了小白兔在路边又睡觉了。小乌龟就努力地使劲往前爬，爬呀爬呀，终于爬到了终点。它以为它是冠军，可是狐狸裁判对它说：‘小乌龟，祝贺你得了第二名。’小乌龟很生气地说：‘狡猾的狐狸姐姐，你不公平！小白兔在路上睡觉呢！怎么会是第一名？！’狐狸笑了笑着说：‘小白兔上次赛跑，先睡觉，吃了亏，得了第二名。这次，小白兔先跑到终点，又返回去接你，半路上又睡觉了。’”
绅士“认屁”
2007年1月《青年参考》报介绍了考察英国绅士的试金石是 “认屁”。在大庭广众之中，你身边的高贵的小姐放了一个又响又臭的屁时，你敢不敢认屁？如果你是绅士风度的高贵绅士，你应该立即大声说明：“女士们、先生们，我很荣幸地通知各位，我非常痛快地又非常愉快地放了一个臭屁。由于造成了环境污染，我表示遗憾，并致以歉意。”当然，如果周围有十名绅士，在小姐屁声未停之际，一定会响起十位绅士异口同声的“认屁”，“对不起，这是我放的屁，不是小姐放的。”于是，绅士们得到了小姐的青睐。
看到外国绅士“认屁”的故事，又想起参观一个民族历史博物馆看到的“刑律”，习惯性不成文法。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位未婚女子如当众放屁，必须回家自杀。如当时全盘西化或开放改革，引进英国绅士“认屁”规则，那就可以挽救不少放屁而被迫自杀的女子了。惜哉！又联想起赵丹临终前留下“少干预”的遗言，被一位领导批判为“临死还放了一个臭屁！”幸亏20世纪进步的中国没有女子当中放屁需自杀的风俗，也没有来得及算帐，赵丹老先生就一走了之了。但是“臭屁”的警告，也使中国的文人们聪明起来了，以后放屁只准放上面喜欢听的很响的响屁，闻起来有异香的香屁，不放或少放赵丹式“臭屁”，因为中国“认屁”的绅士太少了，太少了……而由于放了“臭屁”而自杀的女子或男子，在古代和近代又太多了，太多了……
更无豪杰怕熊猫
西南曙光照耀文革山区后，有一文化水平不高的造反派扶摇直上，荣登县革委会主任宝座，从此需要在大会上作报告，报告之前必须念几段语录，每次还要换换新的，可惜他又不认识其中的字，更可怕的是他还不懂装懂，自以为是地胡念。有一次，秘书为他的报告选了两段他还没有亮过相的语录：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语录符合时间、地点和气势需要，但是他不懂“罴”就是一种熊。这位造反派读成：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猫！”
下一句的“郁郁葱葱”，他读成：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有有忽忽（悠悠乎乎！）。”
装鬼吓走鬼
《不怕鬼的故事》中介绍过一个书生晚上读书，深更半夜书桌前突然站着一个恶鬼，狰狞恐怖的怪脸，吓唬书生。书生学恶鬼样子，也装鬼脸，还拿毛笔把自己脸上也图得比鬼还黑、还怪、还可怕。鬼睁圆大眼睛，书生把眼睛也睁得大大的，你瞪我，我也瞪你！你会挤眉弄眼、张牙舞爪，我也挤眉弄眼，张牙舞爪。这样僵持了一阵，恶鬼无计可施，不好意思地退下场了。书生把鬼吓跑了。
文革中我一个同学在光机所被打成“四国特务”，因为他在东北伪国高学过日文，想当然是 “日本特务”；后来上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了俄文，想当然是“苏修特务”；毕业后，俄文没用，又学了英文，想当然是“美帝特务”；再内查外调，本人交待，有个远房亲戚与国民党特务有关系，他当然是“中国国民党特务”，这样成了四国特务。被批斗，被打得要死时，他也学《不怕鬼的故事》的书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他哀求打手：“我老实交待，我发展的特务名单，我只能同军管会主任本人谈。”于是，不打他了，晚上他向军管会主任交待了他发展的特务，就是当天打他最狠的打手。第二天，这个打手被定为特务，也挨打了，可是我的同学仍然继续遭到毒打。他于是又哀求新的打手：“我一定老实交待我发展的特务名单。但是，我只能同军管会主任本人谈。”这样，鞭打停止了。晚上，他又向军管委主任交待了他发展的另一名特务，就是第二天用鞭子抽他最狠的那位打手。到了第三天，第二个打手又成了特务，也挨专案组的皮鞭了，可是，我的同学仍然挨打，第三批打手仍然狠狠地行刑拷打，他只好又向打手哀求：“我一定老实交待我发展的特务名单。但是，我只能同军管会主任本人谈。”这样，刑讯逼供又停止了。晚上，他如法炮制，向军管会主任揭发，第三天残酷用刑的打手就是特务。军管会主任认定，他是为了假装革命毒打知情人，进行威胁。这样，第四天，这位打手同前两天的打手一起当成特务，也被关起来了。从此以后，我这位同学没有人敢于狠狠打他了，也没有被打残，打手们不敢再狠狠打他了。但是，他告诉我，改革开放后平反了，领导让他当日文翻译随团出访日本，他死活不愿去，经过组织批评教育，他勉强随团去了机场，登上了飞机。最后，他仍然坚决走下了飞机，不去日本。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们都不会日文，就我一个人翻译。下一次文革说我里通外国，我怎么说得清呀！？”
文革中毛泽东看笑话集
几年前我在北京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公开出版的一本书《毛泽东读过的笑话》，其中长长的“前言”介绍了文革中在何年何月何日从什么图书馆借来了什么版本的什么书名的笑话集，包括不太雅观的《笑林广记》的多种版本，总数不是几本，也不是几十本，而是上百本。集中借阅笑话集的时间，似为林彪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估计是心情不佳，需找些轻松好笑的书读读。《前言》介绍毛泽东借的笑话集，不仅从北京图书馆借，还从上海图书馆借，借到北京的笑话集都是孤本，印刷的字体偏小，不适于有眼疾的老人阅读，因此为毛泽东阅读《笑林广记》等笑话，又专门印刷大字本，这可能是古代笑话的编著者生前没有想到的死后殊荣。文革中，十亿人认真地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互相斗；造反有理，造了十年反，造成浩劫；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高举又高举，绝对不敢想，在北京除了印刷《毛选》、《语录》以外，还印刷了大字本的多种版本的《笑林广记》。
#p#狼来了的故事的启示，谎话只能说两次
1999年我乘22路公共汽车由牡丹园去西四，站在我旁边的两个女孩约八九岁，可能是二年级小学生，正在讨论她们感兴趣的各种“脑筋急转弯”的问题，高一点的女孩问稍胖一点的同伴：“狼来的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谎话只能说两次。”胖胖女孩毫不犹豫地干脆利落地作了回答。
北京很行、工商很行、交通很行、中国人民很行
有一位外地人到北京旅游回家后，友人来访，询问旅游观感。
友人问：“北京怎么样？”
主人答：“北京很多地方都写着：北京很行。”
友：“北京交通怎么样？”
主：“北京到处都是‘交通很行’。”
友：“北京工商业不错吗？”
主：“那还要说，不远都能看见‘工商很行’。”
友：“北京农业呢？”
主：“农业很行，多着呢！”
友：“北京真不错！”
主：“北京很行！”
友：“北京人真行。”
主：“北京好多街上都写了‘中国人民很行’！”
友（若有所思）：“你看见的是招牌吧？”
主：“是呀！”
友（顿悟）：“那是‘银行’吧！怎么是‘很行’呢？”
夜半鬼敲门
文革中张三出差途中，装有身份证的钱包在火车上被小偷偷走。小偷命不好，跳车逃跑时被压死，验尸后火化并按身份证通知家人和单位领取骨灰。老家召开了追悼会后几天，这位钱与身份证丢了的倒霉仁兄，在尽力完成出差任务后，半夜回到家。他轻轻地敲门，里面问：“谁？”他答：“我！”又问：“你是谁？”答：“我是张三呀！”问：“你要干什么？”张三答：“我要进屋里！”答：“你还要什么？你在外面说，我们一定办。你不要进来！”张三说：“我就是要进来！”……家里人审问了很久，才怀疑敲门的是死鬼索债，还是张三可能还活着，才开了个门缝，心惊胆战地审视了半天，明白了是人不是鬼。
鬼变洋娃娃
深夜，一位出租车司机开车经过据说经常有白衣女鬼出现的树林边，突然发现浓浓夜雾中有一白色人影，站在路中间拦住出租车。司机十分恐惧，心惊胆战地停下车，只见一个女鬼打开后门，啪的一声坐到后座上。司机回头一看，女鬼没影了。吓得他慌里慌张、急速开车逃跑。走了一半，偷偷地回头看看后座。只见一个大洋娃娃对他微笑，没有人，也没有鬼。他赶回出租汽车公司，下气不接上气地报告经理：“我半路上碰见鬼了！”经理问：“鬼在哪里？”司机说：“鬼……还在车里后座上。已经变成洋娃娃鬼了。”经理大声怒斥道：“你真是见鬼了！刚才一位女士打手机向公司投诉，说她在路中间拦了辆出租车，刚把洋娃娃丢上车，到路边拿箱子时，你把车开跑了！
美国学生给中文老师的伊妹儿（Email）
《世界日报》登过杨小滨的“一个美国学生给回国探亲的中文老师的伊妹儿Email”，照抄如下。
“您好杨老师；我是刘学生。我贵姓刘，您送给了我的名字。您活在中国的十间太九，我们都很失去您。放家，没有学校了。我的中文不但快快地坏了，我的体重而且慢慢地大了。
您的身体什么样？天气在北京怎么办？今天是星期末，您必须在用朋友玩儿？我猜？或者，做研究功课，勤勤奋奋？再次，我们真的失去您了。我们老老实实希望您来美国回得早。请让我们认识您的飞翔号码，所以我们可以去飞机场一起把您检起来。”
布什自己出自己洋相
美国电视有一个周末午夜搞笑的节目，像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那样，主持人搞笑，下边一帮现场观众哈哈大笑，千万电视观众开怀大笑，然后，十二点哗哗一响，大家笑嘻嘻地进入梦乡。有一次，这位主持人还请来布什总统来搞笑，他把媒体不断记录、挖苦他的在国内外讲话中弄错了人名、地点、时代、事件的失误集中起来，由他自己重新表演一通。有一次也把一位唱本国歌剧的总统的录相编辑成笑料，电视上放出一段段录相，总统张着大嘴怪模怪样、“啊……”、“呀……”、 “咦……”怪声怪调地唱着表演着，主持人跟着学，现场观众也跟着学，然后全场大笑，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也哈哈大笑，笑完就大睡。我周一见了一位美国教授： “为什么你们把总统、武装部队总司令变成电视上的小丑？多不严肃！”美国教授很严肃地说：“我们更喜欢小丑，比起暴君来。”
再见！祝大家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平平安安，真正幸福！相当健康，相当健康，相当健康！
姚监复
（2007年2月丁亥年正月于北京）
